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玛拉想嫁给沃根，这也可以理解。他几乎是我所认识的最有魅力的男人，他具有一位贵族所拥有的所有优点又没有那些恶习。他真的是一位可爱的人，我所遇到的人也都这么认为。但是她有俄国共产主义的血统和……“当然你应该嫁给他，”受浪漫的驱使，无法忍受真爱正被纯粹的政治扭曲。
一场婚礼在伦敦北部的某间屋子里举行。一个不算大的房间，里面没有太多人。沃根显得和蔼可亲但又镇定沉着，
塔玛拉正沉浸在喜悦、被爱和怀疑的兴奋之中。哈里·波利特，英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出席了这次婚礼，即使他不是真的对塔玛拉放手，但他的出席也代表了两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对这桩婚姻的许可。他还带了一个副手随行，这两个矮胖的男人身穿漂亮的西装，在这种最不合时宜的情况下用性格的力量保持尊严。还有谁在呢？我只能记得有两个高大白皙看上去很和善的年轻人，靠着壁炉向众人散发他们的魅力。还有萨丽，罗沙蒙德·莱曼的女儿，见过她的人都觉得她真是个可爱的家伙。还有诗人帕特里克·卡瓦纳，他们当时正要结婚或是准备结婚，但她在那之后不久就突然死去了。萨丽和帕特里克应该像沃根和塔玛拉一样长长久久地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和皮特去沃根和塔玛拉的农场拜访过他们两三次。尽管他父亲没给他分一分钱，但幸运的是他从别处获得了一些钱。他们的生活是人们梦想中的那种英式生活，在一个具有绅士风度的农场主的农场上处处洋溢着友好祥和。皮特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也是。
塔玛拉和沃根常常开车去切尔滕纳姆，然后在街上卖《工人日报》，这通常会吓到那里的居民，因为从内战开始这座城市就没有接触过煽动性的思想。我同样记得在索尔兹伯里（南罗德西亚）时那些堂吉诃德式的尝试，在郊区卖宣扬共产主义的《卫报》，那里住着的都是那些憎恨异教徒的白人。他们的革命性的义务完成后，沃根和塔玛拉会去他们最喜欢的酒吧。在那里，他们农场上的工人会买《工人日报》，因为他们喜欢沃根。
在意大利北部沃根曾继承过一处地产，并打算把它分给在那里工作的农民。很快他们就来求他把土地收回或者至少管理那儿，因为他们受到附近的地主的欺骗。塔玛拉和沃根没觉得这事很滑稽，也不觉得在切尔滕纳姆卖《工人日报》好笑。即使他们这样觉得，他们也不会承认。
另一场是阿诺德和达丝提·威斯卡的婚礼。阿诺德所有的家族成员都来了，从富有的商人到住得离伦敦东区不远的人。达丝提的家人是农场工人或从诺福克来的小农场主。阿诺德把他们写进了戏剧《根》里面。还有来自英国皇家歌剧院的演员、导演和剧作家，一堆我们的人。金发、高大、面色红润的农民，敏捷、黑发和眼睛黑亮的犹太人，还有我们来自剧院的人，这种不可思议的组合的人群坐在一间大屋子的三个隔开的区域，互相对视直到我们因跳霍拉舞而连在一起，就这么转圈转圈，继续继续，直到心灵合一。
不是我接触的所有人都致力于社会进步。一个加拿大来的游客在这儿住了几个星期，她送了我一把黄色的丝绸伞，一把象牙柄的小巧可爱的伞，那完全来自不同的生活。伞靠墙放在我的厨房里。我想，如果我要用它，就得买新衣服，住不同的公寓，而且要在伦敦别的什么地方。这把伞勾起了我在《新写作》里的一个有趣的短故事。战后的伦敦，来自各地的高尚的难民在寒冷的简陋公寓中过着不安稳的生活，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某个诗人我想应该是匈牙利人对朋友说，“如果你要扔掉你的大衣，给我吧，因为我快冻死了。”那大衣除了比较破之外还算漂亮，他早晚都穿着。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你要穿那件大衣，那我们就不和你一起出去；我们是要被严肃对待的人，是有名誉的。”那位诗人穿着那件大衣去了出版商的聚会，出版商的女儿注意到了他。他对自己的女朋友说，“为什么不给你自己买件新礼服呢？”她说，“你曾经爱我只因为我本身。现在你不过也成了另一个腐化的资产阶级。”为了新衣服和新朋友，他不得不找份新工作，尽管他鄙视这样，然后他又和出版商的女儿一起搬进了新公寓。他的朋友们称他为失落的灵魂，其实他只不过是走在时代前列而已。
