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成绩最大的:(1)告诉我们,历史是整个的、分不开。因此,反对断代的史,主张做通史,打破历史跟着皇帝的观念。历史跟着皇帝,是不妥当的。历史如长江大河,截不断,要看全部。郑樵主要工作在做《通志》,虽未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已失败,但为后学开一门径,也是好的。(2)他把历史的范围放大了许多。我们打开《二十略》一看,如六书、七音、氏族、校雠、图谱,从来未收入史部的,他都包揽在史学范围以内。(3)他很注重图谱,说治史非多创图表不可。他自己做的书表很多,表式也很有新创,图虽没有做多少,但提倡得很用力。这三点是郑樵的贡献。
章学诚,可以说截至现在,只有他配说是集史学之大成的人。以后,也许有比他更大的发展,但有系统的着作,仍以《文史通义》为最后的一部。他的特色:(1)他主张史学要分科。以为要做一国史尤其如中国之大,决不能单讲中央政治,要以地方史作基础。所以他对于古代历史的发展,不单看重中央的左史右史,还看重地方的小史。史的基本资料,要从各种方志打底子。从前做史专注意中央政治的变迁,中央政府的人物、中央制度的沿革。章学诚把历史中心分散,注重一个一个地方的历史,须合起各地方志。才可成为真有价直的历史。史官做史,须往各地搜罗文献;即自己非史官,也应各把地方文献搜罗:方志与历史,价值是相当的。(2)他不注意史料的审查和别择,因为前人已讲得很清楚;他专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他以为史部的范围很广,如六经皆史什么地方都是史料,可惜极易散失,所以主张中央和地方都应有保存史料的机关,中央揽总,府、州、县各设专员。关于这种制度和方法,他讲得很精密。关于史料的总类,也有条理的驾驭。
他所作的方志,常分志、掌故、文征三部。志是正式的史书,掌故及文征保存原始史料。倘使各家方志都依他的方法,历代史料必不致缺乏。他以为保存史料的机关,须用有史学常识的人,随时搜集史料,随时加以审查而保存之,以供史家的探讨。至于如何别择,如何叙述,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和保存史料的机关不相干。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章学诚的重要主张。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机关。从前有所谓皇史宬实录馆,虽也可说是保存史料用的,章学诫以为不行,因为那只能保存中央这一部分的史料。至于正史以外,各行政官都有机关,范围又很大,不单保存政治史料,各种都保存,实在是章学诚的重要发明。这种办法,在中国不过一种理想,未能实行,在外国也做不到,只由博物院及图书馆负了一部分责任而已。章学诚把他看做地方行政的一种,一层一层的上去,最高有总机关管理,各地方分科,中央分部,繁重的很。要把这种画一的章程通行起来,过去的事迹一定可以保存很多。但他的办法也未完备,所保存的只是纸片,没有一点实物,方法也不精密,我们尽可补充改正。(3)他主张,史家的着作应令自成一家之言,什么学问都要纳到历史方面去;做史家的人要在历史上有特别见解,有他自己的道术,拿来表现到历史上。必如此,才可称为史家,所作的史才有永久的价值。所以关于史学意义及范围的见解都和前人没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不单叙事,而须表现他的道术。我们看《文史通义》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讲哲学的,此则所谓历史哲学,为刘知几、郑樵所无,章学诚所独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价值。最近德国才有几个人讲历史哲学。若问世界上谁最先讲历史哲学,恐怕要算章学诚了。
以上把三个人重要之点略讲了讲,还有中国普通相传下来的历史观念,三个人都有相当的贡献。第一点,史与道的关系。第二点,史与文的关系。
中国史家向来都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讲微言大义,董仲舒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司马迁《史记?自序》和《报任安书》都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种明道的观念。几千年来,无论或大或小,或清楚或模糊,没有一家没有。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明道的观念,可分两种: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历史事实说明政治应该如何,讲出历代的兴衰成败治乱的原因,令后人去学样。明人道,若从窄的解释,是对于一个人的批评、褒贬,表彰好的令人学,指摘坏的令人戒。若从广的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这种若给他一个新名词,可以叫做“事理学”。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关系,所以物理学很发达。中国人注重人同人的关系,所以事理学很发达。《资治通鉴》便是事理学的代表,善言人情事理,所以向来称赞他“读之可以益人神智”。《续资治通鉴》就够不上。关于这一点,现在比从前一天一天的少有适用,但仍有效力。从前自秦始皇到清宣统,政治环境及行为没有多大变迁,所以把历史事实作为标准,相差不远。司马光做《资治通鉴》,所求得的事理标准,所以可供后人资鉴,就因这个缘故。现在虽不能说此种标准已无效,也不能说与从前一样有效,只可以说效力减了许多。各门的条文许多还可应用。如何才可富国,如何才可利民,水利如何兴,田赋如何定,至今仍不失其为标准。至于应用政治的方法,对付外交的手段,从前虽很有标准,现在因环境变迁,政体改易,就无效力;纵使有,也很少了。治道方面如此。人道方面,到现在,到将来,从前的事理标准仍很有效。这点注重明道的精神是中国人的素秉,我们不能放松的。至于窄义的人道方面,褒贬善恶,从前的史家看得很重,而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看得很轻。前述的纪载史事以为后人处事接物的方法,则各派史家皆如此。
