英宗皇帝，濮王十三子也，故本宫谓之十三使，母曰仙游县君任氏，或言幼时父兄不以为子弟数。仁宗晚年无子，遣内夫人至濮宫选择诸子，欲养之禁中。英宗初不预选，选者无一可。既晚，内夫人将登车矣，英宗匍匐屏间，见之惊曰：“独此儿可耳。”众皆笑。内夫人独异之，抱之登车，遂养于慈圣殿中。时宣仁皇后以慈圣外甥，亦为慈圣所养。稍长，将以进御。仁宗曰：“此后之近亲，待之宜异，十三长成，可以为妇。”慈圣从之，后卒成婚。英宗在藩邸，恭俭好学，礼下师友，甚得名誉。嘉佑末，仁宗不豫，大臣议选立宗室子。仁宗勉从众议，立为皇子。然左右近习多不乐者。帝忧惧，辞避者久之。及仁宗晏驾，帝即位，以忧得心疾。大臣议请慈圣垂帘。帝疾甚，时有不逊语，后不乐。大臣有不预立皇子者，阴进废立之计，惟宰相韩琦确然不变，参知政事欧阳修深助其议。尝奏事帘前，慈圣呜咽流涕，具道不逊状。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尔。子病，母可不容之乎？”慈圣意不怿，曰：“皇亲辈皆笑太后欲于旧涡寻兔儿。”闻者惊惧，皆退数步立，独琦不动，曰：“太后不要胡思乱量。”少间，修乃进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圣之德，着于天下。妇人之性，鲜不妒忌者，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间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独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复进曰：“仁宗在位岁久，德泽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驾，天下禀承遗令，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一妇人，臣等五六措大耳，举足造事，非仁宗遗意，天下孰肯听从？”太后默然久之而罢。后数日，独见英宗，帝曰：“太后待我无恩。”公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唯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称耳。今但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岂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复言太后短矣。熙宁中，欧公退居颍上，辙往见之，闲言及此，公曰：“古所谓社稷臣，韩公近之。昔上在颍邸，方人情疑贰，公招记室王陶，使之密劝王倾身奉事慈圣。王用其言，执家人礼，至亲奉几筵，进饮食。慈圣由是归心，而大计始定。”
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皇嗣未建，宰相文、富、韩三公方议所立，参知政事王公尧臣之弟正臣，尝为宗室说书官，知十三使之贤，即言之。诸公亦旧知之，乃定议草奏书即欲上，而上疾有瘳，即止，尧臣私收奏本。后二年，韩公当国，群臣相继乞选立宗室子，乃定立十三使为皇子。及仁宗晏驾，皇子践阼，赏定策之功，以韩公为首。及元丰末，尧臣子同老上书缴进元奏。时诸公惟文公、富公在，皆归老于洛。会文公入助郊飨，神宗访之，公具奏所以，神宗悦焉。故一时诸公，例皆被赏。而韩氏诸子恶分其功，辨之不已，文公之罢平章重事，由此故也。然英宗之誉布于诸公，则始于尧臣；而其为皇子，嗣宝位，则韩公之力不可诬也。
韩魏公用郭逵签书枢密院事，众多不服。公谓人曰：“非不知逵望轻也，英宗欲置李端愿于西府，每曰西府当用一武人，吾知端愿倾邪，故以逵当之。”或曰：“不然。英宗欲用张安道，知不附己，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补复旧。上督其人，无以应，乃用逵耳。”
治平中，韩魏公建议于陕西刺义勇。凡三丁刺一人，每人支买弓箭钱二贯文省，共得二十余万人，深山穷谷无得脱者。人情惊挠，而兵纪律疏略，终不可用，徒费官钱不赀，无人敢言其非者。司马君实时为谏官，极言不便，持札子至中书堂。魏公曰：“兵贵先声后实，今谅祚势方桀骜，使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岂不震慑？”君实曰：“兵之用先声，为无其实也，独可以欺之于一日之间耳，少缓，则敌知其情，不可复用矣。今吾虽益二十万兵，然实不可用，不过十日，西人知其详，不复惧矣。”魏公不能答，复曰：“君但见庆历间，陕西乡兵初刺手背，后皆刺面充正兵，忧今复尔耳。今已降来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君实曰：“朝廷屡失信，民闲皆忧此事，未敢以来榜为信，虽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无忧此言之不信。”