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习，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
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老夫实实看破地，工夫不能纯至耳，故不能得心应手。若其偶合，亦有不减古人之分厘处。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骇，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
真行无过兰亭，再下则圣教序。两者皆无善本。若必求善本而后临池，此道不几乎息耶？近来学书家多从事圣教，然皆婢作夫人。圣教比之兰亭，已是辕下之驹，而况屋下架屋重儓之奴？赵子昂善抹索得此意，然楷中多行，殊不知兰亭行中多楷也。即兰亭一记，世之脍炙定武之一，以余视之，无过唐临绢本。此可与知者言，难与门外人语。若以大乖论之，子敬尚不可学，何况其他。开米颠一流，子敬之罪；开今日一流，米家之罪。是非作者之罪，是学之者之过也。有志者断不堕此恶道。此余之妄谈，然亦见许有瞻有识之同人，不敢强人之同我也。
凡事天胜天，不可期人，纯天矣。不习于人而自欺以天，天悬空造不得也。人者天之使也，勤而引之，天不深也，写字一道，即具是倪，积月累岁自知之。
混目冒躁之士，曰粗豪，粗非豪也。果豪矣，必不粗也。且道卯君中书者，喜其粗耶，亦属其锐而长耶？如以粗也，缉羊牛毛如指、如臂、如腹，何难？岂不中用哉？何必兔脊狸背鼠须之选也。
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今所行圣林梁鹄碑，如模中物，绝无风味，不知为谁翻抚者，可厌之甚。
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适发明者一笑。
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每逼面书，以为得真。其时对人作者，无一可观。且先有忿懑于中，大违心手造适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然此中亦有不传之秘。强做解人又辄云能辩吾父子书法，吾独为之掩口。大概以墨重笔放、满黑丫杈者为父，以墨轻笔韶、行间明媚者为子。每闻其论，正詅痴耳。三二年来，代我笔者，实多出侄仁，人辄云真我书。但知子不知侄，往往为我省劳。悲哉，仁径舍我去一年矣。每受属抚笔，酸然痛心，如何赎此小阮也。乙卯五月偶记。
清概论：清代是古代书法理论继往开来的一个时期。从清中期开始便逐渐形成了帖学与碑学明显分流的格局，而且帖学逐渐由盛转衰，碑学则日渐兴盛。故书法理论前期重视对笔墨技巧的阐发，代表着作有笪重光的《书筏》和朱履贞的《书学捷要》。后期则主要是对碑学理论的探讨，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揖》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揖》是这方面的代表着作，并形成了一股抑帖尊碑、重北轻南的风气。刘熙载的《艺概？书概》对南北书风的特色分别作了概括，强调他们各有所长，则显得比较公允、客观。不仅如此，《书概》还对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历史、书体演变的历史和书法艺术的技巧、风格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精要的理论总结。这些论着在中国古代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对清代碑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促进了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并对近现代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傅山《字训》
清—王澍《论书剩语》
清—梁山献《积闻录》
清—刘熙载《书概》
清—阮元《南北书派论》
清—阮元《北碑南帖论》
清—梁同书《频罗庵论书》
清—笪重光《书筏》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
《答熙载九问》
《安吴论书》
清—梁章钜《学字》
清—钱泳《书学》
清—吴德旋《初月楼论收随笔》
清—朱履贞《书学捷要》
清—冯班《钝吟书要》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清—刘熙载：《书慨》
圣人作《易》，立篆以尽。意，先天，书之本也：篆，后天，书之用也。
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微生于宫。故篆取力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辩也。
正书居静以洽动，草书居动以洽静。
书要兼备阴阳二气。大凡沉着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
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
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丘壑未易尽言。
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
书家一尚熟，而熟有精粗深浅之别，楷能用生为熟。熟乃可贵自世之轻俗滑易当之，而真熟亡矣。
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隶欲精而密，北碑似之。
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唐太宗论书曰：“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虞世南作《笔髓》，其一为《辩煮》，盖书虽重法，然意乃法之所受命也。
东坡论吴道子画“出新煮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推之于书，但尚法度与豪放，而无新意妙理，末矣。
它书，法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故不善言草者，意法相害，善言草者，意法相成。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
书艺始于指法，终于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