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衙门。
余同乡李忠毅公之文孙龙田司马，名惟仁，尝诋论曾文正公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余谓曾文正功业及大节所在，固不可轻议；然论其学术及其所以筹画天下之大计，亦实有不满人意者。文正公曰记内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问：“于何处可以见曾文正陋处？”余曰：“看南京制台衙门规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无当，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处也。”
不排满。
或问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余曰：“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兵权在握，天下豪杰之士半属门下；部曲及昆弟辈又皆枭雄，恃功骄恣，朝廷褒赏未能满意，辄出怨言。当曰情形，与东汉末季黄巾起事，何大将军领袖群雄，袁绍、董卓辈飞扬跋扈无少异。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天下既决裂，彼眈眈环而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观，有不续兆五胡乱华之祸也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虎门轶事。
前哲有言，人必有性情而后有气节，有气节而后有功业。余谓当曰中兴人材，其节操风采，最足动人景慕者，莫如彭刚直公。犹忆庚申年，中法构衅，刚直公以钦差大臣守粤省虎门，时余初入张文襄幕，因识刚直公左右，得闻其轶事。当时，孝钦皇太后垂念老臣，不时赏赐参貂食物等品。每逢赏品赍至，刚直公一睹天家物，辄感激涕零，哭失声。庚子年，辜鸿铭部郎名汤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当时匪踪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烂，又值文宗龙驭上宾，皇太后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卒能廓祸乱，盖皇太后之感人心、系人望者，不徒临政之忧勤也。三十年来迭遭变故，伦常之间亦多隐痛，故将相大臣罔不体其艰难，同心爱戴。”云云。据闻辜部郎《尊王篇》之作，盖有感于当曰所闻刚真公虎门哭失声一事。
曹参代萧何。
梁启超曾比李文忠为汉大将军霍光，谓其不学无术也。余谓文忠可比汉之曹参。当咸、同间，中兴人材除湘乡曾文正外，皆无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盖所谓大臣者，为其能定天下之大计也，孟子所谓“及是时，修其政刑者”也。当时粤匪既平，天下之大计待定者有二：一曰办善后，一曰御外侮。办善后姑且不论，至御外侮一节，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洎文忠继文正为相，一如曹参之代萧何，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决裂，乃至于不可收拾哉？
大臣远略。
余同乡故友蔡毅若观察，名锡勇，言幼年入广东同文馆肄习英文，嗣经选送京师同文馆肄业。偕同学入都，至馆门首，刚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欢喜迎入，慰劳备至。遂带同至馆舍，遍导引观。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指示殆遍，其貌温然，其言霭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何人。后询诸生曰：“午餐未？”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曰当朝之宰相文中堂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余谓文文忠风度固不可及，而其远略亦实有过人者。中国自弛海禁后，欲防外患，每苦无善策。粤匪既平，曾文正诸贤筹画方略，皇皇以倡办制造厂、船政局为急务。而文忠独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材，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
上流人物。
国朝张缙《示张在人书》曰：“凡人流品之高下，数言可决者，在见己之过，见人之过；夸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见己之过，不见世人之过；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取长去短，人我互相为用者，其次焉者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长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见人之过，不见己之过；但夸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余昔年至西洋，见各国都城，皆有大戏园，其规模之壮丽，装饰之辉煌，固不必说，但每演一剧，座客几万人，肃然无声。今曰中国所创开各文明新舞台，固欲规仿西制也。然每见园中观剧座客举止嚣张，语言庞杂，虽有佳剧妙音，几为之夺。由此观之，中国比西洋各国之有教无教，即可概见。尝闻昔年郭筠仙侍郎，名嵩焘，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齐整，回国语人曰：“孔孟欺我也。”若郭侍郎者，可谓服人之善，而不知己有一毫之善，是之谓上流人物。
书生大言。
甲申年，张幼樵在马江弃军而遁，后又入赘合肥相府，为世所诟。余谓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盖当时清流党群彦之不满意于李文忠，犹如汉贾生之不满意于绛侯辈。夫绛侯辈固俗吏也，贾生固经学儒生也，然当时若文帝竟能弃其旧而谋其新，命贾生握兵符为大将，果能系单于之颈而不为张佩纶马江之败衄者几希望。至入赘相府一节，此犹见合肥相国雅量，尚能爱才，若汉之绛侯、陈平辈，试问肯招贾生入赘为婿耶？
五霸罪人。
庚子拳匪肇衅，两宫巡狩西安。李文忠电奏有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当时，有人将此语传入张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滑。”至今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余曰：“昔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余谓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抚，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清流党。
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盖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无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戍、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韩子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于文襄亦云然。
孔子教。
一曰，余为西友延至其家宴会，华客唯余一人，故众西客推余居首座。及坐定，宴间谈及中西之教，主人问余曰：“孔子之教有何好处”君试言之。”余答曰：“顷间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曰所谓争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曰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传》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后人知相让。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以此也。
新算学。
辜鸿铭部郎云：“曰本故相伊藤侯，甲午后解职来游中国。至武冒，适余所译《论语》英文告成付刊，即诗一部赠之。伊藤侯谓余曰：‘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曰之二十世纪乎？’余答曰：‘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云云。予闻此言，谓辜部郎曰：“君今尚不知目今二十世纪数学之改良乎？前数学谓三三如九，今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七；俟我还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十一。君尚不知此，无怪乎人谓君不识时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