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若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以今观之，所多者奚啻佛、老氏而已。佛一也，师异道，人异徒，支分派别，不胜其繁，悖逆本宗，莫之有禁。老氏亦然。大抵世治则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世乱则反是。"惟民生厚，因物有迁";"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又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又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克绥厥猷惟后。"为人君者，民可以不禁，身可以不修乎？又曰："天下有道，国无幸民。"凡今身不在四民之列，侥幸以蠹国者，反以才俊有道有德待之，欲求天下之治，岂不悖哉？
士之论治者，如庸医之治病，不问病之虚实寒热，各随其性之所好而用药。己性优柔，虽大实大满大热之证，而不敢寒以下，浚以削，消导和解而已。己性峻决，虽至虚至羸寒弱不足之证，又投以酷烈。病本不死，医杀之也。天下之势亦然，为治去其泰甚，救其偏而不起之处，防其将然未着之患，宽猛刚柔，简易具备，一相其时之可否，如良医之对病用药。后世论治者不相其时之可否，君臣之能否，一随性情之好尚，好有为者专振起，好镇静者专苟且，宽者一主于含容，猛者一主于搏击。正如庸医，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若此之流，虽不能得其中，要之胸中有主，不务随人。降及近代，专务逢迎，揣摩唯恐其不工。间有出一直言也，则必群聚而沮毁之，多方以倾陷之，必使之见怒于上，见恶于众，不谓之诽谤，必谓之妖讹，不致废退获罪不已。是以五年十年之久，内外小大之臣略无一言之论治，岂为国之福欤？
两汉去三代不远，为政者终能穷理尽性，治民之道虽不能以躬行心得之余推以及人，无为而治，然亦知本而示之以好恶，故刑罚清而风俗美，所行者不烦。今年诏曰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明年亦然，又明年亦然。高、惠、文、景而下，以至于凶国，莫不皆然。人伦不过内外，内能事父母孝而友兄弟，外而事君长则必顺，交朋友则必信必让，不犯上，不作乱，不废惰先业，放辟邪侈。民心至此，则囹圄空虚，刑措不用。史书为实录，岂虚言哉？以后世观之，愈见愈信两汉之知本末。不劝激以孝弟力田，已为不知急务，而又纵子讼父，弟诉兄，妻妾言夫，婢仆讦主，雕文刻镂，刺绣纂组，嘉美而荣宠之，民俗从风而靡。岁岁丰穣，不免冻馁；谷帛收成，价愈涌贵。近年以来，民日流移，或不幸岁一不熟，以不孝不弟、无礼无义、背本趋末之凶人而处乎困约，吾恐笞杖不能禁，狱犴不能容，岂止于犯上作乱而已耶。智者防患于将然，不救患于已然。区区以簿书期会不报为大务者，不以我为迂，必以我为狂，诬妄是古非今，好生事端，一腐儒耳。
