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出生在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家庭，是十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要走好几英里的路上学就像如今在非洲的很多非洲人一样。他缺衣少食。这是一个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再普通不过的故事了英国的部分地区也是同样的：人们不想记住在二十到三十年代在英国所经历的可怕的贫穷。杰克早在十几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和他同学一样。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把党组织视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归宿，自己的未来，自我的最深刻最伟大的实现。他和我一点都不像当初我还在选择。当我遇到他时，他年轻时在捷克结识的最好的朋友，捷克共产党领袖，被宣布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而示众，他们十一个人随后被执行绞刑，是斯大林在幕后操纵的。这对杰克来说，好像世界的基石都要坍塌了。他的这些儿时的朋友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叛徒的，他绝不相信。可是另一方面，党也不可能犯错误。他每天都做噩梦，在梦中哭泣。就像高特弗莱德·莱辛。就这样我又一次和一个常常在噩梦中惊醒的男人同床共枕。
那只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灾难。在这之前，他所有的家人他的妈妈、爸爸、兄弟姐妹，除了一个逃到美国的妹妹都死在毒气室了。
他的故事十分地悲惨。在当时确实是悲惨，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并不比其他的更悲惨。在1950年的伦敦，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是从缅甸、欧洲、意大利、南斯拉夫的战场上回来的，都曾生活在集中营里，都曾参加过西班牙的战争，或者是拥有恐怖生存经历的难民。而在我个人的生活背景中，一战留下的战壕和污秽嵌入了我儿时的日日夜夜。杰克的遭遇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延续。既然如此，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我们深刻地了解对方。我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意见相同。现在我评价某种情境时采取的方法，在当时会觉得冷酷。当我看到一对夫妻，我会问自己，他们是情感上……身体上……还是心智上相配？杰克和我在这三个方面都很配。但是或许在情感上更配一些。我们在理解生活的残酷时都有着共同的态度，用不太苛刻的说法就是“讽刺”的态度。我们的处境而非本性不相协调。我已经准备和这个男人永远定居下来。他则刚从战场上回来，寻找他多年以前娶的已然成为陌生人的妻子。
精神病学家达成这样一项共识，那就是当一个快死的年轻女子经常割腕或者是被父母威胁一定会去买衣服，要保证自己穿着整齐。这让旁人感到迷惑，因为这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浪费。然而年轻女孩真正想要保持的是生活的秩序。
一个多年以来徘徊在死亡线上的男人如果杰克留在捷克，他很有可能和他的好朋友一样被当作叛徒而吊死，如果他之前没有死在毒气室的话会被一种强烈的需要所迫使去找个女人睡觉，让女人们帮他重新整理生活，让生活继续。
无论怎样，我或者说当时的我都不会因杰克让我失望而责备他，因为他并没有许诺给我什么。相反，尽管并没有真正说“我和另外的女人睡觉，我并不打算娶你”。他还是说了，经常以一种玩笑的口气。但是，我根本不听。我感受到的是：当我们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能相处得很好的情况下，他没有理由会离我而去。我根本不能思考，感情本身太有力量。我认为这在女人身上很普遍。“真的，这个男人一直在胡言乱语，他不知道他说什么才是对的。除此之外，他自己都说自己的婚姻根本就不是婚姻，很显然不是，因为他的大多数夜晚都是在这儿度过的。”现在真是容易明白，可当初绝对想不到这个层面。
如果我需要支持以反对我的母亲，不久我又需要支持了，因为杰克。他是莫德斯莱医院的一名精神病医师。他曾想成为一名神经科医师，但当他在英国开始行医的时候，恰逢神经病学大行其道，而一个来自于“我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家”的医生根本无法和英国本土医生相竞争，所以，他转向了当时不流行的精神病学，但很快，这一专业变得相当走俏，风头甚至盖过神经学。他从来就是一个严谨的医生。他不崇拜弗洛伊德，当然并不仅因为他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前共产主义者，而是他生来就是蔑视弗洛伊德的。他认为弗洛伊德很不讲科学，而那时候攻击弗洛伊德，就如同攻击斯大林或上帝。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怎样带我去牛津听汉斯·艾森克的演讲。这场演讲的听众几乎全是来自茅德斯里的医生，他们都是弗洛伊德的崇拜者，演讲的主题是心理分析的非科学性。那时，这个充满活力的艾森克，用带有浓重德国口音的语言进行演讲，告诉一屋子我印象中最愤怒的人们，他们的偶像错了。（他并没有失去激怒别人的能力：1994年，当我给一些年轻的心理分析师讲这个故事想使他们高兴高兴时，谁知这些人冷冷地说：“他从来都是一个荒谬的无根据的人。”）