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主死后，一般的年谱，多半就没有记载了，其实不对。固然有些人死后绝无影响，但无影响的人，我们何必给他做年谱呢即使说没有影响吧，也总有门生子侄之类后来做了什么事，那也总不能摆在年谱正文中。若谱主是政治家，他的政治影响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停止。若谱主是大学者，他的学风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衰歇。还有一种人，生前偏和时势没有关系，死后若干年却发生何等的影响。所以如果年谱自谱主死后便无什么纪载，一定看不出谱主的全体，因而贬损年谱本身的价值。钱德洪等似乎很明白这点，他们的《王阳明年谱》在谱主死后还有二卷之多。阳明学派的盛行，全是阳明弟子的努力。阳明的得谥和从祀孔庙，也靠许多友生的恳求。假使年谱不载阳明死后事，如何见得阳明的伟大《阳明年谱》能称佳作，这也是一个原因。但他不应仍称死后事为年谱，应该称做“谱后”，做为附录的一种才对。
我们根据这点去看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便很不满意；因为他叙到朱子死年，便停止了；我们要想知道朱子学派的发达、学术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同一理由，假使我们做《释伽牟尼年谱》，尤其要很用心的做谱后。凡是佛教各派的分化、传播、变迁、反响，都不妨择要叙入。不必年年有，不必怕篇幅多，甚至纪载到最近，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在上面的原则中也似乎有例外。譬如《曾文正年谱》没有谱后便没有什么要紧，因为他的事业，生前都做完了，政治上的设施也没有极大的影响。纵使有谱后，也不妨简略些。若做《胡文忠年谱》便不然。因为他和曾文正联结许多同志，想灭亡太平天国，没有成功就死了。后来那些同志卒能成他之志。同志的成功，也就是他的成功。所以他的年谱谱后至少要记到克复江宁。
我做《朱舜水年谱》，在他死后还记了若干条，那是万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遗臣，一心想驱逐满清，后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数说过，满人不出关，他的灵柩不愿回中国。他自己制好耐久不朽的灵柩，预备将来可以搬回中国。果然那灵柩的生命比满清还长，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们要去搬回来，也算偿了他的志愿哩！我看清了这点，所以在年谱后，记了太平天国的起灭和辛亥革命、宣统帝逊位。因为到了清朝覆灭，朱舜水的志愿才算偿了。假如这年谱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年谱没有谱后，是不能成佳作的。
此外有一种附录可以称做“杂事”的，是刘伯绳着《刘蕺山年谱》所创造的，后来焦廷琥的《焦理堂年谱》也仿做。刘伯绳因为谱主有许多事迹不能以年分，或不知在那一年，如普通有规则的行事，琐屑而足显真性的言论等，都汇辑做附录。邵廷采批评他拿本文纪大德敦化的事，附录纪小德川流的事，真是毫无遗憾。从前的年谱遇着无年可归的事，不是丢开不录，便是勉强纳在某年；结果不是隐没谱主的真相，便是不合年谱的体裁。刘伯绳却能打破这种毛病，注意前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创造新法来容纳谱主的杂事，使得读者既明白谱主的大体，又了解谱主的小节。这种体裁，无论何人的年谱都可适用。
其次，谱主的文章和嘉言懿行也可作附录。文章言论很简单的，可以分列各年；很繁多的，可以抄辑做附录。大学者的文章言论，常常不是年谱所能尽载的，为求年谱的简明起见，非别作附录不可。所以王懋站在《朱子年谱》之后附了《朱子论学切要语》，这种方法可以通用。