西汉言治之事，不讳君恶，不隐民瘼，昭言天谴，思患预防，以秦为戒，以三代为法，以道德仁义、礼乐教化为君德政几之先务，以孝弟忠信、修身敦本为臣民之事业，以簿书期会、问刑谳狱为可鄙，为俗吏。以后观之，俗吏亦不可得，鄙事亦不能办。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后世之政，去齐太远，不知何时而可望乎鲁。为君者以圣智自居，为臣者以僮仆自处，言何可能行，此孔子所以辞尊居卑也耶？又曰："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为政之要，大体则因依前代，救滞补弊，则或损或益。欲轻之于唐、虞、三代，则为貊、越；欲重之于唐、虞、三代，则为桀、纣。为政大臣不通经学古，不知后世之虐政殊不出于尧、舜、禹、汤、文、武，皆出于汉、唐。好大喜功，夸侈奢淫，立官无法，取民无艺，检身齐家临下御众无制，舍三代不遵，而遵秦、西汉，乃万世之罪人。武帝之罪甚于秦始皇；始皇之未尝行者，武帝创行之。后习熟见闻，以为当然，不以为虐，踵踵不废，有增无损，若之何民不贫且病也？若之何政不紊且乱也？官冗则事繁，欲多则财伤，政紊则民病，吏不循良则祸速。《通典》一书，三代之所无者十盖八九，非三代之君立政立事不智不才，不能如后世之详备，凡后世之所有，三代之所无者，皆病国病民不可行之政也。不可常行，何以为之典哉？
论治法法者，人君之大权，天下之公器。法立则人君之权重，法不立则人君之权去矣。何以言之？国之立法曰杀人者当某刑，伤人及盗者当某刑，使为恶者畏法而不敢犯，犯之则必当以法，虽有奸臣老吏，不能高下其手。据罪举法，或失之轻，或失之重，则官吏抵罪。是以善人有法可倚，良吏有法可守，奸恶有法可恐可怖可杀。小大贵贱，惟法之是视而不敢干越。不怒而威，死而不怨。兹非人君之大权，天下之公器欤？法不立则权移于臣下，小则一县一邑，大则一州一郡，无法可守。选官择吏既不精粹，多非公清循廉之人，民有犯罪，漫无定法，或性情宽猛之偏，或好恶不公之弊，或惑于请谒，或徇于贿赂，或牵于亲戚故旧之情，或逼于权势，或为奸吏之执持恐逼舞智弄文，或为佞言之说诱欺诈。暧昧之间，固不胜其屈抑，公明之下，亦鲜有不失其平者也。今既无法，邑异政，县异法，州异文，郡异案，六曹异议，三省异论，冤枉之情无所控诉，生杀祸福一出于文深之吏，比获叩九重而申明，则枉死者已十九矣。民知畏吏而不知畏法，知有县邑而不知有朝廷，故曰法不立则权移于下吏，而人君之权去矣。
余所谓法者，非止刑法而已也，百度百法皆是也。故正人喜其法立，奸人乐其无法。有法则权在君，无法则权在己。权在君则奉而行之，畏而遵之。权在己则轻重高下，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放肆纵恣，惟我所欲为而莫之禁，使民惟我畏，在一邑则势倾一邑，在朝廷则势倾天下，其原盖出于无法而以法授人也。梓匠轮舆，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君天下而不立法，使臣下人自为之，诚未见其可也。后世法令刑政繁多，细密于古百倍，而于天性人伦略不加意。孝友睦姻任恤，美德也；反是则国有常刑。今之薄俗，皆犯此六恶，执政者恬不知问。有所厚者薄，则何以为人？人失本心则虎狼之不若，何以为治？
又曰：法可恃乎？无法则上下无所守据，恃法则久无不弊，弊则奸生。故古人为治，无无法之政，无不变之法，一弛一张，相时救弊，使奸不能生，法不致弊，使贤者创物，不肖者守法，此圣人明义达权，法以情立，亦以情废，虑远议公，人存政举，两尽其美也。今日之弊，法所以不能立者，其原有五：虑之不远，见之不明，论之不公，信之不笃，用之不重。议法者徇末而不知本，泥古而不相时，自以为是，一人沮之，则卷舌而莫之能辩，岂非虑之不远，见之不明乎？一念私起，创置一法，趋利避害，鬻恩媚势，自相矛盾，为人捃摭，莫之敢言，以爵塞谤，补苴罅漏，譬若破釜坏舟，弥缝固塞，左完而右裂，前止而后泄，愈救之而愈坏，岂非论不以公，曲尽私意，人得而攻之者乎？遂令上之人疑惑失恃，曰："汝等建议立法，何不坚定也若是？人斥其瑕而不能辩，自叛其说而伏其罪。朕之任卿也，未尝不诚；卿等负朕也，动必以伪。朕谁适从矣？卿等既不可倚，我自有以处之。"是用求之于道，谋无稽之言、弗询之谋，自售自鬻者踵踵而来前，以致春令而秋改，夏命而冬废，岂非信之不笃，用之不重乎？所以致此者，议法者之罪也，而犹不悟，不能扩示大公，一洗曲弊，俛从众论。又刀笔俗吏小智自喜之人，沾沾笔削，将见窥间伺隙，攻瑕好讦，利口长舌，数倍于前日矣。吁！法果何时而定乎？
