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予曰：古人之诗传至今日者，大底属高贵者居多；若平民之作，即工而获传，亦必附于贵人之后。所以今日新学家，谓国诗均属贵族产物，而一般滥迹风雅者，又往往借此为攀援利器，以实其言。由此观之，诗之为值益可见矣。岂古时民间制作传者少乎？抑高贵大人之诗果无足道欤？先生尊诗而重国体，对此宜作何解？予曰：否。诗乃平等法，决由民间创造，不以地位高下论也。顾亦不限富贵者流，不过地位高工诗者少而易传耳；然必真工者始传之远。若孤贫之士，能诗者自较贵之为多；然取之不多，用之不宏，真好者亦不数见。若有鸿篇杰构，亦断不俟贵人而传，而贵人往往争传之。此种原因，实因我国历朝皆右文之世，文字优美者，无不见贵于朝。傥非废弃中途，亦无不见贵于俗。今之新文人得其形似，遂误视为贵族文字，岂不知欧洲十九世前，无论何国，均以文学为唯一生命，往往一编甫出，价夺公卿。而科学之兴，亦基于此。此虽由在位者提倡之力，实亦举国民气所锺。盖上无倡者，下无由兴；民无作者，则上亦无由倡。要之文艺一道，真赏不虚，直接国民之精神，断非权势所得参与。作者未必即欲其传，传者亦不自知其所以传。盖亦作者自作，传者自传之而巳矣。
或曰：近人如胡适之诸君，提倡新体解放，已将前人五七言古律诸体一概置诸不论；而先生仍作五七言，将弁髦其学说耶？抑别有他说以自伸奥衍乎？曰：皆非也。胡之新诗，非胡自创之。当今欧美学者均倡自由诗，解放前人一切束缚。而胡归国后适逢国变，将顺潮流，故亦力倡新说。就诗之本源论，胡君之说是也。诗之本质尚离文字，何况区区五七言。有新体解放之说，学者始知作诗之本能。否则浩如烟海之陈篇烂语，堆砌满纸，以此云诗，诗亡不更速乎！胡君虽主张新体，乃借新体作后来真正国诗之发轫耳，非谓五七言不成诗体也。就胡君之意释之，既可任意发挥情趣，又必专专学步于过去之五七言者，其事倍难，而成功尤不可期，不若一例解放为佳。故其同人中，亦有诋斥白话诗而劝学生攻习旧诗以养才识者，固不尽如胡说。否则陈腐虽去，而乱谈瞽说，又遍塞士林矣。总之作诗不拘何体，皆能见谛，但不可无体，新诗亦诗体也。吾之所以仍作五七言者，殆欲于难中就易。倘令我改作新体者，正是易中求难矣。所谓难中求易者，吾得古人之消息较多于青年，诗体不能加予以束缚。不于易中求难者，予于新诗之体裁构造形式上多费一番工夫，即于吾诗之本能上多一妨碍也。以诗之实质论，予与胡君之志本无不同，但胡狡狯而我诚实耳。
诗之声出于辞，辞发于意，意根于心，故诗者心声也。若词家则依谱填辞，辞出于声，意会于辞，而心声不可见。然声之长短高下宏纤曲折，亦自能随作者心意而曲肖之。善此者亦可到至处，但究竟为声所缚，拘滞形式，方之诗歌，终有一鸿沟不能越过。非关工力，实因拟像多耳。若作者不依旧谱，任意构造，即与诗之长短句无异。顾长短句要有真气盘互，词则不须，结果必成为非词非诗之怪品。傥再不限韵，又不成声，即等于剧本上说白之词，所谓国诗恐不若斯之简易也。须知词之成立，本由长短句而来。天然妙好之辞，所谓诗人偶然得之者，后人就声势立为不变之谱。然长短句排列之格式，至无穷也，则谱亦无穷也。假令作诗者临时造谱，其事固难，而实无当于作诗之旨趣。与其费无用之探索，终不成为诗，又不成为词，莫如严格区分之无谱者诗，有谱者词，犹为当也。诗之有四五七言，元音之节奏也，非谱也。三言促，九言长，四言庄重而不灵，宜于古乐分章奏之；八言即两句四言，尤重滞，六言亦然。然则最适于作诗之用者，孰有善于五七言乎。五言比四言只多一字，虽仍庄重而灵便多矣。七言比六言多一字，比八言少一字，辞气已能畅达。故五七言者声数也，非字数也；节奏也，非律缚也。单音文字之国语固有如斯之结晶体，可以寄诗声，可适诗人絮意修辞之用，不必与自由诗较量短长，亦不必与词家强分优劣矣。
五七言格（谓古体）在国诗上占有优胜卓越之地位，不仅历史上之关系，实由语言文字之性质使然，前已略论之矣。今之学者所最不满意而以为束缚思想者，要不在五七言之句格，而在句句用五言或七言也。此亦未尝无理由，盖句句同样，似无作者自由之余地，而实大谬也。诗未有无形式者，英国诗形式甚多，我国词曲亦然。作诗者既不能离形式，而又生造一形式，则莫如仍以五七言为标准。束缚仅此一项，固所以限制诗人之流情，而又能促成诗之整个精神、整个韵味。无斯二者，终不成诗也。而此两种格式，亦刚到好处，不放亦不拘，作者可以运转词华，回翔情志，此惟我国语中饶此性质，英美诗殆不如也。长短句则七言之变体，仍属七言部分，古人亦多为之。要无妨于诗之整个精神与韵味可矣，非独立体裁也。“英雄欺人”一语，阮亭之言，至今犹可味也。
