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cendentatconception.原文为
immanent.家，不仅因为他的精神素质，而且因为他是笃信科学的；但我仍旧应该引证他才好。泰恩在追寻原因时得到了一种有时他称之为“种族”有时称之为“时代”的原因，例如，在他的英国文学史中，当他得出“北方人”或“日耳曼人”具有适合这样一种人的性格和才知——感觉淡漠、喜爱抽象观念、趣味粗放、轻视秩序与整齐——的概念时，他庄重地宣称：研究的结果是：人们相信有某种原始的意向，有某种为一个时代或一个种族的一切感觉、一切观念所固有的特性，有某种与人的精神和心理活动分不开的特点。这就是重大的原因、是普遍的和永存的原因。那种原始的和不可超越的东西所包含的是什么，在泰恩的想像中是知道的，但在批评方面是不知道的；因为批评方面要求说出被称为“时代”和“种族”这种事实或成堆事实的起源，并在要求知道它们的起源时宣称，它们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永存的”，因为，据我所知，我们不知有什么“事实”是普遍的和永存的，日耳曼人和北方人当然不是普遍的和永存的；木乃伊也不是事实，它们虽则存留了几千年，但不是永久存在的——它们变得很慢，但是确乎在变。
可见，对历史采取决定论看法的人，除非他决心不用一种武断的和幻想的方式去割断他的研究，否则他就必须承认，他所采用的方法是达不到他所期望的目的的。既然他已开始思考历史，虽则是用一种不充分的方法去思考的，他要么就一切从头开始，另辟蹊径，要么就依旧前进，但改变前进的方向，此外别无其他途径。自然主义的假定仍然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先收集事实，然后再去找出原因”：还有什么比这更明显、更无可避免的？），它当然会使人选择第二种途径。但选择第二种途径就是放弃决定论，就是超越自然及其原因，就是主张一种与历来采取的方法相反的方法——就是说，放弃原因的范畴而另取一种范畴，那另一种范畴只能是目的的范畴，这是一种外在的和超验的目的，是与原因相应的，相似的反面。寻求超验的目的就是“历史哲学”。
随后的自然主义者（我是指“继续思索”的人或如一般人所说的追寻结果的人），不管他怎样看待他的新探索，他是不能避免也从未避免这种探索的。甚至当他试图宣布目的或“终极原因”为不可知时，他也避免不了，因为（像在别处已经说过的），一件已被肯定为不可知的事物就是一件有点被知道了的事物。自然主义总被冠以一种历史哲学的美名，不管它的公式是怎样作出的：不管它对宇宙的解释是不是认为宇宙是原子所构成的，原子互相冲击，由于各种冲击和旋转而产生历史，它们又可以回复原始的分散状态而终止冲击和旋转；不管暗藏的上帝被称为“物质”或“无意识”或其他；最后，也不管上帝是不是被设想成一种利用原因的链条以实现其意见的“智慧”。在另一方面，每一个历史哲学家都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个二元论者，认为有一个上帝和一个世界，认为有一个观念和一件在“观念”之外或“观念”之下的事实，认为有一个目的的王国和一个原因的王国或附庸，认为有一个天上的国度和一个或多或少地属于恶魔或尘世的国度。拿起任何一本决定论的历史着作一看，你就会发现或从中发现一种明显的或当然的超验论（例如，在泰恩的着作中用的是“种族”或“时代”的名义，它们是真正的和正式的神）；拿起任何一本“历史哲学”一看，就可以发现其中有二元论和自然主义（例如，在黑格尔的着作中，他承认有些叛逆和无能的事实是不受观念支配或不配受观念支配的）。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历史哲学”是怎样不可避免地从自然主义的内部发生出来的。
