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太古·斯莱特是一个矮小，活泼，有生气，聪明的人，并且是一个多面手，他为本杰明·布里登的作品《皮特·格林姆斯》填写了歌词。他的压力很大，因为他写了一本关于肯尼亚战争的书，披露了政府的诡计以及英国政府与乔莫·肯亚塔的肮脏交易，他因此而被报纸指责：“你期待共产主义者可以给你什么呢？”尽管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是很快一切就变得无关痛痒了，因为肯亚塔赢得了肯尼亚战争，并且马上成为了元老级人物，受到了所有人的顶礼膜拜，也包括肯尼亚地区的白人。
杰克·比琴是一个有妻室的诗人，他们有一个孩子。我和皮特去布里斯托拜会了他们。他们身无分文，住在一个破旧的公寓里的阳台上。那是一个巨大的，漂亮的并且有点冰冷的房间。当整个屋子被少之又少甚至有时候根本没有的电温暖的时候，我并没有说太多有关那时天气寒冷的话题，我们五个人杰克，
他的妻子，孩子，皮特和我拥抱在一起取暖，就像是一个大屋子里的难民挤在衬衫或者毛毯下取暖一样，气流就像刺骨的寒风一样冰冷。目前杰克还在世，他在西班牙写诗歌和历史故事。
杰克·林德赛是澳大利亚人，或许是我所知道的我们这个党群中最纯真的一个了。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对很多学科都有所触及，并且写两类小说。一类是关于党的路线的说教的东西：工厂，工人，无产阶级；另一类是幻想的，就好像伊瑞斯·默多克，但是都没有什么好的；它们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人写的。他也写传记。
一些研究人员问我关于兰道尔·斯温格的事情，我曾经以为他不是作家阵营的成员，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是成员之一。我已经不记得他了，也许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当我写这个传记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兰道尔·斯温格曾经说过作家阵营只是一个接收迷失的天才的地方。他给我的印象只是他和他的妻子用5法郎在埃塞克斯买了一个没有自来水、电、电话、取暖设备，也没有厕所的屋棚。在夏天，那里是个天堂，可是到了冬天呢？他们在那里居住了数年，为了脱离贫穷而挣扎着。
我们从苏联回来不久，就遇到了浓雾，伸手不见五指。瑙米在恩班克的米切森公寓里把从苏联回来的人重新组织了起来。我站在恩班克，无法移动，我迷失了自己。我再次被迷雾所吞噬。突然一个人撞到了我，是一个苏联政府官员，我想应该是索科夫，因为处在迷雾中，我进入了一种着迷的状态。也因为外国人仰慕狄更斯的雾，可是也许遇到了之后却会说，“该死的伦敦的雾……”“但是迷雾并没有停留太久，我们有空气洁净法令。”这不能不说让人很失望。你无法把潜意识里的符号像浓雾一样轻易的抹去。
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时候，我不去一般的会议的。很久以后，当我不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被邀请去向一个共产党团体进行演讲，一个真实的基层团体。它就在南伦敦的一条破旧的街道上的一座房子里。他们聚集在一起，因为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俱乐部或是一个家、一个家庭。但是而这正是令人伤心的在那里，还有乡村里的汉普登，不出名的米尔顿，通常是自学的，并且在思考地球上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带着原创的并且有疑问的大脑，除了共产主义。
访问在巴黎召开的共产党会议是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我告诉金大街我将去巴黎，看看法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我被告知和特里斯坦·扎拉联系，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可爱的男子。金大街之前必须从特里斯坦·扎拉的上级法共的高层领导人那里得到许可。左岸当地的党支部负责接待我，但他们要求我在他们讨论政策的时候必须离场。我们吃午饭的时候，讨论的都是政治。这是一个共产党人扎拉，而不是一名主张无政府的超现实主义者扎拉。我跟他开玩笑：法共的左岸支部希望怎么样？我应该帮他们吹嘘一下吗？他并不觉得这好笑。我告诉他，在英国如果谁考虑加入共产党的话，可能会去参加一个他们的会议，看他自己是否喜欢。但特里斯坦的沉默向我确认：英国的同志不要奢望更多。我坚持：“我的要求有什么错吗？”他反问道：“你们如何保障自己不被敌对分子渗透？”我说，如果他们想这么做而且把心思放在这上面的话，我们是无法阻止间谍和敌对分子进入的。他告诉我我错了，警戒是必需的，在一种高效的气氛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交流并不会带来不好的感受我们平时不是经常这么做的吗？但这一次，特里斯坦对我真的很失望。我也弄清了法国共产党鄙视英国共产党的原因。