近人说诗常以主观客观对待立论，未尝不明晰，但亦就诗之品类加以界说耳。实则诗之真际，厥在主观。我国自汉魏以来早经发达，西人才萌蘖耳。客观诗重要者为乐府，后世诗人亦往往因袭旧制，创立新调，顾精采已不及古诗之多。史诗除所谓《焦仲卿》、《木兰诗》外，更是绝无仅有。至于剧诗虽多佳制，而去古愈远，淫哇杂进，固不得与真诗并列。盖所谓主观诗者，必能表示诗人个体，而诗之价值亦因其人。所谓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不可者，已将诗之一艺借重于作诗之人。必如是而后诗道始尊，诗学乃可得而论。魏晋后着名诗家，大都出于学者，其人其学足法，不仅其艺足称也。故有因艺而其人传，亦因人而其艺乃传。我国诗教之转移如是，否则玩物丧志，亦学者所深戒矣。就实际言，所谓诗者，独有主观，此外皆其支流余裔也。当清末时，士夫已有醉心欧制者。黄公度作乐府新曲，学者都传诵之，格调雄伟，颇类军歌。后继者乃无闻焉。此亦属客观诗，而伟丽实非前人所有，亦时世造之。然犹不适于学者研究讽诵之用，况其他乎！今之学者专就形式立论，鲜有潜心于古大家之制作洗涤心神发扬志气者。动必以西人为法，而于单音文字之体势，诗教之源，一慨漠然置之，殊可怪也。
欧洲十九世纪以来，学术思想迥异古昔。我国承其波，驯至今日，尤为奇幻。学者拘于一曲，不见大方，鲜不嗒然若丧者。顾历世千年以上之国语尚在，十七朝之诗统犹存，此种文艺，固已卓绝人寰矣，况其间伟人哲士，学业勋名，炳炳麟麟，昭然史乘。诗之一艺，实能引发国故，鼓舞民风，亦今日我国学者应有之思想也。但又不徒矜持一国之文明，拘拘步武前人，依傍门户。先当置身于世界之广场，放大眼光，抛弃从来诗人恶习，然后探元索隐，择术立言，性情之余，兼通利济，则艺之为用，亦何尝不宏。如必效儿女呻吟，方成绝唱，或则谓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抑又过矣。
自唐宋以至清末，诗人之集多如牛毛，诗人亦等于瓦砾。新学家既难其格而畏之，复惊其多而贱之。无怪也。顾印版之作虽多，而真诗仍是代不数人，人不数篇也。诗教未尝一日熄，时近则作者之名未灭，流通之籍尚存，多无足异也。但诗之本身，自有万劫不磨之高境，始终一贯之真传，初不因烂纸陈篇，稍贬其价值。佳篇偶尔一见，正赖有此万纸之流传，作者如林，乃克造成绝群之伟制。宗支蔓衍，应时迁变，神奇化为腐臭，腐臭复化为神奇，诗之进步，殆如此也。此岂浅见好奇之士所能共语者哉！不俟其徐化，而假手于急就之章，无异绝其根株，而望萌蘖也，焉能绝之哉！
诗在我国学术上是进化者，后胜于前，毫无疑义。前人每教人学古，又教人超俗者，亦未尝误。学古乃多识前言以畜德，非谓今人必不及古人也。诗本是超俗之物，学古人正在此处。至于诗之进步，是专就取材言。其经过之时代斑斑可考。周人以诗为教，诗与诸经并行；至汉始有诗学，而五七言亦同时继经学而大兴，顾所谓诗人者枚、傅、苏、李外，尚属寥寥；建安以后，诗人始盛，诗派益多，然无所谓诗家也；至唐宋乃有大家，专家之诗动至千百篇，汪洋恣肆，包众有而各自成派。此国诗进步之大概也。顾诗之为物，依世法而立，与禅家相似。周诗时代，同时有大家庭礼教制度，而诗亦成为礼教时代之诗。秦汉时，诸子百家大骋辞说，诗亦变而为楚词。汉人辞赋宗之，乃于诗外别成一系，而同时诗亦带楚声。厥后庄老学说盛行，浸至魏晋，清谈遂为诗人之干，至此诗界新辟一涂径矣。嗣后陶公以田舍一派，卓绝后先。所谓“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者，陶公实开其端。而同时佛学已大昌于我国，一得之士，终不能出其范围。故六朝以来之诗人，又开一新涂径矣。当佛老时代，文学界之词赋仍行，分流为骈体，华辞隽旨，俱足以粉饰诗界，诗至此可谓取精用宏矣。唐以后文一变而为八家，儒释道三教并行，诗派之多，前古未有。至宋儒以性理代佛老，影响于诗者益大，自是重主观，言意境，词曲亦于斯时寝盛，割诗人一席，如汉赋然。自是诗声之趋势，大变前人，声病之后，继之以放，而元陆诸家并兴矣。降至明清，诗人均不出唐宋二代范围中。清末西教东渐，科学勃兴，诗之地盘，自当有一番变化，无足异者。要之诗依世法而立，曰诗教也，诗学也，诗家也，庄老也，性理也，辞赋也，骈文也，词也，散文也，皆诗材也。兹后科学之入诗，亦理所当有，英国沙雷早开其端。但我辈须知诗之为物，自有其特性，决非以上各类之所能拘束。独来独往，今古一声。纵复万国不同之语言，万世不知谁何之物质，此物依然潜在，且愈进而愈精，可断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