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对自己如何平衡不同需求感到惊讶和印象深刻，当然，孩子是最主要的。集中而高强度的工作，同时还得顾及其他消耗精力的事。
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反响不错并再版。但是，没有几个作者能靠严肃的小说致富。我的第二本书《这就是老酋长的家乡》反响也不错，其中的独立小故事被编入到其他的短篇小说集中。《玛莎·奎斯特》和《良缘》也卖得不错，并在欧洲和美国出版了，但在这两个地区却都没有成为畅销书。我一直在写书、出书，但是直到七十岁才赚了一笔钱。1958年，我计算了一下，平均每周我只能赚到20英镑，这仅只是工人的工资水平。
与其他的作家一样，我在支票中艰难度日，琼并不介意我每周的房租往往托延拖后两周或三周才能支付房租。一次，我拖了五周还没能交上房租，我十分焦急，因为她手头也不宽裕。这个辛酸的回忆校正了一般的想法，例如：“没钱并不让我着急。”（我之前曾经说过一次。）那一段时间我始终处于担心中。我沿着教堂大街走，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就开始哭泣，因为我买不起食物。一位男士快步走过街道，来到我面前停下来问：“你为什么哭？”我说：“因为我没有钱。”他说：“高兴起来，到下周这个时候你就会有钱了，不是吗？”这可能是真的，因为钱总是在不确定的时候来到，而我也确实高兴起来了。我卖了我妈妈的首饰。妈妈总是把她们最好的首饰留给女儿们，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因此妈妈给了我她的金链子、金胸针、金手镯，还有一些维多利亚饰品。事实上我并不想要，让她留着这些，但是她坚持要给我。当我把这些它们拿到首饰店时，我清楚的地知道自己将在价格上受到欺骗，而当时我的情绪极其低落。这些珠宝并不时髦，我明白这一点甚至很明确地将其指出。最后我只得到了不到30先令，而10年之后，当维多利亚首饰变为时髦饰品时，这些珠宝会值上千英镑。同样的，我从黛西阿姨那里得到了一个维多利亚缝纫桌。它很漂亮，有很多小抽屉、浮雕、小隔间、针线垫等等。楼下有一个古董店，我祈求他们买下它。但他们拒绝了，说这种东西没有市场。可不久，它就会值很多钱。
一个作家生活的兴衰变迁意味着复杂的税收报酬。有一年我没有钱缴税，而前一年我的钱却绰绰有余。征收收入税的官员对我表示了同情，然而结果并不令人愉快：还是要交税。怎么交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或许我找了几本书来评论。那个时候对处在我这个位置的女人并没有补助一个孩子，父亲也不提供任何费用。如果有，或许我也不屑于那这个钱：那是涉及自尊的问题。
或许你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你有一个爱人，他为什么不提供帮助？我通常和杰克一起付钱。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另外，他也有一个妻子和家庭需要养活。然后，如果这就是贫困，而我却不记得我有很多时候身无分文，或者为了某个我无法支付的东西踯躅。
而且我们吃的还很好。琼和我都能做可口的饭菜，我们互相邀请对方。我充分利用了那些为处于困难时期的人们提供的备用品，不断增加的肉汤也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而变得越来越好。
尽管如此，有些时间候我还是很绝望的，因为我在梅费尔申请了一个每周7英镑的秘书工作。我对雇主说这个工资不足以生存，而他辩解说：“恐怕我们指望他们在家里工作。”
我把两篇短故事寄去给《纽约客》杂志，但这两篇都不是我最喜欢的。纳迪内·高迪莫发表了一篇短故事，告诉他们要留心我。（那时我们还没有见面。）我寄回了一批他们退回来的稿子，他们只采用了一篇。
大约在那个时候，斯大林去世了，我写了一个名为“斯大林去世的那天”的小故事。但是金大街我被告知对此并不高兴。
丹麦的伊塞克·蒂尼森当时在为做广播工作，她接受了几个短篇故事。