君实曰：“光终不敢奉信，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轻甚耶！”君实曰：“相公长在此坐可也，万一均逸偃藩，它人在此，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之运粮戍边，反掌间事耳。”魏公默然，竟不为止。其后不十年，义勇运粮戍边，率以为常，一如君实之言。及君实作相，议改役法，事多不便，予兄子瞻与其事，持论甚劲，君实不能堪。子瞻徐曰：“昔亲见相公言，尝与韩魏公言义勇，无一言假借之者，今日作相而不容某一言，岂忘昔目事耶？”君实虽止，实不喜也。未几，子瞻竟罢役局事。
台官蒋之奇以浮语弹奏欧阳公，英宗不听，之奇因拜伏地不起。上顾左右，问何故久不起。之奇仰曰：“此所谓伏蒲矣。”上明日以语大臣，京师传以为笑。
元佑中，蔡确坐弟硕事，谪知安州，作甑山公等诗，意有所讥切。谏官言之，未决。予兄子瞻方出守杭州，密奏言，若置确不问，则于皇帝孝治为未足；若不少加宽略，则于太皇太后宽政为少损。窃谓皇帝宜降诏推治之，太皇太后特加宽贷，确若稍知义理，当齰舌自杀。太皇大后深以为然。兄已出城，时遣中使赐茶药等。然文臣持确议不置，确遂南迁新州，时议者皆以为用法太深。然确顷自小臣擢用，每迁皆以鞫狱被赏，众以为善恶之报，不可诬也。孙和甫时在枢院，予偶见之，问及新州事，予以所闻答之。和甫曰：“固在西府亲见神宗晚年，以事无成功当宁太息，欲召司马君实用之。时王禹玉、蔡持正并在相位，相顾失色。禹玉不知所出，持正密议，欲于西边深入，掠虏巢穴，以为此议若行，必不复召君实；虽召，将不至。自是，西师入讨，夷夏被害，死者无算，新州之命，则此报也。”盖自西边用兵，神宗常持浅攻之议，虽一胜一负，犹不至大有杀伤。至于西边将帅，习知兵事，亦无肯言深入者。非禹玉、持正不历外任，不习边事，无敢开此议者。新州之祸，实出于此。
曹玮之守秦州也，州之西，立文盈关。关之所在，最为要害；关之左右，皆蕃俗也。玮以恩信结之，咸为之用，故秦州每岁出兵，以守文盈关而已。秦州所守既寡，则州兵虽少而用足，粮草可以自给。自后帅臣守其旧规，不改增。文盈之西九十里，号张小哥族，亦名张遵。旧与邻族有怨，而本帐兵马衰耗，常乞纳土秦州，前后帅臣皆以难守不许。及范翔作陕漕，权知秦州，遂许之，发兵城其地，建于古渭州。城既立，知州刘渔与秦州商贾及居人二千余家皆在城中，翔亦亲至其地，犒设其族。蕃人相约出兵截杀渔、翔等，翔等微知其语，犒设之日，晚还文盈。次日兵起，求翔不得，遂于中路筑城，截杀商贾及修城兵民共五六十人。道路隔绝，贼兵居其间，粮道断绝，城中无食。朝廷使张昪知秦州，刘涣、郭恩领兵苦战，攻破中路贼城。朝廷犹不能弃古渭，但罢不为州，置寨主、监酒二人，每季轮一将兵守之，张氏世袭蕃巡检。然自文盈至古渭九十里，其间但通一路，路旁即是界濠。秦州每岁支移省税应付古渭，而秦阙食则以贵价籴之，自是秦州始困矣。张氏既与蕃族不和，雠秦之兵，日向秦州驻札，当与同其患难，于张氏则便，而秦州实无所利也。近岁患古渭之孤危，乃命郭迳筑治平等寨以通秦、渭，招来蕃族，献寨中地置弓箭手，古渭孤绝之患则除，蕃族既尽，而所招弓箭手皆浮浪之人，无益于事。秦州亲与李氏为邻，屯兵益分，粮草益少，与曹玮旧制绝异。有王安石郎中者，秦州白石人也，其言如此。予后见李师中待制问之，言与之同。师中在秦州，尝乞将约蕃部地土上所筑堡寨，付与蕃族守把，却于曹玮旧寨分屯重兵，以制蕃部。师中言：今寨栅既多，屯兵分散寡弱，反为蕃部所制，若但付与蕃部，却令边里寨栅兵力完强，则蕃部畏威为用，其利害甚明。然未及行，而师中谪去。安石又言：秦州曹玮旧城绝小，自韩魏公、文潞公作帅，各增筑一面，今城比旧加倍，而缓急难守也。
李允则守雄州，以知术显，世多能道之者。予从事北都，父老谓予曰：“允则自雄入奏过魏。魏守，寇莱公也，谓允则曰：‘闻君在雄，筵会特盛，能为老夫作小会否？’允则曰：‘方入奏，不敢留，还日当奉教。’及还，莱公宴之，幄帟、器皿、饮食、妓乐，百物华侈，意将压之。既罢，谓允则曰：‘君许我作会，来日可乎？’允则唯唯。公顾谓左右：‘妓乐如今日，毋设百戏，幄帟、床榻留以假之。’允则曰：‘妓乐、百戏皆如今日，其他随行略可具也。’明日，视其幄帟皆蜀锦绣，床榻皆吴、越漆作，百物称是，公已愕然矣。及百戏入，允则曰：‘恐外尚有杂伎。’使召之。则京师精伎，至者百数十人。公视之大惊，使人伺之，则床榻脱卸，毡裹驰载，杂伎变服为商贾以入。明日荐之于朝，极称其才。雄之僚史尤之，曰：‘莱公尚气，奈何以此胜之？’允则曰：‘吾非夸之，示之以行军出没之巧耳。’”予后从事齐州，允则之孙昭叙为兵马都监，试问其遗事，昭叙曰：“雄州谍者常告，虏中要官间遣人至京师造茶笼燎炉。允则亦使倍与直作之，纤巧无毫发之异，且先期至，则携至搉场，使茶酒卒多口夸说其巧，令蕃商遍观之。如是者三四日，知蕃官所作已过，乃收之不复出。虏中相传，谓允则赂之，恐有奸变，蕃官无以自明，乃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