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俄经营亚洲
呜呼！英、俄两大国之经营亚洲非一日矣，其处心积虑，可云并力而一志。论者以为俄近而英远，俄贫而英富，其图维虽同，其将来之所至必不同。其以俄为近者，谓俄在亚洲，其幅员辽阔，实与欧洲相毗连，所分东西二土，一曰西伯利，一曰高加索，皆在我中国之北方，与满洲、蒙古相接壤。其地之俄人，性情风俗与北方亦相仿佛，且能操中国方言。俄国贩茶之商，皆自与华人交易，以有易无，毋相欺也。俄人又能忍辱耐烦，不惮劳苦，绝无贵倨习气，而于中国北方道里夷险，无不稔悉。黑龙江一带所设买卖街，日益繁旺，俄人更以重兵宿将驻戍其地，以示郑重。若英则不然，其国夐然三岛，悬于海外，所有属地皆以战舰、水师互相联络，虑诚周而计诚密矣。然譬之一人之身，有所隔绝，其血脉终不相贯注，是英不如俄也。其以俄为贫者，谓俄土地虽广袤，而在亚洲者，多荒寒不毛之土，几于千里萧条，杳无人烟。俄人虽竭意整顿，然限于地势，终难大有作为。俄虽地跨三洲，而立国则在欧土，一切师旅遣发、粮饷转输，皆由欧洲为之纲领，其欲与欧洲呼吸相通，则必先建筑火轮、铁路，使之八达四通，无所阻滞，始可以操左券。顾经费浩繁，非一时所能骤措，俄固有志焉而未逮也，以事势揆之，非数十年加意筹维，必不能耳。俄虽土大人众，而财赋之富则不如英。英苟欲用兵，一旦可集赀千万，若兴巨工，众商无不愿倾囊解囊，顷刻可以立就，而俄则不能也。英属印度，年来已心悦诚服，无不愿托英之宇下，兹以重兵驻其地，以资镇守，一有事故，命将简师，咄嗟立办。故英之立国虽远，而其属土则近也，况又据膏腴之壤，扼形胜之地，因利乘便，操纵自如，视俄之土瘠民贫，无以施其长驾远驭之术者，不可同日而语矣。此则俄不如英也。故英、俄同一经营亚洲，英易而俄难，俄迟而英速。识者度势审时，而知其有如此者。故为亚洲计者，纷然不一。其说或谓宜备英而亲俄，或谓宜联英而拒俄，不知此皆未得其中也。善为守者不予人以有间，善为备者不示人以可疑。我惟自立于不败之地，亟图自强，藉以治中而驭外，毋使人得以乘隙而抵我，虽俄大英强，其能为我患哉？
泰西立约不足恃
天下之势不定一尊，则其乱靡有所止。盖体相敌则政多歧，政多歧则法必紊而畛域之见分，斯利害之情判，虽剖符置质，亦且旋约而旋背矣。《诗》所谓“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传》所谓“盟可寻，亦可寒，要盟弗信，质终无益”，此其明征也。泰西各国，犬牙相错，千百年以来，皆以兵力相雄长，稍有龃龉，则枪炮交轰，杀人如麻，曾不爱惜。近则托诚信以相孚，假礼义以相接，如向戌之弭兵，如苏秦之约从，立为万国公法以相遵守，又复互相立约，条分缕晰，其有不便者，得以随时酌更。似乎明恕而行，要之以信，可以邀如天之福，永辑干戈而共享升平焉矣。然揆其情势，则约可恃而不尽可恃也。盖立约一事，本非有所甚爱而敦辑睦之谊也，亦非有所甚畏而联与国之欢也，不过势均力敌，彼此无如之何。或意有所欲取而姑以此款之，或计有所欲行而先以此尝之，若利无所得，则先不能守矣。故夫约之立也，己强人弱则不肯永守，己弱人强则不能终守，或彼此皆强而其约不便于己，亦必不欲久守。即如黑海之约，各国俱所与闻，不独英、俄也，英欲守之而俄必欲背之，岂俄不畏诸国之议其后哉？诚以守此不渝，则擅其利者惟英，而受其敝者惟俄也。俄且日就富强，换岛于日本而水师有其备矣，取地于霍罕而通商得其道矣。地兼三海，卷甲而趋，欧洲在其掌握；路辟西疆，屯兵伺便，印度据其咽喉。故英之欲守约者，盖藉此联络诸国以相援也；俄之欲背约者，盖非此则难越雷池一步也。