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的人在古代以"辩者"而闻名。《庄子》的《秋水》篇，提到名家的一个领袖公孙龙，他说他自己"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这些话对于整个名家都是完全适用的。名家的人提出一些怪论，乐于与人辩论，别人否定的他们偏要肯定，别人肯定的他们偏要否定，他们以此闻名。例如司马谈就在他的《论六家要旨》中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史记·太史公自序》）公元前三世纪的儒家荀子，说邓析（公元前501年卒）、惠施"好治怪说，玩琦辞"（《荀子·非十二子》）。《吕氏春秋》也说邓析、公孙龙是"言意相离"、"言心相离"之辈（《审应览·离谓·淫辞》），以其悖论而闻名于世。《庄子》的《天下》篇列举了当时着名的悖论之后，提到惠施、桓团、公孙龙的名字。所以这些人似乎就是名家最重要的领袖人物。
关于桓团，我们别无所知。关于邓析，我们知道他是当时着名的讼师、他的着作今已失传，题作《邓析子》的书是伪书。《吕氏春秋》说："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吕氏春秋·市应览·离谓》）《吕氏春秋》还有个故事，说是洧水发了大水，淹死了郑国的一个富人。尸首被人捞去了。富人的家属要求赎尸，捞得尸首的人要钱太多，富人的家属就找邓析打主意。邓析说："不要急，他不卖给你。卖给谁呢？"捞得尸首的人等急了，也去找邓析打主意。邓析又回答说："不要急，他不找你买，还找谁呢？"（《审应览·离谓》）故事没有说这件事最后的结局，我们也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邓析的本领是对于法律条文咬文嚼字，在不同案件中，随意作出不同的解释。这就是他能够"苟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的方法。他专门这样解释和分析法律条文，而不管条文的精神实质，不管条文与事实的联系。换句话说，他只注重"名"而不注重"实"。名家的精神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辩者本来是讼师，邓析显然是最早的讼师之一。不过他仅只是开始对于名进行分析的人，对于哲学本身并没有作出真正的贡献。所以真正创建名家的人是晚一些的惠施、公孙龙。
关于这两个人，《吕氏春秋》告诉我们："惠子为魏惠王（公元前370-319年在位）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审应览·淫辞》）又说："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同上）《韩非子》又告诉我们："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问辩》）下面我们将看到，"坚白"是公孙龙的学说，"无厚"是惠施的学说。
从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惠施、公孙龙，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当时的法律活动有关。公孙龙对于秦赵之约的解释，确实是完全按照邓析的精神。《韩非子》认为，这两个人有关法律的"言"，效果很坏，像邓析的一样坏。韩非本人是法家，竟然反对源出讼师的名家的"词"，以为它破坏法律，这也许令人奇怪。但是在第十四章中我们就会明白，韩非及其他法家其实都是政治家，并不是法学家。
惠施、公孙龙代表名家中的两种趋向，一种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另一种是强调名的绝对性。这种区别，在着手从名实关系中分析名的时候，就变得明显了。我们来看一句简单的话："这是桌子"，其中的"这"指具体的实物，它是可变的，有生有灭的。可是"桌子"在这句话里指一个抽象范畴，即名称，它是不变的，永远是它那个样子。"名"是绝对的，"实"是相对的。例如"美"是绝对美的名，而"美的事物"只能是相对美。惠施强调实际事物是可变的、相对的这个事实，公孙龙则强调名是不变的、绝对的这个事实。
惠施的相对论惠施（鼎盛期公元前350一前260年）是宋国（在今河南省内）人。我们知道，他曾任魏惠王的相，以其学问大而闻名。他的着作不幸失传了，《庄子·天下》篇保存有惠施的"十事"，我们所知道的惠施思想，仅只是从此"十事"推演出来的。
第一事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两句话都是现在所谓的"分析命题"。它们对于实，都无所肯定，因为它们对于实际世界中什么东西最大，什么东西最小，都无所肯定。它们只涉及抽象概念，就是名："至大"、"至小"。为了充分理解这两个命题，有必要拿它们与《庄子·秋水》篇的一个故事作比较。从这种比较中明显看出，惠施与庄子在某一方面有许多共同的东西。
这个故事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河水很大，河伯（即河神）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他在那里遇见了北海若（即海神），才第一次认识到，他的河虽然大，可是比起海来，实在太小了。他以极其赞叹羡慕的心情同北海若谈话，可是北海若对他说，他北海若本身在天地之间，真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粒秭米。所以只能说他是"小"，不能说他是"大"。说到这里，河伯问北海若说："然则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说："否。……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他接着下定义，说最小"无形"，最大"不可围"。至大、至小的这种定义与惠施所下的很相似。
