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来到伦敦。无庸讳言，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主义者，并且绘制了一幅和平鸽图，用来美化遍及世界的和平运动，并非每个人都由衷地喜欢他。赞美也伴随着愤怒：“我们这里不需要共产主义。”甚至还有骚乱的威胁。他的名声并不像如今这样不受挑战。吹牛，骗子，江湖郎中，危险分子另一个正在制造中的光辉人物。
在电影院和戏剧院里，我们会站起来唱国歌。
我们也尽可能多地去牛津大街的两个电影院第一工作室和学院影院看法国和意大利的电影，那时国家电影协会还没有成立。在那里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刻，我们也经常说：我们该退场出去透透气了。
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电影里，我们可以品尝和欣赏一到两个小时的优雅和魅力，而这正是我们缺乏之处。
电视：这个恐怖的新发明腐蚀了我们孩子的思想，我们又能做什么来解救我们自己呢？
英国仍然是最好的：英国的一切。
海外来的人们谈论着我们的街道是多么的柔和与文明。
在共产党作者协会里，我们开玩笑的说：如果我们和苏联人一样把英国认为是狄更斯的小说，把俄国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么英国和苏联之间相互理解的长期困难是很容易被解决的。
到目前为止，旅游、会议、作家协会、政治这些大多都是表面和外部事件的纪录，并且它们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一个脚手架，一个框架适用于内部和精神生活。但是如果把它假设为另一个方面框架成为了写作和深入其中的思想呢？描述一个作家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生活的真实部分是不可能被记录下来的。我在伦敦最初的那些日子是怎样呢？在教堂街，我和孩子一样，在五点的时候醒来了。他钻进了我的被窝，然后我一会儿说故事，
一会儿读诗歌给他听。我们穿上衣服，待他吃过早饭之后，我便带他去学校上学。不久，我让他上了公共汽车，接着他坐了两站车到了学校。我觉得现在的人不会做这些。我简单地购了所需物品，然后真正的一天就开始了。我把总是想要做完某些事情的强烈渴望看作家庭主妇的疾病：“我必须买这个，我要给某某打电话，别忘了那个，把它记下来”这些都必须被克服以达到平和舒缓的写作状态。有时我心中祈祷电话千万不要响起来，并小睡几分钟来达到这样的状态。睡觉一直都是我的朋友，我的提神器，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懂得了沉浸在……某些事物里的那几分钟的价值，你会以平静的，不受烦扰的，在黑暗中准备工作的状态出现。
当皮特去艾奇纳度过几天或者一个周末，或者我的母亲带他离开了某个地方，我就会想到上床睡觉，然后飘然地进入一种时常重复出现的水下状态。你松软地躺在那里，接着慢慢地浮向水面，就要到达水面的时候，你又沉下来了，然后再向上浮起……你无法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种警醒或者失眠的状态，而睡着的意识提醒着自己在睡觉。一个小时……甚至一天，有时我变得太过于疯癫。当我老去并且更擅长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开始想知道警醒的状态是否会增强某种东西，他们震动并且刺激神经，让你变得紧张不安与锋利，如果你在写作的话这种感觉会被放大几百倍：但是即使几分钟的睡眠，稍稍进入另一个维度都会化解这种状态，让你再度冷静，重生。
此刻，被清理干净的桌子上，早饭的残余物被散落的纸张所代替，打印机也在等待着我。工作开始了。我没有坐下而是在屋里走来走去。当我在刷洗杯子，打扫抽屉，喝茶的时候，我的意识都没有集中在这些活动上，而是站在那里思考。我发现自己坐在机器旁的椅子里。我写一个句子……它会经得起推敲吗？但不管之后会怎么看它，只是继续写下去。思潮开始了它就会继续流淌下去。我来回走动，我的手忙这忙那。如果你根据你所看到的来判断，那你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做家务的完美典范。我会停下沉睡几分钟，因为我已经在不舒适的紧张状态里折腾了好久。我走路，我写作。如果电话铃响，我会保持原来的注意力去接电话，这种状态会持续一整天，直到我该去接孩子或者他自己到了门口。
你发现画家会这样做：通过身体的活动集中注意力。他们在画室里随意地来回走动，清洗一个画笔，扔掉另一个。他们准备一块画布，但是你分明感觉到他们心不在焉，思绪散落在其他地方。他们凝视窗外，他们泡一杯咖啡，他们在画布前长时间站立，画笔被攥在手心里。直到最后，工作开始了。
如果孩子在身边就无法写作，否则的话只会两边苦恼。我们玩纸板游戏，皮特听广播，这是他特别喜欢的活动，对戏剧和儿童节目他同样感兴趣。吃晚饭时，如果约翰和欧内斯特在这里他会下去看他们。八点钟的时候，他就要上床睡觉，但是他从来不会轻易入睡，总是醒着躺到九点左右或者更迟。就在那时，杰克来了。我们吃饭，聊天。杰克在莫德斯利医院工作得非常努力。这是一个处于英国领先地位的精神病研究医院，这是一个激动和发现的时代。许多我们现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精神病研究理念和实践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杰克是一个现在看来可能显得过时的医生。他熟知音乐，所以他用从音乐中或是从作曲家生涯中得出的对比，以及用文献中的例子来阐述莫德斯利理论和实践及与病人之间的小事件。一个从伦敦东区来的可怜人可能被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故事里的疯女孩。他感受着病人的痛苦。他常常对进行的试验持怀疑态度。比如，他描述催眠试验，如果你将任何人催眠，要他们叙述任何一天，比如好多年前的5月2号，当这个人是十岁或者是二十岁的时候，他们会想起关于那一天的一个完整描述。“我起床的时候心情很糟，和丈夫吵架了，然后我去购物，做饭……”如此种种。它存储在大脑中的某个地方。我们成为回忆的东西在我们大脑中的某一个微小的地方，可以把它想象为一种对完整、真实世界的外溢。“我们有什么权利像那样侵入别人的大脑”，他告诉我他怎样站在一群随机挑选的人面前，沿着一条线走，一边打响指，“他们都失去意识了！就是那样！你可以对他们随心所欲。没有人应该被这样对待。”他总是在说人类不可以被这样或那样对待。他可能曾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或者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是一个老式的人道主义者，血液中流淌着文学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都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上床睡觉。
他常常在早晨孩子醒来的时候离去。“我得从家里拿一件干净的衬衫。”他总是这样说。
“你可以把你的干净衬衫放在这里。”
“现在，好了为什么要用我的衬衫麻烦你呢？”
这种男人与情妇之间常见的对话在我们相处的四年里，以这样或是别的形式持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