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洋务在得人
我国家于办理洋务一节，虽于各省通商口岸设立专员，无如仅有空名而无实效，徒糜廪禄而已，西国官商亦以其无权也，视之有若赘旒。其为是官者，遇大事固不能自主，即一二琐屑小事亦不能独断独行，必且禀承上命，需之以时日而虚与之周旋。领事官以其如是也，即小事亦必见道宪，谒抚院，或且直陈之制军之前，稍或迟回审顾焉，则立禀其国之驻京公使，而与总理卫门为难矣。然则，通商口岸虽有洋务人员亦何裨于大局哉？况乎今日之为洋务人员者，大半因循懦玩，不自振作，而畏蜀如虎，徒见盈廷之诺诺，而未见一士之谔谔。即如西人凡报失窃之案至，官则必追缉原物，如或不然，则必如数赔偿。所闻近事一二端，殊有可发一噱者。夫使失物必偿之而后了事，则以后正复偿之不胜偿矣，由是推之，华官道经香港，如有失物，报官查缉而已，港官能舍赀偿之乎？即如中国星使驻扎西土，若有失窃之案，亦从未闻有赔偿者，设使华官星使强欲其偿，西国人士必大以为不然，而执法之吏，且持万国公法新定和约以相从事矣。语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国所不可行者，何为行之于中国耶？至若夺民间之利，贩犯禁之物，擅以小火轮船深入内港，任意诋毁中国崇奉之教，昌言众前，凡此皆与我禁令条教相违而于例不可行者也，而彼在中国行之，悍然无所顾忌也。顾此非西国商民遽敢如是也，在由办理洋务人员畏葸纵弛，日复一日，以至于此，履霜坚冰，至其所由来者渐矣。吾尝谓中国之事，事事为西人窥见其隐，洞烛其微，几于无遁情，无遁形。吾中朝官吏，即欲粉饰夸张以相掩蔽，亦徒贻笑端，适足自点耳。办理中外交涉之事，惟有可者可，否者否，是则是，非则非，决之以一言，折衷于一是耳。诚能持之以大公，折之以至理，可从则从，不可从则官可休，头可断而议终不可摇，请终不得允。西人要未尝不熟思而审处也，无如身家念重，爵禄恋深，遇事则诿之于人，县则诿之于府，府则诿之于道，道则诿之于督抚，督抚则诿之于总理衙门，办理愈迟，头绪愈棼，言词愈繁，而事愈决裂，至总理衙门则无可诿，不得已乃委曲迁就之。此近日洋务之大凡也，西人尽已知之深而稔之久矣。平时即或遇有大事，龂龂以争，一若断不能从者，而色厉内荏，彼早识之，以故争愈力则请愈坚，恫喝要求，无乎不至，逮无可如何，而曩之所谓不可从者，今已无不如命以行矣。若夫各省通商口岸，近日洋务愈多，办理愈难，当轴者颇形棘手，吾则谓此由任之者未得其人耳。夫西人岂无耳目？苟其人而居官清正，持躬谨饬，平日与西人交际，开诚布公，临事必断必速，西人未尝不采诸舆评，证诸公论，而自不敢多所苛求也。惟在己先有不可告人之隐，平日已为西人之所轻，即使善于逢迎结纳，出言断事正复不能见重耳。如有大事，则当以国体争之。如更定厘税，我朝廷自有制度，非邻国之所宜预闻。其重轻所系，斟酌尽善，国家当自具权衡，即寓有体恤远人之意，亦关朝廷德意之所流布，初非强我而为之也。若事事由西人挟制其间，委曲相从，则国不可以为国矣。呜呼！言之匪艰，行之维艰。在局外者尽不妨侃侃以谈，而在局中者正复大费踌躇耳。时事难为，杞忧甚大，此宣尼之所以致叹于才难，而富强之术所以为国本计者，要不可不亟讲也哉。
建铁路
电气通标，轮车铁路，西国以为至要之图，而中国以为不急之务，且以为中国断不能行，亦断不可行。或谓愚民惑于风水之说，强欲开辟，必致纷然不靖，是以利民者扰民也，此不宜者一也。或谓轮车之路，凿山开道，遇水填河，高者平，卑者增，其费浩繁，将何从措，即使竭蹶而为之，徒足以病民而害国，此不宜者二也。呜呼！是殆中国未之行耳，中国之民未之见耳。设使由少以成多，由近以及远，暂行试办，安见其必多窒碍乎？吴淞车路之成，英国大臣闻之，设宴相延，为中国捧觞称庆，以为此不过小试其端，而往来之盛，驰行之捷，俾民间见之，知其意美法良，所愿将来推行尽利，中国十八省中无不皆遍，则四通八达，商贾之转输无阻，信音之邮递匪遥，其为裨益于民生国计，岂浅鲜哉？