法之不立，其原在于南不能从北，北不能从南。然则何时而定乎？莫若南自南而北自北，则法自立矣。以南从北则不可，以北从南则尤不可。南方事繁，事繁则法繁；北方事简，事简则法简。以繁从简则不能为治，以简从繁则人厌苦之。设或南北相关者，各从其重者定。假若婚姻，男重而女轻，男主而女宾，有事则各从其夫家之法论；北人尚续亲，南人尚归宗之类是也。
论时事时弊则难救，法弊则易革。法弊者，一政一事或至讹坏，故易革也。时弊者，贵贱内外纲纪风俗皆坏也，故难救。儒生俗士所见浅近，所守执滞，救时与救法混而为一，不能分别，又不度德量力，弊不能革而祸已至身。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时者，一时；务者，时内之一政一事，自有小大，不可不别。时者，纲也；事者，纪也。纲坏而区区修纪，不惟无成，成则亦不能为用。此贤者避世藏器待时者也。
孔子曰："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凡人血气将至，而贪得之心愈甚。虽贵为一人，何求而不得？富有四海，何物而非我有？如唐德宗置琼林、大盈二库于殿侧，惟恐我之不能有，竞为泚贼辈白昼而攘夺之。鹿台之财，巨桥之粟，亦有是也。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岂不信哉？
晋武帝之平吴，隋文帝之平陈，赵太祖之平唐，皆以兴国初王之气，人主英明，谋臣策士众多，加以良将精卒（以下疑有脱误）非不多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天时非不得也，然而王猛临死谆谆然勿以南伐为谏。君臣之间所敢言者，正以晋尚有人，天未厌晋二事而已。所不敢言者，可胜计哉？苻坚之谋猷，苻坚之将士，岂能逃王猛之鉴哉？盖以坚非混一六合之英主，一时将士又非智谋雄勇料敌应变之材，所恃者徒有百万乌合之众耳。兵法所忌者，莫难于用众；以汉高帝之驾驭群雄，韩信许以止可将十万，况苻坚乎？用众而不得其道，只益败乱耳。吴子谓："能使五万人为一死贼，可以无敌于天下。"师克不在众，亦明矣。胜敌之道无他，知己知彼而已。彼以弱昧，我以强明；彼以众叛亲离，我以风集云会；彼以不足，我以有余；彼以某人为谋臣为将帅，我以此人为谋臣为将帅；彼之甲士若干，我之甲士若干；彼所恃者何物，我所恃者何物；彼所畏者何事，我所畏者何事；事事物物，幄谋庙算，如国手棋，持子不下，熟计多筹，万胜万全，然后下子，如是而不胜者，未之有也。大抵用兵之道，阙一不可者也：一、人情国势，二、君王，三、将帅，四、徒卒，五、戈甲器刃，六、仓库供应，七、天时地形。七事皆尽其美，鲜有不胜者。以孔明之材，粮运不继，六出祁山而无功。王翦之勇，非六十万众不可以伐楚。兵甲不坚利，是以卒与敌也；士卒不精练，是以将与敌也；将不智勇，是以国与敌也；君不能驭将，是以宗庙社稷与敌也。然则国君之于用兵可不慎欤？以数十年之蓄积涵养，角胜负于一举，苻坚之失足为明鉴：可不慎欤？
