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和
自法人败盟以来，多所需索，志在要求，意存凌侮，其势固宜战而不宜和，能进而不能退，可拒而不可许也。盖以我所据依者，理而已矣，情而已矣。理直者气自壮，情正者言自顺。以中国甲兵之众，材力之裕，储蓄之饶，守备之密，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固何难与之相见于疆场，誓师于边境哉？我于此但当计曲直，而不必计胜负，但当计顺逆，而不必计强弱。此一役也，列祖列宗实式凭之，普天率土罔弗共之，况乎天下之怀义愤也久矣，以法人之屡次无礼于我，群且眦裂发指，无不延颈企踵，擐甲枕戈以待，事机一旦决裂，然后奋臂以兴，投袂以起，而与法人为难。此诚事之不可缓，机之不可失，而民众之大有可用也。以是议者皆谓，此时非一战无以作士气，无以振人心，无以兴人材，无以宣皇威，无以张国体。不知此固然矣。惟是和战之权应操之自上，能发者必先计其能收。设使人人皆以义愤为辞，乡自为团，人自为练，衽金革，习器械，跳荡拍张，悍不可制，好事喜乱之徒，乘机而入其中，谁能辨之者？
蠢然思动，至于溃烂不可收拾，而于是乎天下多事矣。此固不可不虑也。又况今日者，泰西各国通商中土，其与中土商民，平日非有势分之相临也，非有恩信之相结也，非有意气之联络也，非有情谊之浃洽也。其待中国之人以礼貌，以情意，以相周旋交际者，固不乏人，而其间或有恃势妄作，逞臆横行，待之不以其道者，亦未尝无之。众固无如之何，而其心之衔忿蓄怨，固已久矣。徒以一人镇之自上，百执事奉承奔走于上下，以相左右而保持之，故皆俯首听命。若一旦法事猝兴，人思报复，保毋有别国受其害者乎？至此将谁执其咎哉？故民气可静而不可动，民心可聚而不可涣。和则可暂安于目前，而战则兵连祸结，一时不能窥其究竟也。以管见言之，莫若暂与之和，而亟图自强。当今要务，在与法重订详细条约，其中自有主者，非外人所能越俎，亦非一介小民得以妄参末议，自取罪戾。惟彼则索赔偿，索抚恤，百端以要我，而我则置之不复理，似乎相去悬殊，虽欲议和，无从说合。
窃以为礼之用，和为贵，驭远睦邻之道，斯为美。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天之道也。苟其所求甚奢，势固不能强从，若不过区区百数十万金，似尚可行。独是所争者在乎正名而已，初不在乎索之巨细多寡也。赔偿即为酬饷，固万不能出之于我，即抚恤亦非我之所当行也。谅山一役，其发难始自法人，我国兵弁多所死亡，岂法宜抚恤，而我国之若军若官，乃任其暴骨于郊原，流血于沟浍哉？我有抚恤之赀，彼亦当有补苴之费，则所持乃得为平，所请乃称为允。今者不必议抚恤，不必议赔偿，大皇帝大度含宏，恢乎罔外，筐篚玉帛，古者行成修好之所不废，盟聘会同之所常有，以黄金若干镒、白金若干斤，遣一介之使，驰尺一之书，馈于法之总统，曰此言和之礼也。惟兹不腆藉以结两国之欢，而永万年之约。若法廷报币之来，即一二金之物，亦足以将意。我则惟重其和礼而已，厚往而薄来，所以示怀柔远人之道也，此亦九经之一也。我则曲尽斯意，为天下苍生而屈，亦为泰西列国通商而屈，非畏法人也。