盖开通铁路，既为中国之利，而通商于其地之诸国，亦无不利，岂独英一国为然哉？今计英国一国之中，所有铁路里数，回环曲折，各处相通，约略五万余里。建造之费计金钱七百十八兆镑，每岁往来之客计不下五百有七兆，其所收之赀约金钱六十兆镑，而除经费之外，可溢余利二十五兆有奇。西国之例，铁路属于公司者则余利归于公司，属于国家者则归于国家，而赁地之项，公司当按岁输于国库。或国家有军旅之事，铁路归于国家统辖，若为敌国所毁，则事平偿其所值。且地属国家，国家欲出赀购诸公司，亦无不可。故轮车铁路之利国利民，莫可胜言。且铁路之所至，亦即电线之所通，其消息之流传，顷刻可知。况乎轮车载客之利少而载货之利多，一岁中贸易场中所获之利，不知凡几，公司所得赢余不过二十五兆，若较之客商，百分中之一耳。且国家于有事之时，运饷糈，装器械，载兵士，征叛逆，指日可以集事。何则？以兵警军情传递甚速，彼此应援，捷于呼吸也。然则，轮车铁路安见其不可行哉？英国、中土，易地皆同也。况乎今日泰西通商中土，骤增口岸，轮舟之利已穷矣。外海则自潮琼而达于沈辽，长江则自镇江而迄乎重庆，凡轮舟所能至之地，无不至焉。吾谓创建轮车铁路，即权舆于此矣。何则？长江一带，许其建埠头载货物者凡六城，则以后小火轮船必将络绎于长江，或将伺间乘隙，请入内港。所设领事远在云南，由大理而至重庆，相距尚遥，非以车路通之不能捷达，势必由云南以至重庆，由重庆以至汉口，由汉口而分南北两途以达于各处。十余年前，轮车铁路公司早已绘图贴说，志在必行。英国驻京公使以英商之意未免出之太骤，故未代为之请，明知请之必不能行也。今则凡可以用轮船者，无不为英商足迹之所已经，而所专心致志者，则在轮车而已。使其小为经营，必先试行于通商口岸，以利往来，上海吴淞其已事可援也。夫天下事，未有不受之以渐而图之以豫者，惟明者能料之于先，识者能见之于著。三十年之后，其事机又将一变乎？或者谓轮车铁路未尝不利于国家，便于商贾，与其因西商之请而为之，不若我中国之自为。然而执持成法，拘泥宪章者，恐其议格不能行也。审势揆时，非出自西人，则中国断不自为之耳，此贾生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除额外权利
呜呼！今日者，中外交际，云为繁变，亦正多故矣。西国凡有所请，务在必行。中朝每谓其要挟，议其恫喝，时思所以裁抑之，由是龃龉之故，率起于此，而究之彼之所请，我又不得不允也，徒多往来烦渎而已，徒见纷纭＋，而已。彼惟以许之难，故索之奢，以为此日之所得，由于力请而致，非然者恐难如愿以偿也。其实中外交涉之事，不外辨其公私、分其曲直而已。即如开埠一款，中外既已立约通商，依泰西各国之体制，则遍至内地贸易，亦例之所当然。而中朝不能尽开内地者，以西人不归中官管辖也。西人来中土贸易，其立论命意，盖亦极为广大而旷远，动以地球一家、中外一人为言。故见我中国因循自域，以外交为耻，而时作深闭固拒之计，彼亦恒从而姗笑其间，以为识见之甚隘，襟怀之不旷。夫中国不欲尽开内地者，盖只见夫西人之日来，而不思华人之可往也。不知既已开埠通商，至一处无异于至各处，我之所宜与西国争者，额外权利一款耳，盖国家之权系于是也，此后日仁人杰士之所宜用心也。倘因通商内地而与之争，徒示外国以不广，而彼反得有所藉口矣。夫我之欲争额外权利者，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惟在折冲于坛坫之间，雍容于敦槃之会而已。事之成否不必计也，而要在执持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所谓以其矛陷其盾也。向者英使阿利国以入内地贸易为请，总理衙门亦以去额外权利为请，其事遂不果行。夫额外权利不行于欧洲，而独行于土耳其、日本与我中国，如是则贩售中土之西商，以至传道之士、旅处之官，苟或有事，我国悉无权治之。此我国官民在所必争，乃发自忠君爱国之忱，而激而出之者也。故通商内地则可不争，而额外权利则必屡争而不一争，此所谓争其所当争也，公也、直也。又往者领事一官，虽与我府道并行，而一旦龃龉，亦得调遣兵舶，权宜从事，此通商口岸办理洋务者所以益形掣肘也。今我朝廷已准英使所请，增埠各口，盖以见中国并无自域之心，而深具柔远睦邻之意。彼于增埠之后，而请减厘金，盖欲以加惠于商人，中朝亦不能不许，我朝廷于是亦酌加税项，因时制宜，以示一朝之规制。盖加税一款，乃我国家自有之权，或加或减，在我而已，英使固不得强与我争也。于是宜与者与之，宜取者取之，此中具有权衡，我朝之从容驾驭，不远出于寻常万万哉？夫我中国不能以有益者尽与英人，犹英国不能以有益者悉畀我中朝也，去取之间，盖在当轴者明其公私曲直而已。
