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儿，还要补充几句。有许多人虽然伟大奇特，绝对不应作传。这种人约有两种：
（一）带有神话性的，纵然伟大，不应作传。譬如黄帝很伟大，但不见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纪》，亦作得恍惚迷离，不过说他“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些话很像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一点不踏实。其余的传说，资料尽管丰富，但绝对靠不住。纵不抹杀，亦应怀疑。这种神话人物，不必上古，就是近古也有。譬如达摩，佛教的禅宗奉他为开山之祖，但是这个人的有无，还是问题。纵有这个人，他的事业究竟到甚么程度，亦令人茫然难以捉摸。无论古人近人，只要带有神话性，都不应替他作传。作起来，亦是渺渺茫茫，无从索解。
（二）资料太缺乏的人，虽然伟大奇特，亦不应当作传。比如屈原，人格伟大，但是资料枯窘得很。太史公作《屈原列传》，完全由淮南王安的《离骚序》里面抄出一部分来。传是应该作的，可惜可信的事迹太少了。战国时代的资料本来缺乏，又是文学家，旁的书籍记载很少，本身着作可以见生平事迹的亦不多。对这类人，在文学史上讲他的地位是应该的，不过只可作很短的小传，把史传未载的，付之阙如；有可疑的，作为笔记，以待商榷。若勉强作篇详传，不是徒充篇幅，就是涉及武断，反而失却作传的本意了。又如大画家吴道子，大诗家韦苏州，人物都很伟大，史上无传，按理应该补作。无如吴道子事迹稀少，传说概不足信；韦苏州虽有一时豪侠，饮酒杀人的话，不过诗人口吻，有多方面的解释。这类不作传似乎不好，勉强作传又把史学家忠实性失掉了去。这两种人，有的令人崇拜，有的令人赞赏，有的令人惋惜，本来应该作传，可惜没有资料。假使另有新资料发见，那时又当别论。在史料枯窘状况之下，不能作亦不应作，只好暂时搁下吧。
应该作专传和不应该作专传的人，上面既已说了个标准，其余三种人的专史年谱，列传，合传也可就此类推，现在不必详说了。
第三章做传的方法今天所讲的作传方法，偏重列传方面；但专传亦可应用。列传要如何作，我现在没有想得周到，不能够提出多少原则来。我是一面养病，一面讲演，只能就感想所及，随便谈谈，连自己亦不满意。将来有机会，可再把新想到的原则，随时添上去。
为一个人作传，先要看为什么给他做，他值得作传的价值在那几点。想清楚后，再行动笔。若其人方面很少，可只就他的一方面极力描写：为政治家作传，全部精神偏在政治；为文学家作传，全部精神偏在文学。若是方面多，就要分别轻重：重的写得多，轻的写得少，轻重相等则平均叙述。两人同作一事，应该合传的，不必强分；应该分传的，要看分在何人名下最为适当。
（一）为文学家作传的方法作文学家的传，第一，要转录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我们看《史记》、《汉书》各文人传中，往往记载很长的文章。例如《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就把几篇赋全给他登上。为甚么要费去这么多的篇幅去登作品何不单称他的赋作得好，并列举各赋的篇名因为司马相如所以配称为大文学家，就是因那几篇赋有价值。那几篇赋，现在《文选》上有，各种选本上亦有，觉得很普遍，并不难得；但是要知道，如果当初正史上没有记载，也许失去了，我们何从知道他的价值呢第二，若是不登本人着作，则可转载旁人对于他的批评，但必择纯客观的论文，能够活现其人的全体而非评骘枝节的。譬如《旧唐书》的《杜甫传》，把元微之一篇比较李、杜优劣的文章完全登在上面，这是很对的。那篇文章从《诗经》说起，历汉魏六朝说到唐，把几千余年来诗的变迁以及杜甫在诗界的地位，都写得异常明白。《新唐书》把那篇文章删去（旁的还删了许多零碎事情），自谓事多于前，文省于旧，其实不然。经这一删，反为减色。假使没有《杜工部集》行世，单读《新唐书？杜甫传》，我们绝不会知他是这样伟大的人物。为文学家作传的正当法子，应当像太史公一样，把作品放在本传中。章学诚就是这样的主张。这种方法，虽然很难，但是事实上应该如此。为甚么要给司马相如、杜甫作传，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好。不载文章，真没有作传的必要。最好能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登上几篇好赋，否则须像《旧唐书？杜甫传》登上旁人的批评。纵然《杜工部集》失掉了去，我们还可以想见他的作风同他的地位。《旧唐书》登上元微之那篇论文，就是史才超越的地方；《新唐书》把它删去，就是史识不到的地方。
