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领事
我朝今日拟遣使臣、立领事于泰西各国，诚千古一时之创举也，而论者或以为轻重失宜，后先倒置，而于睦邻之道犹未探其原也。岂以中朝之所谓睦邻者，不过在无事则羁縻之，有事则弥缝之而已耶？因此有不惬于西人之心欤？今在内者，措施未极其宜，办理未极其当，而即欲驰域外之观，则以后中外交涉之事，更臻繁剧，此不宜遽遣者一也。华民之羁旅于外者，悉遵其国之地方官约束，或有平时受土人之虐遇者，无可伸雪，今立领事，则控诉有门，吁呼有路，案牍之繁，势所必然。
兹于莅临之日，不为之挽回申救，则不足以张中国之声灵，伸华民之愤抑。若领事许为之经理，则不独日不暇给，亦且力有未逮，此不宜骤遣者又一也。睦邻之道无他，首在自强，而自强尤以得人为先，得人必先以总理衙门始，所谓由内以及外，由近以及远也。今洋务一切未明，而遽欲长驾远驭，逞其雄图，吾未见其必有裨乎国是也。呜呼！洋务亦易明耳，不外乎以情喻之，以理折之而已。事有可行则许之，事不可行则明告之，务期于必信必速，毋卑毋亢。苟自问情无可疑，事无不直，则虽因此以得罪，亦无所憾。总之，凡事以一身任之，无贻朝廷之隐忧而已。苟徒以委曲周旋，逢迎接纳，以为弥缝之至道，羁縻之长策，则吾未见其可也。夫在今日非无通悉洋务之人，其在上位者亦未尝懵不知西情，无如身家之念重，利禄之情深，临事不敢担持大利害，惟虚与之委蛇而已。中朝之情，西人了然若指掌，阴为播煽，阳为恫喝，以肆诛求而行要挟者，无所不至。而西人究不得逞志于中朝者，非中朝之礼义可以优柔之，中朝之甲兵足以震慑之也，盖在乎泰西各国之互相牵制也。然将来强弱大小必有所归，其执牛耳而为盟主者，乃惟其所欲为矣。封豕长蛇，恣其荐食，虽在日后即在目前，然则我中朝自强之术曷可缓哉？惟能自强，则遣使臣、设领事，一切皆有实用，否则亦不过以虚文相縻而已。夫有国家者，在乎举贤任能，敬教劝学，通商惠农，所谓本也；练兵选士，制器造舟，开矿理财，所谓末也。睦邻柔远，一视同仁，破除畛域，相见以天，此以尽乎内者也；遣使臣、设领事，通文告之词，浃往来之谊，此以尽乎外者也。本末兼备，内外交修，则庶乎可矣。
传教上
呜呼！自泰西诸国议和立约以来，通商、传教，二者并行，而中外交涉之事，变故多端，龃龉迭至，近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普国晏拿帆船被劫，英国探路人员见戕，此事之出于通商者也；川省之肆虐教民，大通之惨戮教士，此事之由乎传教者也。顾中国之民往往不仇夫通商，而深嫉夫传教，则以传教之士深入内地，足以摇动人心，簧鼓世俗，其害至于渐渍而不可治。故近者如闽之建宁不许其建立会堂，皖之大通不许其宣传福音，蜀之重庆，不许其习教传徒，潜滋暗长，纷然与教为难，而且群起而肆其掊击。其间因教以滋衅者，大抵天主教居多。夫天主教之嚣然不靖，不独在中国为然，即在欧洲诸国何莫不然。溯自天主教之兴，始于罗马，即今意大利国是也。此外，如法兰西、澳地里、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皆崇奉天主教者也。若耶稣之教，创犹未久，行犹未远，三百年前路德崛起乃创行之。如英吉利、普鲁士、瑞典、荷兰、甸麦皆信耶稣教者也。天主、耶稣教各半者，则如瑞士、日耳曼列邦是也。当法国之强，天主教最盛行于泰西，几于出主入奴，与耶稣教各立门户，互相水火，窘逐焚戮，无所不至，而又主持国是，总揽朝纲，国君之废立更易，得以为政。逮乎法蹶普兴，教王失地，而普相俾思麦又设法整顿，隐为之制，于是气焰渐衰，而教士亦渐知敛迹。盖奉教诸国亦渐悟其教之非，如意大利则以教王之久据罗马都城也，深为痛嫉；西班牙则以怂诱乱党，从中翼助也，而恶之，屡谓政教二者勿相兼摄；法国之现任总统，英国之前任宰臣，无不欲削其权，俾其无侵国政。此近日欧洲裁抑教士之新章也。