张穆做《顾亭林年谱》虽然很好，我们却看不出顾亭林和旁人不同之处何在，只因他要读者先看了本集再看年谱，所以没有附录谱主的重要文章和言论。其实读者那能都看本集或许时间不够，或许财力不足，若能单看年谱便了解谱主生平，岂不更好所以为便利读者起见，作年谱必附录谱主的主要文章和言论，尤其是学者的年谱。
批评方面的话，或入本文，或附谱末，均无不可。但为年谱的简明起见，自然以作附录为好。伟大的人物，每惹起后人的批评，或褒或贬，愈伟大的愈多。如王安石、王守仁死了千数百年，至今还有人批评他们的好歹。倘使批评者确有特殊的见解，或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思，我们非附录他的话不可。因为若不附录批评，不但不能看出后人对谱主的感想，而且不足以见谱主的伟大。但有一点不可不注意，千万不要偏重一方面的批评，单录褒或单录贬。
以上讲的种种附录，当然不能说详尽。作者若明白年谱可多作附录的原则，尽可创造新的体裁。附录愈多，年谱愈干净。
从前作年谱太呆，单靠本文，想包括一切。前清中叶以后，着述的技术渐渐进步，关于上文讲的六种纪载的时事、时人、文章和考证、批评、附录都有新的发明。我们参合前人的发明，再加研究，还可以创造种种的新体例，新方法。
丙年谱的格式年谱的格式也得附带的讲一讲。司马迁做年表，本来参照周谱的旁行斜上。周谱今不可见，《史记》年表是有纵横的格子的。年谱由年表变来；因为有时一年的事太多，一个格子不够用，所以才索性不要格子。替古人做年谱，因为事少的原故，还是用格子好。如孙诒让作《墨子年表》，附在《墨子间诂》之后；苏舆作《董仲舒年表》，附在《春秋繁露》之前：都带有年谱的性质。
假使要作《孟子年谱》，因为当时有关系的不止一国，势不能不用格子。横格第一层记西历纪元前几年或民国纪元前几年，第二层记孟子几岁，第三层记孟子直接的活动，第四层以下各层分记邹、鲁、滕、梁、齐、燕各国和孟子有关的时事，使得读者一目了然。
假使《杜甫年谱》，最少也要把时事和他的诗和他的活动分占一格，并起年代共有五格。因为杜甫时事和曾国藩时事不同，曾国藩的活动和时事并成一片，杜甫的活动，只受时事的影响，所以一个的年谱不应分格，一个的应分格。假使《杜甫年谱》不分格，不但读者看了不清楚，而且体裁上也有喧宾夺主之嫌。
假使我们要改张穆的《顾亭林年谱》成年表的格式，也许可以较清楚些。除了年代以外，一格记时事，一格记直接活动，一格记朋友有关的活动，一格记诗文目录。因为这四种在这年谱中刚好是同样的多，并做一起，反为看不清楚。
所以年谱可以分格的人有二种：一种是古代事迹很简单的人，一种是杜甫、顾炎武、朱之瑜一类关心时事的人。前者不必论，因为他本身不能独立成一年谱，只好年表似的附在别书里。后者因为谱主只受了政治的影响，没有创造政治的事实。倘把时事和他的活动混合，一定两败俱伤；倘分开，既可醒读者的眼目，又可表现谱主受了时事的影响；这是讲年谱分格的格式。
第二种格式就是最通行的年谱正格，做文章似的，一年一年做下去。叙事的体例可分二种，一种是最简单的平叙体，一种是稍严格的纲目体。
平叙体以一年为单位，第一行顶格，写某朝某年号某年谱主几岁，第二行以下都低一格，分段写谱主的直接活动、时事、诗文目录。他的好处，在有一事便记一事，没有取大略小的毛病。
纲目体是《王阳明年谱》首创的，第一行和平叙体相同，第二行也低一格，标一个很大的纲，第三行以下低二格，记这个纲所涵的细目。譬如纲记了某月某日宸濠反，目便记宸濠造反的详情；纲记了是年始揭知行合一之教，目便记知行合一的意义。一事完了，又重新作别事的纲，继续记别事的目，也分别低一格二格。这种体例有一种困难，到底要多大的事情才可作纲有纲无目，有目无纲，可以不可以很要费斟酌。弄的不好，容易专记大事，忽略小事。假使大事小事都有纲有目，又不相称。但我仍主张用这体，使得读者较容易清楚；但作者须用心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