西人渐忌华商
自泰西诸国与我中朝通商立约以来，三十余年间，贸易场中前后情形迥尔不同。前日之为洋商者，拥厚赀，居奇货，志高气豪，非重酬巨款，不足以入其目，动其心，几有俯视一切之概。今则争利者日多，趋利者日众，船舶之价日贬，运载之费日减，西来一切货物日渐薄劣，而其值较之于前亦少四五倍，锥刀之末，无不群焉赴之，如蚁之附膻、蝇之慕腥，而举止气焰亦似不若从前之倨侮矣。列国中以英人最工心计，商贾之迹几遍天下，而其高视阔步，轻蔑肆傲，每不足以服人。日耳曼人出而一反其所为，渐能与华商浃洽，贸易所至，未尝不夺英人之利薮，不知此犹浅焉者也。今日英人之所忌者，盖在华商耳。昔之华商多仰西人之鼻息，即有赀本，每苦于门径未稔，无从可入，往往观望不前，苟且自域，惟有听西商之指挥而已。故昔者西商行贾于中国，事事与华商争利，非谓华商尽无所利也，华商之利小而西商之利大也。华商本轻而利薄，舟不能冲涉波涛，货不能挽输远近，其在洋务中者，每事无不藉手于西商，而运货之费、保险之值已至不赀，适为西商增其利益而已，华商所赢无几也。今则不然，自轮船招商局启江海运载，渐与西商争衡，而又自设保险公司，使利不至于外溢，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即如香港一隅，购米于安南、暹罗，悉系华商为之，凡昔日西商所经营而擘画者，今华商渐起而预其间，其人既能耐劳苦，工值又廉，东南洋一带华人与华人声气相通，帆樯往来，经旬可达，而西商贸易日见其淡矣。此其故，西商口不能言，而心实知之。数年来，港中洋行渐改为华房，而岁有数家闭歇者，折阅之事亦复层见叠出，岂昔日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故能操奇致赢欤？今日事事不逮从前欤？以我观之，榷算之工、运筹之密、心思之巧、智虑之精，今固无异乎昔也，而所以有赢绌之分、厚薄之别者，则以利权不能独擅，利源有所潜夺也。推原其故，盖有二端，一则分之于各埠，一则分之于华商。试观道光中叶，为洋务者无不起家巨亿，而洋行之富甲于王侯，粤东一隅之旺，无以复埒。逮乎五口通商，余皆平等，而上海独为巨擘，粤东洋务自此而衰。及至新增各口，地方愈为辽阔，来者日以繁盛，然交易货物止有此数，温、琼等处去者寥寥，恒有经月而未见一舟者，关吏惟有饱食酣眠而已，此增埠之无益于通商也明矣。今西商亦有渐悟其非策者，然势不能骤改也。何则？众进亦进，众退亦退，英在此时已渐为他国所牵掣，断难以一己而违众人，亦惟有有进而无退而已。华商分西商之利，要不过在近今八九年中耳，而西商已不能支，忌嫉之心，渐形于色。即如港中华商蒸蒸日上，衣冠礼义轶于前时，而西商意存轻藐，常有抑而下之之心，每议阖港之事关于众人者，华商辄不得预其列。其心以为权由我操，则庶得张弛如志耳，否则彼将议我之后矣。盖其所以憎及华商者，不在予以虚名而在分其实利，其必龂龂然不欲华商与之齐驱并驾者，特恐虚名实利一并归之，从此益得与之争衡耳。然吾知不三十年间，华商所至愈远，其利渐溥。机器一行，制造益广，一切日用所需，不必取之外而自足。在彼者，呢布为大宗，我自能仿效；在我者，丝茶为巨项，我亦可捆载以前往。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有非西人之所能制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