惟耶稣一教，不与天主教同日而语，其守己奉公，绳趋尺步，盖有与天主教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别辙者。而其入中国传教，自华民视之，一若无所区别也。足迹所至，异言异服，因之滋事生衅者亦有之。况中国所守孔孟之道，往往为所诋毁，听其宣讲者，必至强者怒于言，弱者怒于色。前时发逆之变，逆首洪秀全假其教名以倡乱，而耶稣教传道之士，不但不昌言斥绝，反与之通问言情，时出入其中，视为同教。薄海士民以其昧于顺逆，良深痛愤，此招物议之所由来也。议者以为诚如是也，将来易约之时，可否将传教一款删除，实可消无端之萌蘖，而绝无限之葛藤。如向者日本与泰西立约，教士但可旅居而不能传教，我中国何不可援此以行？不知此恐不能也，盖泰西诸国有所不许也。议者又谓如许教士深入内地，则事变繁兴，中西以此断不能言归辑睦。且中国何以不将前后情形遍告欧洲，诚以和约之立，有所利益，固宜谨守，而有时多所妨碍，亦可删除。即如蒲晏臣所立华民往美佣工之约，今美廷何以不守，而反拟请中国删除也？岂彼可行之于我，而我不可行之于彼乎？此屈臣公法二百六十三款中所有也。然而我恐其不能行也。议者又谓数年前，天津拟换和约之时，我朝廷已力请改除此款，而诸国皆谓，传教之士如遇有事，可交最近领事办理。然如四川一省教士殊多，而最近者为汉口领事，相距甚远，往返维艰，此中必多掣肘。夫保护天主教者法国也，法国今昔异形，与之妥商，或者可从。即法人仍蹈从前之积习，欧洲诸国断不代为之左袒，以兴戎而滋祸。顾以事理揆之法人，亦断不能从也。盖通商英为重，传教法为亟，法人自传教以外，别无所事。近来中廷一切措置，时为西人所藉口，谓中国惟欲闭关自守，不喜与诸国通往来，不然，何以遣使驻都，久未见其行之也？不知此皆臆测之词。总之，天下事与其求诸人，莫如尽诸己。传教之士则为西人，而入教之人则皆我民也。嗣后凡遇入教之民，则异籍贯，编门牌，给匾额，稍以示其区别。有事则归地方官惩办，教士无得袒护，而无事地方官民亦无得苛待。教士所至，须问民之愿否，毋得以势力相强。此皆各尽其分所当然而已，而又何龃龉之有？
传教下
迩来民教相涉，辄致中外龃龉。推求其故，大抵一由于愚民之无知，一由于教民之有恃。由泰西至中土传道者，一曰天主教，一曰耶稣教，虽曰同源而异流，而教中规仪迥判。自西人言之，不独有新旧之殊，亦且有邪正之别，在泰西本国中久相水火，惟在中土则分道扬镳，两不相涉，所谓各行其是而已。天主教行之最久，亦最远，内地乡落无所不至，耶稣教则不过通商口岸耳。而近时传道宣教者，辄以华人，虽西人足迹所不能至，而华人则无不可深入也。所至之处，久之必至互相驳诘，此积憾生衅所由来也。西国奉教之士，其来也由于考授，非世家子弟，亦彼国俊髦，于西国书籍既通，而又肄习中国之语言文字，其学问之深者，亦卓然可称为专门名家，其性情品诣，有时亦复蔼然可亲，纯然有异。惟华人之进教者，大抵愚者多而智者少，明者寡而昧者众，理趣既未能深造，言语亦未能圆融，动辄诋孔孟为不足师，程朱为不足道，悍然宣播于众。夫其言而出诸西人，听者尚能少忍，至出自华人，则强者弱者必群起而攻之矣，此事变之所以生也。至于华人之疾憾西人，盖亦有故。西人在其国中，无不谦恭和蔼，诚实谨愿，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即翻然改其所为，竟有前后如出两人者。其周旋晋接也，无不傲慢侈肆。其赜指气使之概，殊令人不可向迩。
其待仆隶下人，频加呵斥，小不遂意，辄奋老拳。彼以为驾驭中国之人，惟势力可行耳，否则不吾畏也，且欺我者随其后矣。其游历内地也亦如此，所以动至取祸。又华民之所讲者，尤在顺逆之分。曩者发匪之乱，彼则以为此乃君民相争，无预我西国人事，探贼所近之处，私售以枪炮药弹，载运接济，不绝于道，而教士中尤先为通问，喜其为同教也，民间由是切齿痛心。何不思立约通和乃出自朝廷，发匪乃朝廷叛民，岂宜私与之往来，潜为之翼助，使华人在西国者易地而为之，西国朝廷其能不问乎，西国民人其能不怨乎？此即所谓恕道也。西人或者其未尝反复思之欤？不然，西人至此以货易货，自鸦片漏卮之外，其余未尝不有无相易，贵贱相征，自可耦俱无猜，同沾夫利益，而何衔憾蓄愤之有？