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小事我至今仍然觉得触动人心。白厅7里有人认为如果一个皇族成员出面邀请那些煽动家一起喝茶的话，这将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毕竟，看看肯雅塔，再看看恩孔布拉，这些危险的煽动家后来都成为了自己国家的领导者。在皇宫里他们很可能说：“哦，上帝！不！有人邀请了一小群黑人去喝茶。你呢？”
“不怕。但我无法忍受这些黑鬼。”
“那么，你怎么样呢？”
“不是我。”
“我知道，我们将告诉爱丽丝，要她来做这件事。”
因此爱丽丝公主邀请了赞比亚未来的领导者在一个宫殿里喝茶。我不知道，这些孤寂的、受忽视的男人们对于这种关注是如此感激，而且他们把这种关注看成是维多利亚女王向他们的祖先所许的承诺的一种巧妙的暗示，以至于五年后，当赞比亚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时，肯尼思·卡翁达总统特意地向爱丽丝公主发出邀请，询问她是否可以成为他的官方客人并和他一起举办盛大的官方舞会以进行庆祝。因此在舞会上，这位上了年纪的虚弱的贵妇人，穿得珠光宝气，戴着她的饰有钻石的冕状头饰，与卡翁达总统温柔地跳着华尔兹，一圈又一圈……关于政治，没有什么适合做的，最后只剩下笑。
那时我已经对共产党内一些我认为满是幻想、多疑的人变得不耐烦了，他们深信他们的电话被监听，他们的信件都被拆开过。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深信我的信件也被拆开过。在巴布回到桑给巴尔后，他给我寄来一封信，提到他的一位堂弟会在某一天来见我，并将从晚上的聚会中获益非浅不过当时那些晚间聚会已经结束了。巴布说他的堂弟对于政治并不感兴趣，他是一个很合时宜的男孩，而他需要一些指导。当那位堂弟出现时，事先并未打过电话或者传过口信，他很害怕，说他来这里只是因为巴布告诉他必须来这里。他已经被白厅里的一位官员传唤过，被警告说他必须与某位莱辛女士保持距离，她参与了阿拉伯人的一桩危险的阴谋；他必须小心谨慎地回避这个女人，否则他呆在伦敦的时间将会很短暂。很显然他们一定拆开过巴布的信，否则他们怎么会知道他将在这一天来拜访我呢。这位堂弟想知道那些阿拉伯人是谁？我也想知道。阿拉伯人（哪些？）当时在世界舞台上尚不起眼，我们几乎不会想起他们，我在伦敦从未见过任何阿拉伯人。我唯一一次见过阿拉伯人还是在我回到南罗德西亚的索尔兹伯里时。当时我们那一群人想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主意：让我们所有的犹太人朋友见见那些刚从拘留营里释放出来的阿拉伯人，那些阿拉伯人因为亲德国而在战争年代一直被关押在那里。他们充满怨恨和愤怒，而犹太人也充满怨恨和愤怒。事实上我们曾想象文明的讨论能够化解误会，冰释前嫌。但他们双方最初一会儿是如此充满敌意地对峙的，以至我们这些不相关的人只能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处理。而我们则去大饭店饮茶喝酒，时不时地派人去探询情况进展如何。结果非常糟糕，他们以暴力冲突结束了那次会面。那是我跟阿拉伯人的唯一一次接触。我很困惑，那个堂弟也是如此，他说他无法遵循巴布的指示来参加的我的聚会，因为他想在伦敦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不想被驱逐出英国。这些神秘的阴谋家似的阿拉伯人后来又再次出现。于我而言，我耸耸肩，想：好吧，你们能期待什么呢？我过去与着名的英国秘密情报人员的任何接触而且他们总是很瘦小纤弱都有这种荒诞无稽、稀奇古怪的味道。
在我那座公寓里最常论及的信条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无政府状态经典的无政府状态。在巴布回国被送进监狱之前，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是莫里·赛尔的朋友。莫里·赛尔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劳工运动而受到了这个最具吸引力的哲学的影响它与令人厌烦的权力之责任没什么关系。我记得自己曾对巴布说过，当你获得权力时，你会如何处置使你获得权力之位的那个组织呢？“简单，”他轻率地说，“我们就把它解散，让自然力量发挥作用。”只有把下面这件事也记述出来才是公正的：后来，当我提醒巴布他那段无政府主义的时期时，他很震惊，说他很高兴自己忘记了那年轻时的不负责任。同时，负责任与否，它都很有趣。一天下午巴布冲到我的公寓里，告诉我说他想到了一个改变整个欧洲未来的计划。他有个堂弟另外一个在一条船上工作，那条船定期往返于伦敦与埃及之间。开罗当时正使用一台强大的发报机，进行渗透“整个非洲”的宣传。我忘记名字是什么了。巴布有个朋友在那家电台工作，巴布说我们应该向那家电台提供某些合适的真实严肃的材料，而不是开罗当局的空泛论调。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简单！我们把材料交给那个在船上工作的堂弟，由他交给在亚历山大港的一个联络人，那个联络人会把它传递至开罗。我说，可是等那些珍贵的材料到达开罗时，它已经过时好几个星期了。除此之外，我们能肯定开罗当局负责运营电台节目的那些人不会注意到吗？唉，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要打击年轻人的激情，因为不对这些颇具吸引力的蠢事做出反应我无法做到，即使我在朝它们泼冷水。