若犹不许，是法人不顾生灵之涂炭也，不顾万国通商之大局也。谁为戎首，谁为祸始，天下当共知之。然后我传檄通国，布告邻封，惟有左执鞭弭，右属橐鞬，以与法人从事。呜呼！法人于我中朝，岂真欲出于一战哉？彼有挟而求，至再至三，声言南趋台峤，北驶析津，无非肆其恫喝之故智耳。我前言法人于中朝有五不可战，乱党盘踞于内；强邻眈视于外；守国之防卒不能尽撤；驻越之戍兵未可遽离；劳师袭远，越境图人，万里馈粮，兵不宿饱，重瀛调舶，士非夙习。此五难也。马达加斯，蕞尔小岛也，以兵临之，屡闻败耗。与英议埃及新辟之河，啧有烦言，或不免于争，瞻顾张皇，动掣其肘，外强中槁，情形立见，是彼为己谋之不暇，何暇谋人？乃更欲树一敌于中朝，其计亦左矣，其志亦》矣。我中朝始终持前说，坚忍不拔，一听客之所为，则其气沮矣，其术穷矣。沐猴得冠，黔驴无技，正今日法人之谓也。虽然，伸于目前者，我喜彼怒，仍必泄愤于将来；屈于暂时者，彼怠我奋，自可相安于日后。草莽下士，罔识忌讳，平生忠愤无所发抒，辄欲执戟荷戈，为众先驱。特以灼知远情，熟揆大势，和则可冀苟安，战则难筹全策。盖天下事，不徒恃战，不徒恃和，恃我有以当战则战，当和则和而已；不患在战，不患在和，在我有以备于战之先，善于和之后而已。法事既平，正我国家励精图治发奋自雄之日。诚哉！张幼樵侍御所云“法事之终，正兵事之始也。”请得而纵言之，曰无因循也，无苟且也，无蒙蔽也，无粉饰也，无虚骄也，无具文也，无植党也，无营私也，无偏徇也，无拘泥也，无欺诈也，无始勤而终怠也，无玩时而愒日也，无有名而鲜实也，仿效西法毋徒袭皮毛也。养民练兵，训士惠商，举贤任能，简吏择官，去虚仪，尚实意，敦品诣，重艺术，除律例之繁苛，文试勿行时文，武试勿以弓刀石，别开文武两科，务期实效。与民相见以天，与泰西列国开诚布公，通彼此之情无以远近隔，达上下之志无以贵贱殊，则所以治中而驭外者胥在乎此矣。如是乃可以言和。
言战
今日法国之事，我不知何以为战，何以为和。何则？法人设计以图用兵以攻者，越南而已。其命将出师遣兵调舶之初意，不过四端，曰酬饷、割地、辟路、通商而已。苟我中朝以越南为藩属，二百余年来，久形恭顺，登于王会，受其共球，则不必待其作申包胥秦廷之哭，而后援之也，当遣一介之使，以告于法曰：“越南为敝国藩封，天下所共知，贵国当亦知之。幸以敝国之故，勿加兵焉，不然贵国有进征之师，敝邦亦有往援之旅。”法幸而听，固两国如天之福。倘法人诘戎兵，备艨艟，以从事于越，豕突狼奔，鲸吞蚕食，欲得而甘心焉，则我朝廷亦当先之以文告，继之以武功，命上将整六师，云集关外，以保兹小邦越，而与法人诘朝相见于疆场，如是乃得谓之战。去岁李傅相与法使会于上海，雍容辞命，往复周旋，未有成说。法人逞其跋扈，恃厥恣睢，一举而入东京，再进而踞顺化，与越结约，垂为定章，是其投鞭断流之势，目中早已无建业矣。我中国虽朝发军舰，夕遣营官，羽檄交驰，仓皇境上，而出关之师，究未与法人一矢相加遗，并未交绥，即行退守，如是何得谓之战？和者对战而言者也，既未与战，又何得言和？此我之所以不解也。曩者俄人之伐土耳其也，英人声言救援，今日发劲旅，明日调坚舶，帆樯驰驶，旌斾飞扬，一若大举搏战即在顷刻间。