（二）为政治家作专传的方法作政治家的传，第一要登载他的奏议同他的着作。若是不登这种文章，我们看不出他的主义。《后汉书》的王充、仲长统、王符合传，就把他们三人的政论完全给他登上。为甚么三人要合传为的是学说自成一家，思想颇多吻合。为甚么要为他们登载政论因为他们三人除了政论以外，旁的没有甚么可记。范蔚宗认为《论衡》、《昌言》、《潜夫论》可以代表三家的学说，所以全登上了。《论衡》今尚行世，读原书然后知道蔚宗所录尚不完全。但是《昌言》同《潜夫论》，或已丧失，或已残阙，若无《后汉书》这篇传，我们就没有法子知道仲长统和王符有这样可贵的政见。第二，若是政论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而政论比文学重要，与其登他的文章，不如登他的政论。《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对于屈原方面，事迹模糊，空论太多。这种借酒杯浇块垒的文章，实在作的不好，这且勿论。对于贾生方面，专载他的《鹏鸟赋》、《吊屈原赋》，完全当作一个文学家看待，没有注意他的政见，未免太粗心了。《汉书》的《贾生列传》就比《史记》做得好，我们看那转录的《陈政事书》，就可以看出整个的贾谊。像贾谊这样人，在政治上眼光很大，对封建，对匈奴，对风俗，都有精深的见解。他的《陈政事书》，到现在还有价值。太史公没有替他登出，不是只顾发牢骚，就是见识不到，完全不是作史的体裁。
（三）为方面多的政治家作传的方法有许多人方面很多，是大政治家，又是大学者，这种人应当平均叙述。我们平常读《明史》的《王守仁传》，总觉得不十分好；再与旁人所作《王守仁传》比较一下，就知道《明史》太偏重一方了。《明史》叙阳明的功业，说他伟大，诚然可以当之无愧。但是阳明之所以不朽，尤其因他的学说。万季野的《明史》原稿，不知道怎么样。后来张廷玉、陆陇其一般人，以门户之见，根本反对阳明思想，所以我们单读《明史》本传，看不出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最好同邵念鲁的《思复堂文集》、《明儒学案》的《姚江学案》对照着读，就可以知道孰优孰劣。《明儒学案》偏重学术，少讲政治，固然可以说学案体裁，不得不尔；但是梨洲于旁人的事迹录得很多，而于阳明特简，这是他的不好处。因为阳明方面太多，学问、事功都有记载的价值，《学案》把事功太抛弃，差不多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了。《明史》本传全讲事业，而于学问方面极其简略，而且有许多不好的暗示，其实失策。若先载阳明学说，然后加以批评，亦未为不可。但《明史》一笔抹杀，叙学术的话不过全部百分之二三，让人看去，反不满意。现存的《王阳明传》，要算邵念鲁作得顶好。平均起来，学问占三分之二，功业占三分之一。
述学问的地方，亦能摘出要点。从宋学勃兴后学术的变迁，阳明本身的特点，在当时学界的地位以及末流的传授，都能写得出来。最后又用《旧唐书》的方法，录二篇文章，一篇是申时行请以阳明配祀孔庙的奏摺，一篇是汤斌答陆陇其的一封信。他不必为阳明辩护而宗旨自然明白。述功业的地方，比《明史》简切得多，真可谓事多于前，文省于旧。尤为精采的，是能写得出功业成就的原因及功业关系的重大，又概括，又明了。在未叙铲子南赣匪乱之先，先说明用兵以前的形势，推论当时假使没有阳明，恐怕晚明流寇早已起来，等不到泰昌、天启的时候了。次叙阳明同王琼（最先赏识阳明的人）的谈话，断定旧兵不能用，非练新兵不可，新兵又要如何的练法。平贼以前，有这两段话，可以看出事业的关系及其成功的原因。这种消息，在《明史》本传，一点没有痕迹，不过说天天打胜仗而已。又阳明平贼以后，如何抚循地方，维持秩序，以减少作乱的机会，一面用兵，一面讲学，此等要事亦惟邵书有之，而《明史》则无。关于平定宸濠一事，虽没有多大比较，但《明史》繁而无当，不如邵书简切，这都可以看出史才、史识的高低。