大约在那个时候，我参加了一些殖民地自由运动的会议，芬纳·布劳克威是这个运动的发起者。这些会议经常在下议院下层地区的一间很大的屋子里开，参加会议的有二十来人，也许这其中就会有未来的总理或者主席。他们或者刚刚从英国的监狱里放出来，或者将要消失在监狱里。我确实在他们类似的实践中找到了民主。这些加速或者说标志着不列颠帝国的崩溃瓦解的会议，大概是这样的：有一个长长的日程安排，一张列出处于不同程度的动荡不安阶段的不列颠殖民地或者保护国的清单：塞浦路斯、北罗德西亚、尼亚萨兰、英属圭亚那……等等。巴巴拉·卡斯图尔为了这些会议从上议院下来：她是一位有效率，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那些国家的名字被大声地读出来，然后有人会作关于在那儿都发生了什么的报告。北罗德西亚？动荡不安，罢工，丢石头，暴动。在铜矿的罢工中，恩孔布拉和肯尼思都被逮捕了。尼亚萨兰动荡不安，罢工，丢石头，暴动……等等。但是提到南罗德西亚时，只是一带而过，没有任何和动乱有关的事情。我问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南罗德西亚是一个享有自治权的殖民地，不列颠没有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说，南罗德西亚从1924年起就是一个自治殖民地了，但是有两个保留条款，一个是防卫权，另一个是内政权。在1924年起以后的任何时间里，不列颠都有权利去干涉那里黑人的事务，保护黑人，禁止他们通过的法律，这些法律通常是原文照搬南非的。但是不列颠从来就没有那么做过，一次也没有。那个时候南罗德西亚的黑人厌恶联邦制的想法，如果当时不列颠采取干涉措施，并且不列颠也有权去干涉他们，是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的。
我看着这些“不想知道”的人的礼貌的铁板一样没有表情的脸，没有人对我作出回应。不列颠从来没有向南罗德西亚的白人们说“不”。很显然，在那个开会的大房间里，这这些人已经认为，一切已经太迟了。
那是一个很痛苦并且令我很受伤的经历。我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讨论有关殖民地的问题时，下议院总是空空的。没有人对这些议题感兴趣，除了那些在这个房间里的人，他们因为是殖民地的自由的扞卫者而为人们所熟知。他们肯定知道不列颠对于南罗德西亚的黑人负有责任。但是现在，即使我提醒他们，他们也不在乎，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我还记得有很多次，我和查尔斯·明格勒以及他的朋友们在一起，听他们说，“当我们在英国的兄弟们知道我们是如何被对待的，那么他们将会帮助我们。”在这里的“兄弟们”……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兄弟们”包括贸易联盟和参加工人运动的兄弟们。有很多关于贸易联盟的会议和工人党会议的情绪高涨的谈话，还有一些与殖民地的自由有关。但是，更多的是关于不列颠的一些旧的观念，或者，我应该说是英格兰，庄重，公平，以及忘记那个过时的词吧荣耀。荣耀不是或者说，曾经不是一个对于非洲人来说过时的概念。当北罗德西亚的黑人们暴乱、扔石头；当尼亚萨兰的黑人们选择暴力，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被出卖了：维多利亚女王对他们的首领们做出过承诺，但是这些承诺被打破了。类似的，查尔斯·明格勒和他的伙伴们不能相信不列颠将不再遵守它在保护条款里所作的承诺：任何对南罗德西亚的黑人不利的立法将不会被通过。如果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一定会仍然相信这个过时的关于荣耀的信念，因为当我意识到那些在不列颠的某组织的人，他们对于殖民地很在意，却对南罗德西亚和不列颠的责任不感兴趣的时候，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已经死去了。不列颠王国是多么的粗心，多么的懒惰，多么的无动于衷，他们对于广大的国家和数百万人民是多么漠视，甚至不愿告诉自己他们的情况。是的，我当然知道这些；是的，我曾经努力地去和这些漠视作斗争，尽管力量弱小。但是现在，我在下议院的最下层，冷酷无情地、尖锐地、最终认识到，不列颠是多么的不认真和没有责任感。所以我转变了。把查尔斯·明格勒永远不变的“当我们的在英格兰的兄弟们知道……”和那些在那间房子里无动于衷的人相比较，是多么的罪大恶极。我是如此愤怒地回到家里不，我已经超脱了愤怒。我会为查尔斯·明格勒和他放错地方的希望哭泣，为他对背叛的“兄弟们”的信任而哭泣但是，我已经超脱了泪水。那可能就是我不再相信在政治里存在任何正直的东西的时候，所以我不再参加那些会议了。当那些被理想主义或者信仰支撑和鼓励的人们看到了结果的时刻，他们选择了暴力或者“直接的行动”。对我来说，“直接的行动”是酸腐的乏味的，正如对于许多其他人一样。但是，很短时间之后，当南罗德西亚的黑人让动乱变成了战争的时候，那是因为那个时刻那个转折点已经到来了。
我宁愿选择不相信我还会珍藏着这些对我的国家伤感的期望。
在结束风云突变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的那一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的一年之前，我卷入了动乱，我处于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示威人群之中，但是我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我对于人群的不喜欢通常是对于那些将要濒于沦为暴民的人群，随着我所参与的示威与日俱增。我也与那年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苏联对于匈牙利的入侵。8我注意到，有很多我们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涌向了布达佩斯去体验那令人胆战心惊的感觉……我为我那酸楚的观点而觉得羞愧，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对于革命的兴奋的非常不同的评价的开端。退党申请书就像洪水一样出现，很快，那些被苏联称为“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的人分裂出来，并创办了一个更吸引人的杂志《新推理家》。爱德华·托马森历史学家托马森和约翰·塞迪利是这个有点落伍的行动的精神支柱：因为现在回顾起来，很容易就看出来，那不是我们当时所想的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