我没有做太多的评论。这个工作虽然很艰苦，但是报酬却不怎么样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认真读了那些书，并进行了思考，而这些在评论者的眼中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另一个错误的开始是我同意做唐纳德·奥格登·斯图沃德的秘书。他是因为约瑟夫·麦卡锡而离开美国的作家之一，然后他成为一名着名的戏剧作家和电影编剧：《费城故事》便是他的作品。他与叶拉·温特斯结婚，后者是着名的左翼记者之一，那群人曾看到了未来在苏联6。这二人都仍然亲苏联，并在芬切利路有一套公寓，在我所有赚钱的尝试中，这是最愚蠢的。他每周付我7英镑，最少的。从肯辛顿的教堂街到芬切利路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唐工作十分缓慢。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或是凝望窗外，而我则坐着准备写下这些长久思索的结果。然后这些成果出来了：“但去拉卡迪亚机场要花三刻钟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成功剧本是自动写出来的吗？我无聊得简直要发疯了。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叶拉女士进进出出，最后对我说，如果我无事可做的话，我可以替她去上街采购。夫妻争夺一个佣人的使用权是司空见惯的。我坚持了三周，最终友好地告别了他们二人。我决心试着为广播肥皂剧《戴尔夫人的日记》写剧本，并提交一集剧情，但他们都说这太过极端了。该剧是关于一个少年犯的，而很快就成为广播剧或连续剧的题材了。之后我认定，不严肃写作而总是想方设法赚钱是一个错误想法。
朱丽叶·奥希坚定地支持我。她因为所代表的群体之广泛性而闻名。她是罗马天主教徒，也是保守党党员。她照顾着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共产党员，尽管她厌恶、鄙视共产主义。同时，她也关照写浪漫小说和冒险故事的其他严肃的作家。她因我们个人的德行而照顾我们，她公正、和善，是我们的挚友。她从不给我提不好的建议。从那时起，出版界就处于混乱之中，天翻地覆，在这种局面下，我得到了我很棒的代理商的支持，首先就是朱丽叶·奥希，其次是乔森纳·克劳，后者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兼代理商。
现在我的社交生活完全改变了，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加拿大作家和美国作家群体中的一员。在这些人中，大多数都因麦卡锡主义而被驱逐到伦敦。鲁宾·什普曾发行了一张名为《调查员》的唱片讽刺麦卡锡。那时，没人敢嘲笑麦卡锡，但现在，美国到处都有对此嘲讽的笑声，这张唱片或许是麦氏衰落的开端，或促成了其衰落。如今，没人记得《调查员》这张唱片，它的鼎盛时期正是当魔鬼为想进入天堂的人在地狱安排住所之时。鲁宾曾一度在好莱坞工作，后来因为被认为具有危险性而被戴上手铐送上飞机这使他的家人大为震惊。在鲁宾看来，这些家人都是职业骗子，他们都看不起鲁宾，认为他为了成为当无利可图的作家而真是执迷不悟。但镣铐却使他得到了救赎。真是这样吗？鲁宾天生风趣，而且又有谁会在大笑时关心细节呢？没有任何家族的后代能够像鲁宾对其罪犯家人那样，更好地利用其祖先了，一个黑手党教父的家族。
泰德·艾伦曾在好莱坞工作。他指望着写出史上最伟大的戏剧、最伟大的小说这正是就是当时大西洋彼岸那些作家的风格。他的确写了几篇好东西，但他真正的才华在于谈论：他只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取材，然后杜撰成夸大、荒诞、滑稽的故事。
这个作家群体中的一些人来自加拿大，因为当时对于作家而言，在那个国度谋生不易。
斯坦利·曼恩为电影写剧本。
莫德凯·里奇勒是这一群体中的小字辈。可能全世界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或是百万的？都在模仿詹姆斯·迪恩，尽管后来证明他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那么多共产主义者曾发誓敬仰斯大林及其他残酷的压迫者，但当他们使自己与宏大的幻想相一致时，他们便又获得了坚韧的美德。对莫德凯的形象是：背靠墙而立，口齿不清，甚至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却有讨人喜欢的谦虚神情，的确如此。他会质问我，或者泰德·艾伦，或者鲁宾，所有我们这些人都被责任和孩子所困扰的人，都会真诚而急迫的地询问这些直接来源于放荡不羁的文化人迷失思的心你认为艺术家应该结婚生子吗？那一定会泯灭才华吗？不久，莫德凯娶了斯坦利·曼恩的前妻弗洛，除斯坦利的儿子外，莫德凯和弗洛还生了四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