简单说,这种态度,就是把历史当做“学做人”的教科书。刘、郑、章三人对此点很注重,其余各人对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国藩、胡林翼的功业伟大,若依外国史家的眼光,只注重洪杨之乱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实我们读历史,要看他们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对付,遇困难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准备,这一点比知道当时呆板的事实还要重要。洪、杨之起灭及曾、胡之成功,已成过去,知道又有何用处我们读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如何磨练人才、改革风气,经万难而不退转,领一群书呆子,自己组织了无形的团体,抗起大事来做,各省不帮他而反加以掣肘,他们以一群师友感激义愤,竟然成功。此种局面,在中国史上是创见。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如此,此即人道学、事理学的研究。看历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为了解洪杨之乱,当然注重战争的真相和结果;若为应付世事、修养人格、结交朋友的关系,则不可不注重人与人相与的方面。
中国史注重人的关系,尤其是纪传体。近来的人以为这种专为死人做传记,毫无益处。其实中国史确不如此,做传乃是教人以应世接物之法。诚然,有许多事实含了时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时代性。所以中国史家对于列传的好不好,与将来有没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轻懈。一个人所做的事,若含时代性,则可以省略;若不含时代性,在社会上常有,则不能不注重。这要看史家眼光和手腕如何,史书的价术[值]也随之而定。总说一句:这种以史明道的学术之发达及变迁,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所不可不注重之点,在外国是没有的。
其次,史与文的关系。中国文看得很重,孔子已说“文胜质则史”。史体与文有重要的关系。全书如何组织才算适当,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旁人亦讲得不少。一篇文章如何组织,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韩愈、柳宗元一般文人也讲得不少。章学诚做《文史通义》,文和史在一块儿讲。关于史的文如何做法,章氏有许多特别见地。虽其所讲方法、所作体例,我们看去似系他自创,他却说都有所本,实则一部分自前人,一部分还是他自创。如讲叙事方法,从前做传专叙个人,他可常常以一事做传名。如《湖北通志检存稿》,非人的传有许多,把人的事含在一起。又或传中有表,也是前人文里所不敢参杂的。诸如此类,对于文的史、史的文,发挥得很透彻。这种讲史与文的关系,往后很发展,但可以以章学诚为一结束。以上讲第三部分中国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完。
第四部分应该讲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有许多好的地方,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这是自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如清代乾嘉学者,对于有错字的书有许多人研究,对于无错字的书无人研究。《荀子》有错字,研究的有好几家,成绩也很好。《孟子》无错字,研究的便很少。此可以说是走捷径,并非大道。其实读《孟子》、《荀子》的目的在了解孟子、荀子的学术,以备后来拿来应用。若专事校勘考证,放着现成的书不读,那就不是本来的目的了。
还有一种史料钩沉的风气。自清中叶到现在,治蒙古史很时髦。因《元史》太简陋,大家都想方法,搜出一条史料也很宝贵。近来造陇海铁路,发现了北魏元氏百余种墓志铭,好写字的人很高兴,治史的人也高兴。因为《魏书?宗室传》缺了一卷,治史的人便根据那些墓志铭来补起来。其实《魏书》纵不缺略,大家也没有这们[么]好的精神去看《宗室传》。近来史学家反都喜欢往这条补残钩沉的路走,倒忘了还有更大的工作。
还有一种,研究上古史,打笔墨官司。自从唐人刘知几疑古惑经以后,很少人敢附和,现在可附和他了不得。这种并不是不好,其实和校勘、辑佚无异。譬如郑玄笺注的《毛诗》、“三礼”已够研究了,反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去辑郑注《尚书》和《易经》,以为了不得。乾嘉以来的经学家便是这样风气。其实经学不止辑佚,史学不止考古。
第3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