此不独英与俄自知之，即天下万国亦无不知之者也。如是而谓约足恃乎，抑不足恃乎？然此犹曰事关国家大计，难以兼顾，语所谓“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也。若英与美解交匪犯之约，不过罪人斯得，免奸滑之徒，以邻国为逋逃薮耳。且立约之初，本甚平允，足以劝善而惩恶也，今乃停止不行，以至犯法者越境乃免，得以逍遥事外，是岂好恶之公，赏罚之典哉？是知约不可恃，道在自强。受人国家之寄，身肩艰巨之投者，正宜励精图治，举从前之积习扫而空之，勿任私智以相欺蒙，勿狃成见以相倾轧，广育英材，收揽豪杰，讲求富强之术，精究攻守之备，以绸缪于未雨，以弭变于无形。遇有交涉之事，则开诚布公，速为办理，如是则约虽未立，亦不虞其有所藉口也。非然者，内安于因循则事多丛脞，外过于宽缓则敌将生心，虽息壤在彼，有不堕其计中者鲜矣。方今和议已成，所立规条斟酌尽善，诚为中外之福。然倚伏之机，剥复之理，本无定局，尤望尽其在我以成可大可久之图者，不可恃此区区之约，庆相安于目前也。
西人重日轻华
地球四大洲，亚细亚幅员为最广，风气之开亦独先。中国圣圣相承，皆以达人而居天子之位，制礼作乐，肇启文明，故三千年前已为声名文物之邦，威德覃敷，震于遐迩，海外大小诸国，其仰慕我中华如在天上。日本虽在东瀛，与我中国一海遥隔，而文字攸同，风俗无异，一切制度大都采自汉、唐。惟我中国不勤远略，闭关自守，不与外通，历代史乘所载，海外诸国登王会之图，预共球之列者，皆其慕化而自来，向风而麇至，初非我中国招携怀远抚绥而柔辑之也。日本虽居海中，屹然四岛，宜其便于舟楫之利，而考其所至，自通中国外，惟高丽、百济、新罗，为我声威所讫，此外则有所隔阂矣。逮至明代，欧洲诸国日强，精于驾舟，不惮远涉，往往于鲸波鼍浪中，探测新地，以为通商互市之区。曩者东南洋诸国，其来朝会盟聘者，皆为其所并兼剪灭倾覆，不能自保，而我中国绝不一问。海禁既开，番舶咸集，且以澳门为驻居所矣。于是接踵东来，海疆日以多事。顾其时视我中华多歆慕艳羡之怀，而绝少鄙夷轻藐之意。不谓通商立约三十余年，而情形大异，以昔视今，若判天渊。日本自二百年前与西国告绝后，惟与荷兰相通，自美利坚以兵舶临之，然后讲好结盟，开埠互市。维新以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一变其积习，而焕然一新，甚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几与欧洲诸国无异。盖其意以为非此不足与之抗衡也。然日本自此财用益绌，帑藏益虚，国债积至巨万，外强中槁，难持久远。其取之于民间，前时不过什二，今则几至于敲骨吸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前时与民共其利者，今则山林有禁，川泽有禁；前时民纳赋税之外，足以自食，温饱无虞，原无殊于海外桃源，今则沾体涂足，竭力以供其上而犹不足，国中现银尽输于外，而所用者纸币而已，凡此皆所谓不终岁之计也。
而西人方且以其一切遵循乎己，谓之有志自强，喜而昵之，钦而重之，平时凡有交涉之事，每不至于掣肘，而于我中国，每存凌侮欺藐之心，若以为不如日本远甚。彼尝谓中国虽大，而上下相蒙，政以贿成，听其所言则如是，而观其所行则大不然，矜夸自大而漫无实际。朝廷虽以诏督抚，而督抚未必奉行，督抚虽以令府县，而府县未必遵守，等若弁髦，视同具文，因循也，苟且也，粉饰也，锢蔽也，一切必循成例，颠倒于部员之手，其所谓师用西法者，皮毛而已。日本之效西法，虽亦仅得其一二，而军舰可自驾驶也，枪炮可自制造也，陆军、水师皆能以西法演练也。