孔子对门人问为政者二，一曰足兵。兵所以平暴乱，防不虞，重朝廷，镇四海。虽九有无警，亦不可一日而无兵。兵不可一日而无法。无事则养育训练，恩威具举；有事则发纵指示，缓急得宜，多寡悉称处事；故能闲暇则不至于骄惰，征伐则不至于困惫糜烂。一入其籍，死生有数，什什伍伍，等而上之，至于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官无冗员，卒无虚数，节制尽善，以一当十。此养兵用兵之大略也。
尝闻一听讼者见负罪者当笞当杖，必发忿怒。疾恶之心固不可无，发为忿怒则过矣。有罪则有法也者，惩戒报偿之心也。忿怒者，好恶血气之私也。此心一怒，不惟有伤天和，既怒则心为气动，轻重失宜。以官府言之，则谓之法，法非圣人之所敢私也，天理之至公，圣人代天理物，一死一生，一祸一福，顺理而已。诛四凶，杀管、蔡，人自取之也，非我心之得私也。然则忿怒者，不亦过矣乎？
论臣道前车取覆之由，不以廉节自守，增禄自厚，一也；不能犯颜直谏，嘿嘿自保，二也；不能秉心公正，专用私门，三也；不能振立纪纲，畏首畏尾，不克协心一力，引养小人以启告讦，四也；不审大利病，切切细务，五也。大臣之道，先能正己，德足以服天下，才足以烛万几，救乱于未萌，致治于未乱，不动声色，怀忠贞尽瘁之节，然后以义理雍容不迫格君心之非，养君心之良德，将顺匡救，以道事君；必知其不可辅，以义而去，见几而作；此为臣始终之义也。若夫既不能正己，又不能养君之德，成事而说，遂事而谏，既往而咎，知其不可而强为，身名俱辱，事亦无成，虽言有可采，亦不足贵。近世居大臣之位者，不量己，不知君，无德行，无才学，依人而进，人君之视己如路人不相识，漠然如貊、越之不相信，有无不系毫末之重轻，缄默备员窃禄，事败祸至，四海称快。斯人也，又何贵焉？君天下者用人如此，哀哉！
前代大臣事业有看似平易而后人不能企及者，萧规曹随是也。当秦之末，法烦刑峻，民若鼎鱼，继以高帝、项羽连年之兵，困惫糜烂，岁无定月，月无宁日，惨毒之气，愁苦之声，上彻九天，下入九泉，求死而不可得。一旦豺虎屏迹，炎祚既定，汉政之所急所先，应天顺人者，惟在宁静简易宽仁而已。虽有三代礼乐文明之政，皆无所施矣。譬如久患痼疾疮毒之人，一日病少瘳，痛少定，所欠者安眠粥食耳。若萧、曹者，可谓知先务矣，起身刀笔吏，而智识有守也如是，兹盖天姿高远，不为学术风俗所夺者也。后世为臣者喜于有为而昧于用静，一秉国钧而求智名勇功，是以纷纷扰扰，求治而愈乱，求利而生害，上无定政而下无宁心，直至于乱亡而后已。若夫萧、曹之法，不惟宜施之秦亡汉兴之初，虽万世守之可也。大凡自古败家之子弟、亡国之君臣，皆非靳靳无能之愚人，而悉坏于才俊骛驰之辈，兹可见矣。
古今大臣得君者，其道有二。君子之得君，进以道，合以义，感以忠诚，语以仁义，如皋、夔、稷、契、伊尹、周公、傅说是也。小人之得君，揣知其意向，逢其欲，迎其志，导其所欲为而未能逞尽其心者，必过其所期而后已，笼以权术，曲邀固结，如哲妇妒女，巧谋钳其悟先，哀誓键于宠初，若战国之苏、张，秦之李斯、赵高，汉之弘恭、石显，唐之卢杞，宋之王安石是也。然历观往古，君子之得君者寡，小人之得君者众；君子之得君也难，小人之得君也易。盖君子言不用道不合则纳履而去，小人则不耻自售，枉曲求合，一履君门，如油之投面，胶之投漆，牢不可解，密不可间，始于趋利固权，终于丧身败家失国而后止。噫！朝廷之有小人，如阳之有阴，昼之有夜，倚伏对待，何时无之？窥伺人君一念之萌，巧投其所欲，如鼠之俟夜，应时而发。为人君者，好恶取人之际，可不慎欤？然而为小人之所祸败者，载在史册，历历可见，后来者又蹈覆辙，终莫之悟者，何哉？吁！君云者龙，命律者吕，则各从其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