逮俄入土都，大局已定，而英终袖手作壁上观。迄乎欧洲列国集议之时，未闻俄与英人再订和约也，以英虽有救土之名，而未尝与俄有交战之实也，兵衅未开也，邦交如故也。今日法、越之事，何以异是？且法人于越南，固已大逞其所欲矣。其循北圻而往，如朗松、如洪化，悉已入而踞其城垣，占其营垒，戍以重兵，不复还越，则地已割矣。循红河而往，欲溯之而通道于滇、蜀，舟楫可行驶，商贾可往来，则路已辟矣。法人于此，尚复何求？不过通商蒙自，撤兵越境，则须请命于中朝耳。是亦不过另订商约，而不得谓之和也。酬饷一节，明言不欲过索，业已昭然白之于天下。前盟具在，口血未干，何得再有后言？此不过以越南贫蹙，犹获石田，历来兵费必不能偿，故思及我中朝耳。彼来议和之时，早有深意，不然越南之事，中朝已概置不理，本不必无端牵入，自多枝节。其来只请通商一款，或再请撤兵之期耳。我朝与彼立约，亦当削除越南诸说，不必与之争藩属之空名，争之弥复损失国体耳。法在越南早已定有约章，又何必我朝再预其间哉？法人如以越南为中朝藩属，则揆之万国公法，必不能兴兵致讨，取其土地，戮其官民，作封豕长蛇之荐食。苟以为无预于中国，则又何必订入中朝约内，申说再三？此进退无据，两者皆无以自解也。乃今者无端索赔，其情其理更不可问，又多肆其恫喝，则惟有与之一战而已。夫战非我之所欲出也，设使天牖其衷，法人悔祸，两国讲信修睦，以玉帛而不以兵戎，岂非社稷民人之福？无如彼以战来，我不能不以战往，是战者乃我之所以应敌也，非我为戎首也，非我为祸始也，天下列国之所当共谅者也。战之之道有二，曰暂战、曰常战。
法人自恃其船坚炮利，将猛兵精，以为无敌于天下，非先一战以挫其锋，必不肯俯首以就我范围。彼不过欲酬款若干万而已，若先与议定，以一战之胜负为取与，约于何地开仗，然后两国以兵戎相见。若中朝获胜，则作罢论，法人不得再启衅端；法胜，则所议若干万，敬拱手而奉之于法，无有异说，此所谓暂战也。未战之先，当属三军而告之曰：“我朝国势之盛衰，兵力之强弱，万民之所仰望，列国之所注观，胥系于此一战。”鼓其勇，作其气，重其犒赏，激发其忠义，悉精锐，厚势力，驱敢死之士，材官技击，不专一长，而统之以百战之能将，安见其不可出于一战哉？既战而后畀之，则我可自愧于天下。我朝自二十余年来，讲求武备，整顿边防，仿效西法，制造舟舰枪炮，练兵士，砺器械，淮勇、湘勇各自成军，号称劲旅，设非出之于一战，则可用与否末由知之。若遇事变之来，畏首畏尾，虚与委蛇，动以贿赂行成，徒张敌国之气焰，而堕我军之志气，所谓胆智者何在？所谓勇略者何在？敌不可纵，祸不可延，隳军实而长寇仇，正今日不战之谓也。顾战必有以制其死命而后可，曰出奇，曰用间，曰以静制动，曰以逸待劳，曰以主御客，曰固扼险阻，曰严绝接济，曰但守之于内河而不必击之于外洋。法人狡谲特甚，其用兵于中国，必先以轮舰十余艘游驶洋面，亟肄以疲我，多方以误我，使我眩其虚声而多为之备，备多则势分，备多则力涣，彼乃得舍坚而攻瑕，避实以击虚，而于是乎得逞其志矣。我当何以驭之？曰静则可以制动，逸则可以待劳，彼客我主，守有当所，无事疲于奔命。法之大舰巨炮，但能纵击于大洋，彼欲攻城略地，势不得不登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