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陋轩记
吉田香竹，今之狂狷者流也。意气阔达，操履洁清，生平擅郑虔之三绝，而凛杨震之四知，远近士大夫，无不知其才而钦其品，学者多称之为晚稼先生。近年自号何陋居士，而即以何陋名其轩。轩盖其读书谈道延宾宴客之所，虽矮屋三椽，未极爽垲，然入坐其中，图书纵横，彝鼎斑驳，与庭前花木萧疏，互相掩映，固未见其为陋也。然则何陋者，殆香竹自谦之词与？呜呼！近世之所谓陋者，岂第居室而已哉？口诵服、郑，貌托程、朱，宗汉绍宋，妄立门户，此学问之陋也。猎取风骚，摹拟李、杜，撦挦割裂，自诩名家，此文章之陋也。师古太泥，变法太厉，徒袭皮毛，未参实际，此艺术之陋也。目不睹丘坟，足不出里巷，乡党自好，议论偏激，此识见之陋也。九州之外，非耳目所能穷，六合之中，非心思所能遍，以蠡测海，坐井观天，此胸襟之陋也。而香竹皆无之，其所谓陋者，惟此一轩耳，曾何足为香竹病。香竹之见余也，以寺田士弧为介。寺田称其性情旷逸，怀抱倜傥，生平好酒好色，自率其真而与世无竞，与物无忤，为尤不可及。今以其轩请记于余，余初未有以应也。或曰香竹命名之意，非谦而实傲，盖曰斯轩也，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是化陋而为不陋，惟香竹有焉。余以或人之言，为香竹告，而请即以为斯轩记。
读日本《东京繁昌记》
志书之流，近亦夥矣，或记方隅，或录异域，或追想今昔之盛衰。如《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犹令见之者欷歔想慕不已。江户为都会名区，固繁华薮泽也。其间如楼台之崇绮，园囿之广深，士女之便娟，民物之殷阗，海外诸国无不荟萃于此，贾胡列货于市廛，火齐、木难，光怪陆离，不可方物，以至鱼龙曼衍，变幻万状，而平康曲里，窈窕其容，丽都其服，灯火笙歌，彻夜不绝，录此者殆侈其极盛欤？然而有盛必有衰，不可恃也。惟为上者有以持盈保泰，去其僭侈而汰其靡丽，使之务适于中。古者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是所望于主持风会之君子。
华夷辨
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夷狄虽大曰子。故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
上当路论时务书
当今天下纷然，竞尚洋务矣，岂不以洋务即时务哉？言兵事者，则曰枪炮之精也，船舰之坚也，军法之严肃也，营制之整齐也，边备之周也，海防之固也，无一非推西人为巨擘，一若自西人外，无可与谈兵者矣。言艺术者，则曰舆图之精核也，象纬之深明也，造器制物之奇巧也，机器之妙，可以水火二气之力以代人工也，一切织纴冶造无不胥赖乎是，一若事半功倍，舍此无能驾乎其上，而此外更不足与言制器者矣。其谈富国之效者，则曰开矿也，铸币也，因土之宜，尽地之利，一若裕民而足国，非此不可。至于学问一端，亦以西人为尚，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名家，辨析毫芒，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字词章，无不悉废。夫自东西通商以来，留心时务者，固宜师其所长而攻其所短，明其情伪，揽其形势，悉其民风俗尚，知其山川物产，而于其古今来之盛衰强弱，沿革升降，探其源而溯其流，然后我可以蹈瑕伺隙以制之。此之谓长于时务者，驾驭之道不外乎是，而修睦之要亦在于斯，顾未有舍己以从人者也。今日时务之急，莫在乎收拾民心。盖民可顺而不可逆，民可足而不可匮，民可静而不可动。其外庞然嚣然，而实则无所有者，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福，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治民之本，当知尽其在我者而已。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可已。《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治民本也，仿效西法其末也。西国之所以讲强兵富国者，率以尚器为先。惟是用器者人也，有器而无人，器亦虚设耳。孟子言以仁政治民之效曰“可使制梃”，此非迂谈也，盖民忠义激发之气，实有百折而不回者。人心之机器速于影响，一国之炉锤捷于桴鼓，是在为上者善用之耳。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即如泰西诸国，亦非徒驰域外之观者也，其善于治民者莫如英，入其国中，无不优游暇豫，自乐其天，而不尚操切之政，束缚驰骤以为能者。夫如是，然后能行之久远。抑又闻之，治国之道，先在养其元气。如西国之法，斫削之尤甚者也，必也择其善而去其不善，不必强我以就人，而在以彼之所学，就我之范围，神明变化焉而民不知。略陈时务所在，幸少垂察而采择焉。