特里斯坦带我来到左岸的圣吉曼大道旁边的一幢建筑，这里刚开始对旅游者开放。门卫检查了我们，进去之后又被检查了一次，尽管我事先已经取得了临时通行证。我们进入一个很单调的大房间，只在尽头处为官员们摆放了一张小桌。大约有一百名共产党员在里面，他们看起来像军队招募的新兵，因为一个个都穿着起码一件军队的装备，大概是军队转让的吧！当然，从他们的言谈举止看得出来，他们不论男女都视自己为军人。没有人笑，大概他们仍然沉浸在那些诸如游击队、占领和自由法兰西的幻想当中。看来他们希望战争明天就会爆发，但他们正在谈论的却是一次资金筹措的活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被要求离场。特里斯坦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对于法国人和英国人有这么一个艰难时刻来进行合作不感到惊讶了。他们真的需要这样一种军事化的气氛吗？不管怎样，德国的占领已经结束了。他原谅了我，很绅士地对我说，我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当我向作家团报告这次访问的时候，他们说每个人都必须预料到法国的这类事情。他们不得不戏剧性地表现每件事。
我估计作家团举行这类会议不到十次，对文学的讨论和党的路线格格不入。而对于我，同志们告诉我，我对党的思想所做出的所有贡献就是，我提出了一些他们从未考虑过的解决办法，显而易见，没有人愿意去考虑浪费时间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我不能看出这两者的区别。
现在，共产党作家团将我置于尴尬的境地。蒙太古·斯莱特和约翰·萨默斯菲尔德告诉我他们要去参加作家协会的年度大会3。他们说，这是一个独裁的、非民主的组织，由一个自以为不朽的寡头集团负责运作。没有成员曾经参加过年度大会，并且他们已经将我的名字写在了管理委员会的名单里。对此我非常愤怒，我告诉他们我讨厌会议的时候我可是动真格的，我不会去的。太晚了，他们说，语气很轻松，而且不论怎样，作为党员我必须做一些事情，我可以将其视为我的革命责任。我很明白，他们的语气中充满了对于我的“不协调”的讽刺。就这样我参加了那个会议，在那幢迷人的切尔西房子里，帮助处理协会的事务。他们当然知道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且是被两位着名的共产主义者推荐来的。他们将我视为侵略力量的滩头阵地，期待发现我的不忠诚和两面三刀。毕竟，他们几乎不可能对党的做法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曾身在其中或者很接近党。我不记得他们都是谁。一位年轻的女士声称自己是保守党人。她在那儿就是作为这个颠覆分子的平衡者，并且很少将她那讽刺而又富有见地的眼神从我身上移走。我多希望我能够记得她是谁啊！至于我，
我是沮丧而胆怯的。我对英国文学界的规范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怎么上心。我一直全神贯注于尝试写作的种种困难之中。我被一大堆问题包围着，诸如金钱，我的孩子，我的母亲，我的心理治疗师，我的爱人以及决不是最不重要的企图可以从党（共产党？）组织中悄悄的溜走。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在那个时间如果有一位公众人士要脱党，那么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媒体的狂热报道。你会经常碰到原共产党同志们的道歉：“我十分抱歉，那不是我说的。都是他们捏造的”。（当时如此，现在也一样。）
我在那个委员会待了一年4，讨厌那一年的每一分钟。习惯于我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有些时候我觉得这是横置在我摇篮上的诅咒这是错误最大的一次。一个错误位置就是你周围的人认为你与他们有着相同的思维，或者你代表着相当与众不同的东西，而这一份与众不同是他们已经决定了的。又或当你发现了这一位置或那一系列被过分简化的规则或诫条，这就意味着在任何集会你的想法都是在补给一个当场的连续评论，将所说或所假设的放大。我经常这么做，甚至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当我年轻的时候，这些针锋相对的评论显得令人烦躁和无节制，但当我越年长就越觉得不耐烦：“天哪！我原想它应该是这样的？”
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不需要向任何一个原殖民地移民（包括这里、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以及所有其他无争议的原殖民领土）以及大部分的外国人解释。一生中你都习惯于看到英国人在艰难的地方工作，常常是孤身一人，对付各种掠夺和野蛮行径。你知道再没有什么比登顶险峰、乘轻舟穿越大西洋、独自身处沙漠或丛林更让不列颠人高兴的了。不屈不挠是最合适的词汇。自我满足着，孤独的爱着。然而就是同样的一群人，在英格兰，看上去温和、内向，在外国人面前，他们挤作一团，表现出一幅惊慌的孩子般的样子。这是一种早已被忘却的无知，常常被总结为“你瞧，不列颠数百年来从未被入侵过”。
在英国人心里有一种细微的、极小的、柔和的、深沉的、本能的以及经久的对于危险的否认，或者甚至是不熟悉的：对于理解极端经验的不情愿。在某处外国人也这样怀疑，而且为了比较的目的，在写作中我也这样怀疑在不列颠人心灵深处的某处是一片爱德华时期的苗圃，四周用令人厌恶的荆棘围起，而深在其中的是一位睡美人，旁边用大头针别着一纸告示“别碰！”一次圣诞节，一位小朋友访客来玩那时是７０年代伦敦市面上出售着以下书籍：《小飞侠》、《小熊维尼》。当耐着性子看完《小熊维尼》，发现是妈妈而不是孩子们痛哭流涕，会让你思考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