或者谓唯唯否否，不然，此特小焉者也。自通商以来，索口岸、索酬饷，辄以兵力从事，据我名城，俘我大臣，而又连樯北上，谓将入告，以至国步多艰，所不忍言，此非薄海臣民之所共愤者耶？故言乎我国家之待西人至为深厚矣。恩意缠绵，礼文渥挚，无区畛域，悉予怀柔。即如经过关卡，出入城垣，独示优崇，异于常等，岂西人未之知耶？故今日之为西人计者，要当尊朝廷，守和约，而中外交涉，一切开诚布公，相见以天。其通商也，以片言括之，曰不欺；其传教也，以二字赅之，曰无强；其彼此往来也，曰毋骄毋肆，如是而中外安有不辑睦者哉？昔春秋列国之相约曰：“尔毋我诈，我毋尔虞。”今亦当益之以四言曰，毋尚势力，毋恃兵戎，各泯意见，共矢和同。
达民情
天下虽大，犹一人之身也。治天下之事，犹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气充足，血脉流通，然后沉疴可去；善治国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扞格，呼吁必闻，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故礼乐刑政，可因时以为变通者也；宽猛张弛，可随俗以为转移者也。而独至民志之孚，民情之洽，则固有其道焉，初非智术得而驭之，权势得而驱之也。中国地大物博，生其间者，莫不沐浴先圣之教，知所以尊君而亲上。而世变日新，其君子则多狃于因循，其小人则渐趋于浇薄，以致寡廉鲜耻，各怀一心。此非运会之使然，天良之尽汨也，其故皆由在上者，视民间之疾苦，忽不加减于心；斯在下者，视长上之作为，原非有利于己。如人之一身，其手足则麻木不仁，其耳目则冥顽无觉，而心腹溃瞀，终莫知其所以然，故一举一动，悉听命于人，惟唤奈何，究不能自立也。今圣君垂拱于上，群贤翼襄于下，励精图治，以期扫除积习，渐臻富强，此正大有为之时，不易逢之会，而民风尚顽梗如故，民情尚游惰是耽。其不幸猝遇凶荒，则哀鸿载道，迁徙流离，莫保朝夕，此非上天之不仁爱也。窃尝究其得失，揆其由来，即委穷原，参观互证，盖以为上下之情，不能相通而已矣。欲挽回而补救之，亦惟使上下之情，有以相通而已矣。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不甚相远也，而上下之分既殊，则上下之势相隔。其赖以略分忘势，爱戴维深，嫌疑不起者，则恃乎情之联属焉耳。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急公赴义之忱。如心志之役股肱，如手足之捍头目。所以远涉重瀛，不啻本境，几忘君民之心，惟期国运之昌，数十年来，中原之大，皆其足迹所及，此其明效大验也。中国则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任司牧之权，于簿书、钱谷、刑戮、鞫讯外，已无他事矣。其民之生计若何，困苦若何，为抚字，为鞠谋，贸贸然不暇计也。夫天地之生，人为贵，竭其手足之力自足以赡身家，运其心思之灵自足以成事业，特无有为之倡率，斯或狃于积习，不知振奋耳。即如佣工外洋之徒，其迫于饥寒者半，习于游惰者亦半，然一至其地则竭蹶从事，能耐劳苦，反有出乎土人之上者。故西人观此情形，每谓中国之人赋性灵敏，勤于作事，且自奉俭约，凡垦辟荒芜必藉其力，国家有意经营，宜广为招徕，以收后效，是西人亦知中国之民之大可用也。故即嘉邦埃利士人，视同仇敌，而美廷犹思有以保存之焉。由此观之，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别求他术也。能通上下之情，则能地有余利，民有余力，闾阎自饶，盖藏库帑无虞匮乏矣。由是而制器则各呈其巧，练兵则各尽其材。上下同心，相与戮力，又安见邦本既固而国势不日隆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