杰克尊敬他，他知道心理分析没有科学根据，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包括萨斯曼夫人，她认为，如果说弗洛伊德是非科学的，那么荣格又怎么解释？我说，我从没有向萨斯曼夫人请教过意识形态的东西。无论如何，萨斯曼夫人实用地把弗洛伊德、荣格、克莱恩以及其他可能正确的东西混合在了一起。但他并不觉得这样有说服力，他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喜欢荣格，但这和科学没有关系：为什么不直接去听听关于希腊神话学的讲座呢？这会有同样的效果。他对我做的“荣格之梦”不感兴趣，更不关心我开始做“弗洛伊德式”的梦，我却有些不安，我正在做一些有关命令的梦。不需要别人说服我一个临床医学家对于迷惑的、恐惧的追求理性的人有着怎样的影响，一个人需要去讨好半父半母似的导师，这个拥有所有知识的人，很有权势地坐在椅子上，说：“现在，我亲爱的，今天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事情？”
有些事情我不敢告诉杰克，就像那天，在一阵沉默之后，她评论说：“我确信你知道，即使在没讲任何话的时候，我们也在交流。”这种话，在那个时候，是很荒谬的。在她看来，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理所当然地会摒弃任何像“神秘的胡说”之类的思想。她不是在谈论肢体语言（这个短语，以及人们用来表达自己的姿势、动作的技巧都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她谈论的是精神之间的交流。一旦她讲这个，我就会想，嗯，是的……接受这些异端的想法好像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很难想象把这些想法告诉杰克的后果，因为对于他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件事情会让他痛苦不堪，在他看来，“神秘”的想法都是不可接受的。
杰克特别反对我去萨斯曼夫人那儿，他说我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我应当直截了当地让我妈妈离开我，自己去生活。我妈妈很健康，不是吗？她不是还很强壮、还有足够她过活的金钱吗？
我母亲的状况使我很苦恼：她和我父亲的一位叫乔治·劳斯的远方表兄一起住在郊区的一个非常肮脏的小地方。劳斯又老又残，母亲和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母亲一直向我施压说要和我住在一起，因为她无处可去，因为她发现她死去的弟弟一家还是让人不舒服，她也没什么钱。她常说，是一些常理让我们住在一块，分担花销，另外，我需要有人帮我照顾皮特，母亲就说，她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帮我照看皮特，所以，周末通常都是由她带皮特，偶尔母亲也带他出去旅行。有一次，他们从怀特岛回来，我发现皮特竟然被施洗礼了，母亲跟我说，给他施洗礼是她的职责。我对此甚至没有任何争辩，因为争辩没有意义。当然，母亲这样做，有时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我和杰克出去个三四天，没人照看皮特时。这种时候，母亲就搬到教堂街的公寓里，那儿的楼梯简直比她还高。琼并不介意我母亲。她只是简单地说：“但她是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主妇。”仅此而已。正如我不介意她母亲，琼说她妈妈不好相处，而我却能平心静气地听她妈妈的自怜自叹，讲一些过去的事情，无非是一个漂亮的犹太小女孩，怎样从贫穷的伦敦东部，来到充满艺术家和作家的地方，如何生存的故事。
杰克说我应当直接和母亲把事情说清楚，一劳永逸。
含混地说，琼也被卷入了精神疗法，她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说一个具有可怕艺术品味的，并且房子散发着一股烧焦的圆白菜味道的人，是不可能懂得人类的灵魂的，所以琼在听完会议回家的路上，各种各样的不成功的努力都结束了。对此，就像对待所有的使人痛苦的事情那样，一笑了之就好。
琼觉得她的主要问题在于不能集中她的才能，她多才多艺，绘画很好，像凯斯·科维兹的风格，就像人们告诉她的：这是在科维兹被艺术界接受之前。而且，她舞跳得也很好，还精于表演，写作也不错。也许她的才能太多了，但无论由于何种原因，她不能把自己局限在任何一项技艺的框架中。而我则在她的屋子里，出版了三本书，都获得了不错的评价。琼对杰克不满，对于我养育皮特的方法也持批评态度，说我太松散自由，对待皮特就像对待一个成年人，给他的阅读时间太少，讲的故事也不多，他需要的是……好吧，是什么？我想，她之所以批评我，是因为我对她的儿子不满。没有一个女人在没有孩子父亲的情况下，还能很好地照顾自己的小孩。那时，我正是一个专制而粗暴的人，可能她看到了我身上有着她厌恶的所有习性。在这方面，小事情是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如，周日我邀请了一些人来吃午饭，我准备的食物里有苏格兰蛋，苏格兰蛋是南非自助餐里的主要食物。而琼就站在一边，看着那些蛋，惊奇地说：“什么时候街上开了一家这么棒的熟食店？”我当时就感觉，她在批判我所有的东西。然而，他对别人的批评却是她好心和善良的正面表现，并且除去她的自我批评，什么也没有，因为她会一直毁坏她所有的名誉。
为了抗拒这持续反对的压力，我变得更具防卫性，也更冷漠。是的，这是我和母亲相处状态的翻版，当然在和萨斯曼夫人的谈话中，我都把这些说了出来，她当时在听我们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她支持我们俩的说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天下午，琼冲上楼梯，指责我把她推下了悬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