现在，关于时间的问题又再次出现：我住在伦敦已经将近八年了。八年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会说，那根本没什么了不起，只是一个呼吸；但我当时仍然是个年轻人，似乎我已在伦敦呆了一个时代了，与新的人，新的事，新的想法混在一起。南罗德西亚的朋友要我赶快回去，包括马斯普夫人、策尔特夫妇和一般的同志，但是当然不包括我的兄弟，我们有过礼貌的通信写那些“能揭露真相”的文章。我需要回去，因为我似乎离在罗德西亚度过的那些岁月很遥远了。我每夜都会做很长的悲伤的梦，梦里满是战争前线，流亡和失去的家园。但是，我不能就那么轻易地回去，有两个原因促使我这样做。我没有钱，另外，我不能把皮特一个人留下和艾希纳一家一起待6个星期之久。我先开始解决钱的问题。《画报》是一本非常棒的杂志，它是第一本用图片来报道的杂志。它总是与那些胆小的企业主斗争，这本杂志由勇敢的汤姆·霍普金森负责编辑。最后，懦弱打败了勇敢，同时也因为《画报》值得我信赖。我去看汤姆·霍普金森时问他《画报》是否愿意给我出回南罗德西亚的旅费。
自从我来到这儿，我就听了一堆关于南非的废话，尽管关于南非的真相逐渐被人了解当然其中一部分是因为像我一样的人的努力，人们才有机会知道这些的。当时有个叫做中央非洲联合会的组织，这将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两地都曾受殖民控制，仅关注当地统治者的利益还有南罗德西亚统一起来，而南罗德西亚被认为是南非极端可恶的法律的典型代表。每个在大不列颠的人，以及包括历史最悠久的《卫报》在内的所有报纸都喜欢这个联合会：对于傲慢的准则，英国人无法抗拒。只有《论坛报》和《工人日报》两家报纸，两个左翼的报纸指出油和水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动荡”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上动荡已经在尼亚萨兰和北罗德西亚爆发，一如我和其他人所预言的。我告诉汤姆·霍普金森，我旅行时可以拜访这三个地区的朋友和联系人，这样我只需他的杂志提供机票费，而且这样我也能比真的记者获得更好的消息。他很谨慎，说他觉得可以，但是他需要时间考虑，有结果了会再通知我。不久，他写信说他很抱歉，不行。很明显，他跟秘密机构核实过了，那些人跟他铁定是一伙，因为这在所有的男性统治领域都一样。他们一定告诉他我是共产主义者，当然他知道这一点；可能还说，我是危险分子（这是冷战阶段）。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在南非以及南罗德西亚被列为禁止入境分子。同时梅文和珍妮·琼斯非常慷慨地提出把皮特接过去跟他们的孩子住上6个星期，这时我所需要的不过是机票费而已。
现在经过细心而严肃的思考，我想通了。我去苏联大使馆要求见文化参赞另外一个说为什么他们不从一些苏联的报纸帮我搞到机票费，让我担任通讯员。当然我知道这是个大错误，至少我当时还在谴责莫斯科的黑金。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我随便的出现，请他们表现得像西方的报纸，还认为好像这样才是正常的。是的，我也觉得这很好笑，还很享受。但是我也非常生气，我所体会到的是我自己给自己争取到了一次被雇用的机会，他们应该接受，所以这是他们的错误。而且我知道我重视钱的价值。我和这些俄国人处在一种模糊的关系当中，是的，我是一个党员他们绝不可能知道对于党我有着怎样的反叛想法甚至我想脱离它。但是我没有，像詹姆斯·阿尔德里奇一样，我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是一种俄国的表达方式，至今仍在使用：某某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称之为“nashe”。Nashe，所以还不错。《野草在歌唱》这本小说遭到了他们的评论家的猛烈抨击，被认为是“弗洛伊德”主义的，而且还被指出了一百条非共产主义的错误（我也记不起来是哪一百条了）。我的短故事是家长制统治式的，而且缺少对工人阶级的关爱，我没有事前与党确认下就去找他们，也证明了我严重缺少一种对于革命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