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看了斗牛，杰克为牺牲的六头牛而哭泣，他不停地小声对牛说，杀死他，杀死他。
在马德里，女乞丐坐在路上，脚放在水槽里。我们给了她们我们的蛋糕，又为她们买了一些。
我们在阿尔汉博拉宫殿中感到这是属于我们的地方阿尔汉博拉宫殿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人们或者痛恨它，或者崇拜它。
我们经常会有激烈的争吵。按照我的信念和经验，精力充沛的、频繁的做爱会产生风暴般的敌对。托尔斯泰曾经这样说过。劳伦斯也说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们把车停在空旷的乡间、停在干涸的沟渠、停在树林、停在葡萄园、停在小树林时，我们都会做爱，并且争吵。他嫉妒心很强，因为我爱他，这很荒谬。在木尔西亚的一个小镇，那里很热，我们把车停在那里一天，坐在阴凉但却并不凉爽的咖啡厅里。他认为我对一个英俊的西班牙人暗送秋波。我们吵得很厉害，以至于晚上在旅馆里过夜，这也因为医生杰克对我们的饮食和缺觉表示了担忧。
我们从直布罗陀向北开到科斯塔斯，那里没有旅馆，只有到了尼尔加才有一些渔民，他们在海滩上给我们做鱼吃。我们睡在沙滩上，看着星星，听着海浪声。那时直布罗陀和巴塞罗那之间除了一些镇子什么都没有，只有空旷的、长长的美丽海岸。在大约一年后那里建了旅馆，成了休养胜地。快到巴伦西亚时，有一个牌子写着“不要在这里洗澡，危险”，但是我还是跳进诱人的大浪中，然后一个浪将我抛起，又将我撞向海底的沙滩，我爬出来，耳朵里都是沙子。杰克带我到当地医院，在那里两个医生用拉丁语交流，证明那并非是已经废弃了的语言。
阿维拉海拔很高，风很大，那里有大片美丽的、棕色的瓶瓶罐罐立在干枯的芦苇杆上。我花了几便士买了一个罐子，那是我所拥有的最美丽的罐子。
最让我震撼和吃惊的，是西班牙野性而空旷的美丽，和我们所能住的起的、乏味的廉价旅馆之间的对比，是我们随处可见的贫困，和堆满金银珠宝的教堂之间的鲜明对比，好像半岛的财富都集中到了教堂这里。
我们去了三次德国，第一次是因为我想到高特弗莱德。皮特在前一年的夏天已经去过他爸爸那里一次。我已经告诉了高特弗莱德他不能这样做，除非他能保证他的安全。像以往一样，他对我的政治敏感性不屑一顾：当然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邀请皮特。我说我不能保证，另外，莫迪·乔柯说他错了，而我证明是对的。战争期间在国外的德国人都被怀疑了，并且有很多人在斯大林的军营中消失。我很生气，部分是因为那个不光彩的原因，也就是，我因为政治原因被高特弗莱德侮辱，同时又被保护了很多年，但事实上我是正确的，他是错的。我生气更是因为皮特，他曾有一个很好的父亲，但却很明显地将他抛弃了。
现在我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这实际上是生与死的问题。我责怪他是因为他对于不给我任何消息的解释，
我不能承受和西方世界有联系这件事；我可能会因此被杀。这本是很简单的事，有很多来往。相反，人们在去东德出差后回来对我说，我看到了你英俊的丈夫。他是个重要人物。他要我转达他对你的敬意。“他不是我丈夫。”我会这么说，“需要他的爱的人是皮特。”。
另一次是去汉堡。杰克想要寻找一个在战争中失去消息的朋友。但是没有找到。汉堡已经被轰炸得面目全非，到处都是废墟。那时是二月，又阴又冷，刮着来自北海的寒风。杰克说有个商会的宴会，是传统活动，我们应该参加。在建筑之间的夹缝中，在废墟上，点燃了篝火，喝醉的人们拿着酒瓶，唱着或者说是吼着来自战争和传统工人的歌，围着篝火跳着，摇摆着。这情景很像五朔节之夜。很多年来我一直记得那情景。三十年后我又回到了汉堡，告诉我的出版商我所记得的情景。他说，不可能。这里从未有过那样的事，你说的一定是发生在柏林，或者慕尼黑。
我确实在柏林见过废墟，绵延数英里。我站在勃兰登堡门遗址前。三十年后，我回到那里，已经看不到任何废墟的痕迹了。你会认为战争从未发生过。我见到柏林战争刚刚结束时还是孩子的人们，除了持续的饥饿，他们只记得在被炸毁的房子上玩耍。他们认为一个城市就应该是那样的有时候街道是完整的，另一些时候变成了废墟。后来他们去了未毁坏的城市。他们中的一个小时候差点饿死，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母亲为美国人工作。他看了一个奥逊·威尔斯演的电影，说“总有一天我要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要像奥逊·威尔斯一样胖”。现在他的梦想确实实现了，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很糟糕，不得不节食。
我和杰克一起去德国南部。我在《上帝在天堂的眼睛》里记录了这些。那时德国的情绪很低落，很愤怒。这种经历使我很沮丧，写这个故事也让我很沮丧。一些德国人责备我写的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德国而是欧洲。我想的是我们所有人，整个欧洲如何强大起来，又把自己击垮，再次强大，再次毁灭……
在一个火车月台上，一个妇女走过来向我抱怨德国的分裂。她的祖国被一分为二，问我知道这种不平等吗？这公平么？德国做了什么要以这种方式被惩罚？其他人过来加入她，一起攻击我，声音中充满了明知自己是错的伪善。这是我对德国最不愉快的回忆。