二但是，“历史哲学”跟它所从出和对立的决定论概念一样，同样是矛盾的。它既已接受了但又抛弃了把粗糙的事实联系起来的方法，它就不再有可以联系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业已通过原因的范畴联系得再好不过了）而只有粗糙的事实了，它必须赋予它们的是“意义”而不是联系，要把它们看作一种超验过程、即神的显现的景象。现在，那些事实，就其是严峻的事实而言，乃是无言的，而过程的超验性需要一个器官来设想和表现，这器官不是思索事实或产生事实的思想器官，而是一种超逻辑的器官（例如按菲希特的方式抽象地先验地进行的思想），这除了作为一种消极的阶段，表示它缺乏有效的逻辑思维以外，在精神中是找不到的。逻辑思维的匮乏立即就被实践或被称为情操的东西填满了，那时情操是通过理论的折光作为诗歌而出现的。一切“历史哲学”中都贯串着一种明显的诗歌性质。古代的历史哲学把历史事件表现为某些民族或某些种族神只之间或某些个人保护者之间的斗争，或表现为光明与真理之神跟黑暗与谎言势力之间的斗争。它们就这样表达了民族、团体或个人对于霸权的向往，或人类对于善与真的向往。近代形式中的最近代的形式是那被各色各样的民族感情和伦理感情（意大利的、日耳曼的、斯拉夫的等等）所激发的形式，或那把历史进程表现为走向自由的王国的形式，或那把历史表现为从原始共产主义的伊甸乐园经过中世纪的奴隶制、奴役和工资走向恢复共产主义的形式，这种共产主义不再是不自觉的而是自觉的，不再是伊甸乐园式的而是人世的。在诗歌中，事实不再是事实而是字句，不再是真实而是偶像；如果它仍作为纯诗歌，那本是没有机会非难它们的。但它并不仍是作为纯诗歌的，因为那些偶像和字句是作为观念与事实放在诗歌中的，就是说，是作为神话放在那里的：进步、自由、经济、技术、科学，当它们被视为事实之外的媒介时，它们都是神话。它们之为神话并不亚于上帝与魔鬼、不亚于战神和维纳斯神、不亚于召夫神和巴力神、不亚于任何其他比较粗糙的神性形式。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决定论的概念在产生了反对它自己的“历史哲学”之后，又不得不去反对它自己的孩子，从求助于目的的领域转而求助于因果关系的领域，从求助于想像转而求助于观察，从求助于神话转而求助于事实。
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哲学的相互驳斥使双方都变成了一种空虚或一无所有，即一种单纯的空虚或一无所有，在折衷主义者看来，这种相互驳斥照例是两个实体的相互完成，它们产生或应产生一种相互支持的联盟。由于当代哲学中盛行折衷主义，即名称变换，可见我们除了有责任研究历史的原因以外，还有责任明确历史进程的“意义”或“一般计划”，原是不足为奇的（可参看拉布里奥拉、西梅尔和里克特等人的论历史哲学的着作）。由于讨论方法的作家通常又都是经验论的，因而是折衷主义的，所以我们发现，他们也把历史分为联合凭证及批判凭证并重建事件的历史和“历史哲学”两种（可参看伯恩海姆的教本，它是这类作家中最典型的一种）。最后，由于人们的常规思想是折衷主义的，最容易的事莫过于同意这样一种论旨，就是，仅有原文为
Jove和Baal,Jove即Jupiter.原文为
mutatonomine.表现一系列事实的简单的历史是不够的，思想必须回到已经构成一连串的事件中去，以便在那里发现隐藏着的计划，并答复我们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问题。这等于说，我们应当假定有一种和历史并肩存在的“历史哲学”。这种折衷主义赋予两种相反的空虚以内容，使它们携起手来；它有时候企图大显本领，把那两种谬误的科学或科学的谬误部分混杂起来。因而我们听到有人在保卫“历史哲学”，但警告说，“历史哲学”应当通过寻求原因以显示神的活动和理智或天意的办法，用“科学的”和“实证的”方法去处理。一般思想很快就同意了这一纲领，但后来无法把它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