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日者进谒崇阶，获亲颜色，纡尊降贵，略分言情。伏念某草茅疏贱，梼昧无知，而乃屡承侧席之求，虚衷下问，又何敢嘿而不言？昔齐桓收九九之数，燕昭以郭隗进说，方且不惜千金买骏骨。若某之所陈，辽东白豕耳，而辄敢以之献于左右者，芹曝之忱，拳拳独矢，故谓之不自量可也，谓之非爱则冤矣。犬马之报，惟力是视，虽蹈赴汤火所不辞。夫天下所难者，感恩知己耳，今遇阁下则兼之矣。一昨节相忘其尊严，旌钺下逮，此固因阁下之一言，顿使某重于九鼎。顾某之期所以副望者，自此益复难耳。今就管见所及备陈如下：一曰广贸易以重货财。贸易之道广矣哉，通有无，权缓急，征贵贱，便远近，其利至于无穷，此固尽人而知者也。抑知古今之局变，而贸易之途亦因之以变。古之为商仅遍于国中，今之为商必越乎境外。何则？他国之贩运于我国者踵趾相接也。
东南洋之通于中国则自明始，由是其国愈众，其路愈遥，而所为贸易者，其术亦愈精。曩东南洋之在汉，所重者贡献而已，初不在利也。唐则乃行榷税之法，利入于官。至宋以来，钱币泄漏，始以为患。盖彼所来者奇瑰珍巧，只足以供给上官，而缗钱、银币输于外洋者，反以有用易无用，中国漏巵之弊，实源于此。迨自明季，西洋诸国以兵力佐其行贾，于是其利日巨而其害日深。嗣后加以鸦片之鸩毒，日耗无算，而中国所与交易者，无非中国之所固有，钟表等物，等诸奇技淫巧可耳。顾彼能来而我不能往，何能以中国之利权仍归诸中国？西国之为商也，陆则有轮车，水则有轮船，同洲异域，无所不至。所往之处，动集数千百人为公司，其财充裕，其力无不足，而其国又为之设官戍兵，以资保卫。资虽出自商人，而威令之行，国家恃以壮观瞻致盛强。此古今贸易之一变也。中国于此，虽不必尽行仿效西国，但事贵变通，道无窒滞。今诚能通商于泰西各国，自握其利权，丝茶我载以往，呢布我载以来。至于中国内地，当以小轮船为之转输济运，如是则可收西商之利，而复为我所有，而中国日见其富矣。且夫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
英人计虑深远，智巧日出，制造愈精，以中国；之，何遽不如？特上未之重焉耳。苟有大力者以开其端，潜移默化，安见风会之不可转移。如上海等处所设船局，其船皆出自华匠之手，既成之后，华人皆自能驾驶，枪炮药弹并能仿造新法。若论贸易之道，无区大小，皆能获利。物料既充，而工耐勤苦，十余年来西商之为华人夺其利者，亦已不少。即如东南洋诸岛以及新、旧金山，华人皆自运货物至彼，西商之利为减十之八九。今彼所售于我者为呢布，我所售于彼者为丝茶，利薮仍为彼据。华人之所以不能往彼者，惮于风涛，未能涉远，始事维艰，无人为创。今招商局中轮船日多，由渐而及于远。船上驾驶之人，工同而价廉，而我国之人，皆可往彼学习艺术，操舟之技，不患不明，一变之效，岂不系于是哉？二曰开煤、铁以足税赋。今中国设机器，立船局，创行招商轮船公司，在在均需煤、铁二宗以资利用。顾中国各处山矿所产本自富饶，原不借资于外地。惟中国自塞其利源，非惑于风水之谬谈，即惕于舆情之中阻。朝廷亦鉴于前弊，言利之臣多不敢议及乎此。不知有明矿务之坏，在乎专任内官，致滋骚扰，而当时所有承充矿务者，类多纨绔鹾茵，不识矿苗之衰旺，所估漫无把握，以至预其事者动辄倾家，局外之人，遽引以为戒。今欲因是而停止开采，俾天地自然之利閟而不宣，此无异于因噎而废食也。夫英国不过海外弹丸三岛耳，而富强甲于欧洲，其岛素无所产，一切皆取诸他国。
惟煤、铁二矿独饶，不仅足用于国中，且贩运于境外，诸所制造机器、枪炮、舟车，独精于天下。迩来其国垦掘渐艰，价值日昂，精于算学之士，曾遍历其境而筹核之，在矿未出而易采者，仅足以支一百数十年。然则英国之富强，自此已臻止境。自余泰西诸国，类皆斫削其精华，匮竭其膏髓，以为能事。惟我中国所蕴独全，曾有西人足迹遍历各省，就其所测，知产煤之所，略见一端。湖南六万三千方里，山西九万方里，直隶、山东、满洲之南境二十五万二千方里，四川二十一万方里，陕西七万五千方里，甘肃六万方里，河南三万方里，贵州四万二千方里，广西三万九千方里，广东六万九千方里，湖北一万五千方里，福建七万五千方里，江苏四万二千方里，浙江一万八千方里，江西十万五千方里，安徽一万二千方里，云南六万方里，总计之约得一百二十五万七千方里，其所产多于欧洲不啻二十倍有余。况产煤之地亦必产铁，盖铁矿、煤矿自必同蕴于一山，共出于一处，珍石玮宝亦错杂于其中，此在乎人之善采耳。开采之始，当先善其章程。愚见以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避忌讳之虑甚多，势不能尽展其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