杰克去德国，部分是出于政治信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拒绝信仰民族特征、民族罪行，但这是一个几乎杀害他全家的国家。
我内心充满矛盾。我是靠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养大的，这部分得益于我父亲对普通德国兵的热情地认同。那些德国兵是他们政府的牺牲品，正如同英国兵一样。我嫁给了一个来自希特勒德国的难民。我受到的教育说希特勒和纳粹是凡尔赛公约的直接后果，如果德国当初被明智地、宽容地处理，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了。我相信直到现在依然相信如果我们英国和法国早点顽强抵抗希特勒，支持反纳粹的德国人，而不是一直怠慢他们，那么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了。那时在德国很痛苦，我感觉自己被分裂了，为德国人感到遗憾；但另一方面，听到德语或在德国看到的标志使我想起我在战争中所感到的恐惧，尽管我相信这种反应是愚蠢和不理智的。有一天，或者说是一天晚上，当我站在柏林火车站台上，意识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因战争而致残的，没有腿的人，没有胳膊的人，瞎了的人，他们都醉了，以一种战争或不景气时期独特的醉的方式，痛苦的醉态。我对自己说，够了，不要再折磨自己了。这就好像自愿地把鼻子触向自己的呕吐物中。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或对德国人有什么好处？之后的几十年我都没有回到德国。然后德国重新统一，痛苦与毁灭的景象已经消失。上帝保佑，永远。
我决定加入共产党。这是在我的怀疑成为一种持续的个人的困扰时发生的。人们抱怨红色政权“试图将他们自己合法化”，这些人几乎都是年轻人，因为年长者很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很自然地会变成共产主义者。解释、作证不是证明。在整个欧洲，以及美国的小范围内，最敏感、最有同情心、最关心社会的那部分人成为了共产党员。
首要而且是更主要的事实是，那个时期宣传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理所当然是注定要灭亡的，并且正在灭亡。”一切社会问题，包括战争都是资本主义引起的。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未来。我过去曾听到热心的改变了信仰的人说：“给我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能让他相信共产主义是唯一的答案。因为很明显它确实是。”
我曾经很有兴趣想写一个题为“政治”的章节，这样的话，觉得这个主题无聊的人就会跳过这个章节，但那时政治渗透到每件事情中：冷战像是毒气。很难从现在的角度去弄清楚我现在认为是精神错乱的那种思考方式。一个女人屈服于精神错乱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但是我讨论的是一个时代，我们曾经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社会病态，或者说是大众自我催眠。我说我相信所有的大众运动信仰上的、政治上的是一种大众催眠，不是在试图将它合法化。一代人或者更久之后，人们肯定会说，但是你怎么能相信……无论它是什么。
信仰就是这个词。这是思想的虔诚的定式，与热情、虔诚的忠诚信徒一样。阿瑟凯斯特勒与其他作家写了一本叫做《失败的上帝》的书。现在，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是件很普通的事，但是使用这个短语并不意味着理解它。
然后是英国阶级系统的问题。这个问题让我很震惊，正如它震惊了所有殖民地居民一样。毫无疑问，英国是两个民族。尽管现在有了一些好转，但不多。当我第一次到这里时，我的罗德西亚口音使得我可以和当地人也就是工人阶级交流，因为我被看作他们可以不必避讳的人。但是当我一开始用中产阶级纯正英语说话时，交流就变成不可能的了。这不是一种选择，我不能抵制学习我所在地区人的口音。窗帘垂下砰！我谈论的是被当作同辈，而不是好朋友，或者说是上层阶级父亲般的慈爱。我发现那些靠茶、面包、黄油和果酱过活的人，那些几年来一直失业的人和那些生活在肮脏的贫民窟的人，都把选票投向保守党。
有一件事情：我的一个来自罗德西亚的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朋友带我去吃饭，并对我说，“你可以学着忽视这些事，女人擅长于此。”这是好意，他带我出去吃饭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当我说我没有打算忽略这些事的时候，他很不理解。人们未必感谢他的好意。只过了六七年，随着（所谓的）愤怒的青年人那一代的出现，也就没有必要将这种立场合法化了，但在当时，还是有必要的。这件事让我们两个人都很不舒服，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