一旦虽然西人为之指挥，亦能纵横于大洋之中，交战于洪涛巨浸间，以徼幸于万一。若中国，则即予之以战舰，问有驾驶之人否，无有也；即予之以大炮，问有施放之人否，无有也。平时则喙长三尺，临事则手重千钧。聚讼盈廷，制断无人，穷年不能成一事，终岁不能践一言。其所谓大员者，务取乎老成持重，遇事模棱。嗫嚅审顾，则以为思虑周详；逢迎揣摩，则以为事机审密。取士之法，专以无用之时文，而不知少为变通，此无殊驱中国之人才而陷之于坎阱，导之于黑暗也。呜呼！循其道而不变，曷能勃然振兴也哉？夫中国以大而弱，日本以小而雄，在能与不能之间而已，西人之所论如此。窃以为西人所见，浅之乎视我中国也。我中国之所恃者，道而已矣。天不变，道不变。夫以刚道治天下者必折，以柔道治天下者必久。彼轻改祖宗之宪章，斫削天地之菁华，苦生民以媚远人，竭脂膏以奉外物，其外庞然而其内嚣然，正所谓疾在膏肓而犹不知自治也。若夫我之所以治国者，其先取之于渐，其后持之以恒。渐则斯民由之而不惊，恒则斯民守之而不改，乃所谓善变者也，彼西人乌足以知之哉。
英欲中国富强
西人与我国立约通商，三十余年矣，昔日之情形与今日之事势，有迥然不同者，盖欧洲之局已一变矣。或曰，英国独为其难，辟中土之创局，行欧洲之创事，泰西大小诸国得以踵英而俱来，并沾其利。英外以著大度之名，而隐实有德色，故大国忌而小国感。及入中土，肄习语言文字，于内地之土风俗尚，无不留心究察，于是于我国之虚实，几如掌上螺纹，虽其所重在通商，而持筹握算者，几欲尽中国之利而有之。因此遂欲增益通商口岸，以便南北转输，而繁旺其贸易。于时英、法以助土攻俄之役，唇齿相联，其势益强，其欲经营致力于中国也日益亟，卒至伺间抵隙，乘机请命。所增沿海口岸，北至于牛庄，南至于琼崖，外至于大海，内至于长江。列国公使遂皆入京驻扎，于国中南北内外之情形，益复晓然洞悉。惟是转输贸易反不如前，咸以为中国时方多事，发、捻、回、苗未致敉平故也。不知诸国咸至则利分，口岸愈增则利薄。西人虽悟及此，而不肯言也。由此普兴于前，法蹶于后，俄、美二国复眈眈日伺其侧，而英辅车之势孤，鼎峙之形立。诸国之在中土者，各相牵制，几于动则俱动，静则俱静，英不能以一国独持其柄，盖欧洲之局变也。曩者称雄于中土者，英、法而已，通商英为急，传教法为重。货物之多，舟舰之利，商贾之精，财贿之厚，诸小国皆不及英，故二十年来，独得擅其利薮，据其利源，操其利权。逮后十年，普国蒸蒸日上，而英人通商之利渐分，盖普人心计之工，无殊于英也。英于是乃为持盈保泰计，起而环顾欧洲，西有普而东有俄，鹰瞵虎视，皆足与英相抗，其在中土也，皆足与英竞利争雄，比权量力。英于是熟思审处，以为此非致中国富强不为功。中国既富且强，则内足以慎固封守，外足以镇抚邻邦，以控驭乎群策群力，而西北可以永无俄患，欧洲之局可不至于再变，此非英之为中国，而实以自为也。英、中合，普、俄沮，而英仍可结法以为援。故曩者英、法助土以制俄，此为欧洲大局计也。今者英国强中以御俄，虽为亚洲计，而实不止为亚洲计也。夫我中国人才众矣，利用溥矣，能练兵讲武，开源节流，又何患不富强哉？论者谓富强之道，必当仿效西法，则其效易于速见。惟恐识见拘墟，智虑浅薄，以为舍己从人，必不可行。不知事贵变通，势无中立。今在中土，既创开辟以来未有之局，亦当为开辟以来未有之事，则庶不至甘居乎西国之后。至于孔孟之道，自垂天壤，所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固阅万世而不变者也，而又何疑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