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营业盈亏，岁岁不同，势难预定。若虽遇营业状况不佳之时，亦必须照派定额之官利，则公司事业安能扩充，基础安能稳固？故我国公司之股份，其性质与外国之所谓股份者异，而反与基所谓社债者同，夫持有社债券者，惟务本息有着，而于公司事非所问，此通例也。我国各公司之股东，乃大类是，但求官利之无缺而已。职员因利用此心理，或高其官利以诱人，其竟由资本内割出分派者，什而八九。（最着者如奥汉、川汉、江西等铁路公司，集成股本数年，路未筑成一里，而年年将股本派息。
中外古今岂闻有此种企业法耶？）股东初以其官利有着也，则习而安之，不知不数年而资本尽矣。此数者，皆足以阻股公司之发达。后之君子，宜以为戒也。
公共观念与责任心之缺乏，其为股份公司之阻力者既若彼矣，而官办之业则尤甚。
今世各国，或以匡民力所不逮，或以防自由竞争之弊，往往将特种事业提归官办，而于全国国民生计所补滋多，而股份公司之缺点，时或缘官办而多所矫正。何也？官吏责任分明，惩戒严重，其营私作弊，不如公司职员之易，而人民监督政治之机关至完密，益不容其得自恣也。
我国则异是。官吏以舞文肥己为专业，而人民曾莫敢抗，虽抗亦无效，故官办事业，其秽德更什佰于公司。近年来，全国资本荡然无复存者，岂非官办实业蚀其什八九耶？故我国民诚不愿现政府之代我振兴实业，更振兴者，举国为沟中瘠矣！
第三，股份有限公司必赖有种种机关与之相辅，中国则此种机关全缺也。
股份有限公司之利便于现今生计社会者不一端，然其最大特色，则在其股票成为一种之流通有价证券，循环转运于市面，使金融活泼而无滞也。盖寻常企业，必须俟其企业完了之后，始能将老本收回。（例如以千金开一铺店，无论每年所得溢利几何，要之皆此千金之子息。若欲将原来之千金收回，则必在店铺收盘以后也。）股份公司之股票则不然。
吾今日买得之，若明日需用现钱，或见为有利，可以立刻转卖之；即不转卖，而以抵押于银行，亦可以得现钱。股票之转卖抵押，虽一日千变，而公司营业之资本，丝毫不受其影响。其为物至灵活而富于伸缩力，既便于公司，复便于股东，而尤便于全社会之金融。故其直接间接以发达实业，效至博也。而所以能收此效者，则赖有二大机关焉以夹辅之：一曰股份懋迁公司，二曰银行。股份懋迁公司为转买转卖之枢纽，银行为抵押之尾闾。不宁惟是，即当招股伊始，其股票之所以得散布于市面者，亦恒借股份懋迁公司及银行以为之媒介。今中国既缺此两种机关，于是凡欲创立公司者，其招股之法，则惟有托亲友展转运动而已。更进则在报上登一告白，令欲入股者来与公司直接交涉而已。以此而欲吸集多数之资本，其难可想也。而股东之持有股票者，则惟藏诸笥底，除每年领些少利息外，直至公司停办时，始收回老本耳。若欲转卖抵押，则又须展转托亲友以求人与我直接，非惟不便，且将因此受损失焉。夫股份有限公司所以能为现今生产界之一利器者，在于以股票作为一种商品，使全社会之资本，流通如转轮。（公司所产之物既为商品矣，而公司之资本，复以证券之形式而变为商品。是故公司之土地、房屋、机器等，本已将资本变为固定性，宜若除公司外，同时更无人能利用之矣。然寄其价值于股票中，则忽能复变为流动性，得以展转买卖抵押，是同时有多数人得利用本公司固定资本之一部分以为新资本也。故社会资本之效力可以陡增什百倍。凡有价证券，皆以增加资本效力为作用者也。岂惟股票，彼国债、地方债、社债等，皆同此作用者也。
又银行之兑换券、期票、汇票、支票、拨数账薄等，皆同此作用者也。欧美各国有此种种利器，常能以一资本而当什百资本之用，其所以致富皆在此。我国人最当知其故而师其意也。）我国股份公司，全不能有此作用，是股份公司之特色，失其强半矣。是故人之持有资本者，宁以之自营小企业，或贷之于人以取息，而不甚乐以之附公司之股，此亦股份公司不能发达之一大原因也。
[附言]股份懋迁公司及银行，今世诸国大率以股份有限之形式创立之者居多数。是故苟非股份有限之观念稍为普及，则此两种机关殆难发生。且股份懋迁公司，本以有价证券之买卖媒介为业，公司不发达，则股票之上于市场者少，安所得懋迁之目的物？即银行业，苟非得各种有价证券以为保管抵押之用，则运用之妙，亦无所得施。而股份公司不发达，则商业无自繁荣，银行业务亦坐是不能扩充。故股份有限公司与此两种机关者，迭相为因，迭相为果。（实则此两种机关，大率以股份有限之形式组织之，不过股份有限公司中之一种。此特就有特有之作用分别言之耳。）谈实业者，宜同时思所以建设之也。
第四，股份有限公司必赖有健全之企业能力，乃能办理有效，中国则太乏人也。
凡实业之须以股份有限公司之形式而举办之者，必其为大规模之企业，而一二人之力不能举者也。而既已为大规模之企业，则非夫人而能任者也。盖其公司之内部机关复杂，规模愈大，则事务之繁重愈甚。盖为一小国之宰相易，为一大公司之总理难，非过言也。言夫对外，则以今世生计界之竞争，其剧烈殆甚于军事，非具有生计学之常识，富于实际阅历，而复佐之以明敏应变之天才，以之当经营之冲，鲜不败矣。白圭有言："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夫白圭之时代且有然，况今日生计界之现象，其繁赜诡变，千百倍于古昔而未有已耶？故古代之英雄，多出于政治家与军人；今日之英雄，强半在实业界。今各国之巍然为工商界重镇者，皆其国中第一流人物也。我国自昔贱商，商人除株守故业、计较锱铢外，无他思想。士大夫更鄙夷兹业不道。盖举国人士，能稍解生计学之概略，明近企业之性质者，已屈指可数；若夫学识与经验兼备，能施诸实用者，殆无其人。每当设立一公司，则所恃以当经营之大任者，其人约有四种：最下者，则发起人本无企业之诚心，苟以欺人而自营私利，公司成则自当总理据以舞弊者也。稍进者，则任举一大绅，不问其性行才具如何，惟借其名以资镇压者也（近年各省铁路公司皆如此。）更进者，则举一素在商界朴愿有守之人充之，而其才识能任此事业与否，不及问也。最上者，则举一人焉于此事业之技术上颇有学识经验者充之，而其经营上之才器何如及平素性行何如，不及问也。（如办铁路则举一铁路工程师为总理，办矿则举一矿师为总理，办工业公司则举一工学博士为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