说天地是最大的东西，说毫末是最小的东西，就是对于"实"有所肯定。它对于"名"无所分析。这两句都是现在所谓的"综合命题"，都可以是假命题。它们都在经验中有其基础；因此它们的真理只能是或然的，不能是必然的。在经验中，大东西、小东西都相对地大、相对地小。再引《庄子》的话说："因而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同上）我们不可能通过实际经验来决定什么是最大的、什么是最小的实际事物。但是我们能够独立于经验，即离开经验，说：它外面再没有东西了，就是最大的（"至大无外"）；它内面再没有东西了，就是最小的（"至小无内"）。"至大"与"至小"。像这样下定义，就都是绝对的、不变的概念，像这样再分析"大一"、"小一"这些名，惠施就得到了什么是绝对的、不变的概念。从这个概念的观点看、他看出实际的具体事物的性质、差别都是相对的、可变的。
一旦理解了惠施的这种立场，我们就可以看出，《庄子》中所说的惠施十事，虽然向来认为是悖论，其实一点也不是悖论。除开第一事以外。它们都是以例表明事物的相对性，所说的可以叫做相对论。我们且来一事一事地研究。"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这是说，大、小之为大、小，只是相对地。没有厚度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厚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叫做小。可是，几何学中理想的"面"，虽然无厚，却同时可以很长很宽。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叫做大。"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这也是说，高低之为高低，只是相对地。"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是说，实际世界中一世事物都是可变的，都是在变的。"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我们说，所有人都是动物。这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人都是人，所以所有人都相同；他们都是动物，所以所有人也都相同。但是。他们作为人的相同，大于他们作为动物的相同。因为是人意味着是动物，而是动物不一定意味着是人，还有其他各种动物，它们都与人相异。所以惠施所谓的"小同异"，正是这种同和异。但是，我们若以"万有"为一个普遍的类，就由此认识到万物都相同，因为它们都是"万有"。但是，我们若把每物当作一个个体，我们又由此认识到每个个体都有其自己的个性，因而与他物相异。这种同和异，正是惠施所谓的"大同异"。这样，由于我们既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同，又可以说万物被此相异，就表明它们的同和异都是相对的。名家的这个辩论在中国古代很着名，被称为"合同异之辩"。"南方无穷而有穷"。"南方无穷"是当时的人常说的话。在当时，南方几乎无人了解，很像两百年前美国的西部。当时的中国人觉得，南方不像东方以海为限，也不像北方、西方以荒漠流沙为限。惠施这句话，很可能仅只是表现他过人的地理知识，就是说，南方最终也是以海为限。但是更可能是意味着：有穷与无穷也都是相对的。"今日话越而昔来"。这句是说，"今"与"昔"是相对的名词。今日的昨日，是昨日的今日；今日的今日、是明日的昨日。今昔的相对性就在这里。"连环可解也"。连环是不可解的，但是当它毁坏的时候，自然就解了。从另一个观点看，毁坏也可以是建设。例如做一张木桌，从木料的观点看是毁坏，从桌子的观点看是建设。由于毁坏与建设是相对的，所以用不着人毁坏连环，而"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当时的各国，燕在最北，越在最南。当时的中国人以为中国就是天下，即世界。所以常识的说法应当是，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南、越之北。惠施的这种相反的说法，公元三世纪的司马彪注释得很好，他说："天下无方，故所在为中；循环无端，故所在为始也。""把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以上各命题，都是说万物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万物之间没有绝对的不同，绝对的界线。每个事物总是正在变成别的事物。所以得出逻辑的结论：万物一体，因而应当泛爱万物，不加区别。《庄子》中也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公孙龙的共相论名家另一个主要领袖是公孙龙（鼎盛期公元前284一前259年），当日以诡辩而广泛闻名。据说，他有一次骑马过关，关吏说："马不准过。"公孙龙回答说："我骑的是白马，白马非马"。说着就连马一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