（四）为方面多的学者作传的方法许多大学者有好几方面，而且各方面都很重要；对于这种人，亦应当平均叙述。譬如清儒记载戴东原的很多，段玉裁作《年谱》，洪榜作《行状》，王昶作《墓志铭》，钱大昕作《墓志铭》，阮元作《儒林传稿》，凌廷堪作《行状》，这些都是很了不得的人；我们把他们的作品来比较，可以看出那一个作得好，如何才能把戴东原整个人格完全写出。我们看，段玉裁虽是亲门生，但《东原年谱》是晚年所作，许多事迹，记不清楚。王、钱、阮、凌诸人，或者关系很浅，或者相知不深，大半是模糊影响的话。惟有洪榜的《行状》，作得很好。但现在所存的，已经不是原文，被人删去不少。原文全录东原《答彭进士允初书》，时人皆不谓然，朱筠且力主删去，东原家人只好删去了。其实此书自述着《孟子字义疏证》之意，在建设一已哲学的基础，关系极其重要。洪榜能赏识而余人不能，这不是艺术的关系，乃是见识的关系。其余几家只在声音、训诂、天文、算术方面着眼，以为是东原的绝学。东原的哲学的见解，足以自树一帜，他们却不认识，并且认为东原的弱点。比较上凌廷堪还稍微说了几句，旁的人一句亦不讲。假使东原原文丧失，我们专看王、钱、段、阮诸人着作，根本上就不能了解东原了。
所以列传真不易作，一方面要史识，一方面要史才。欲得篇篇都好，除非个个了解。但是无论何人不能如此渊博，要我在《清史》中作《戴东原传》，把他所有着作看完，尚可作得清楚。要我作《恽蓝田（大画家）传》，我简直没有法子。因为我对于绘画一道，完全是外行。想把《恽传》作好，至少能够了解蓝田如像了解东原一样。所以作列传不可野心太大，篇篇都想作得好；顶好专作一门，学文学的人作文学家的列传，学哲学的人作哲学家的列传，再把前人作的拿来比较一下，可以知道为某种人作传应该注重那几点，作时就不会太偏了。即如《戴东原传》，前两年北京开戴氏百年纪念会，我曾作过一篇，因为很匆忙，不算作得好，但可以作为研究的模范。我那篇传，就是根据段、洪、王、钱、阮、凌几家的作品。因为叙述平均，至少可以看出东原的真相以及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后来居上，自然比洪榜的《行状》还好一点。不过洪作虽非全璧，亦能看出东原一部分真相来，已经就很难了。作传要认清注重之点。不错，戴东原是一个学者；但是在学问方面，是他的声音、训诂好呢，还是他的义理之学好，没有眼光的人一定分辨不出来。我以为东原方面虽多，义理之学是他的菁萃，不可不讲。王、钱诸人的着作没有提到，这是他们失察的地方。
（五）为有关系的两人作传的方法两个人同作一件事，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应当合传，不必强分。前面讲《贾生列传》，《汉书》比《史记》好。但是《韩信列传》，《汉书》实在不高明。班孟坚另外立一个《蒯通传》，把他游说韩信的话放在里边。蒯通本来只是配角，韩信才是主角。韩信的传，除了蒯通的话，旁的不见精采。蒯通的传，除了韩信的话，旁的更无可说。《汉书》勉强把他二人分开，配角固然无所附丽，主脚亦显得单调孤独了。这种眼光，孟坚未始不曾见到，或者因为他先作《韩信传》，后来才作《蒯通传》，既作《蒯通传》，不得不割裂《韩信传》，这样一来，便弄得两面不讨好了。两个人同作一件事，两人又都有独立作传的价值，这种地方，就要看分在何人名下最为适当。《明史》左光斗同史可法两个人都有列传，两人都有价值。史是左的门生，年轻时很受他的赏识；后来左光斗被魏忠贤所陷，系在狱中，史可法冒险去看他，他临死时又再去收他的尸。《明史》把这件事录在《史可法传》中，戴南山又把这件事录在《左光斗传》中。分在两书，并录无妨。同在一书，不应重见。比较起来，以录在《左传》中为是。史可法人格伟大，不因为这件事情而加重。左光斗关系较轻，如无此事，不足以见其知人之明。所以在《史传》中，无大关系；在《左传》中，可以增加许多光彩。
（六）为许多人作传的方法上次讲作专传以一个伟大人物作中心，许多有关系的人附属在里面。不必专传如此，列传亦可。因一个主要的，可以见许多次要的。这种作法，《史记》、《汉书》都很多。作正史上的列传，篇数愈少愈好，可以归纳的最好就归纳起来。《史记》的《项羽本纪》，前半篇讲的项梁，中间讲的范增，后半篇才讲项羽。自己若是文章技术劣点，分为三篇传，三篇都作不好。太史公把他们混合起来，只作一篇，文章又省，事情又很清楚。这种地方，很可取法。还有许多人，不可以不见，可是又没有独立作传的价值，就可以附录在有关系的大人物传中。因为他们本来是配角，但是很可以陪衬主脚；没有配脚形容不出主脚，写配脚正是写主脚。这种技术，《史记》最是擅长。例如信陵君这样一个人，胸襟很大，声名很远。从正面写，未尝不可以，总觉得费力而且不易出色。太史公就用旁敲侧击的方法，用力写侯生，写毛公、薛公，都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着笔，本人反为很少。因为如此，信陵君的为人格外显得伟大，格外显得奇特。这种写法不录文章，不写功业，专从小处落墨，把大处烘托出来，除却太史公以外，别的人能够做到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