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传的年谱又可分同时人做的和异时人做的二种：
（1）同时人当然是和谱主有关系的人，或儿子，或门人，或朋友亲故。这类人做的年谱，和自传的年谱价值相等。其中最有名的要推《王阳明年谱》，那是许多门人蒐辑资料，由钱德洪编着的。他们把王守仁一生，分作数段，一个人担任蒐辑某年到某年的事迹，经过了许多人的努力，很长久的时间；后来有几个人死了，幸亏王畿、罗洪先帮助钱德洪才做成。这部年谱总算空前的佳着。但后来又经李贽的删改，添上了许多神话。便不能得王守仁的真相了。前者在《王文成公全书》内，后者在《四部丛刊》内，我们须分别看待。
此外，《刘蕺山年谱》最值得我们称赞，因为是蕺山的儿子刘汋（伯绳）做的。邵廷采（念鲁）谓可以离集别行，不看本集，单看年谱，已能知谱主身世和学问的大概。这类有价值的很多，如李塨的《颜习斋年谱》，李瀚章的《曾文正公年谱》。
（2）异时人做的年谱真多极了。他们着书的原因，大概因景仰先哲，想彻底了解其人的身世、学问，所以在千百年后做这种工作。这里边最好的要算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和同时人做的有相等的价值。固然，有许多事情，同时人能看见，而异时人不能看见；却也有许多事情，异时人可考辨得很清楚，而同时人反为茫昧的：所以一个人若有几部年谱，后出的常常胜过先出的。现在姑且不讲，留在下节讨论。
（二）创作的或改作的同时人所做的年谱固然是创作；异时人所做的年谱，若是从前没有人做过，便也是创作。创作的年谱，经过了些时，常有人觉得不满意，重新改做一部，这便是改作的年谱。改作的大概比创作的好些，只有李贽的《王阳明年谱》是例外。但我们要知道改作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如果没有特别见地，自然可以不用改作；改作了，也不可埋没[创]作者的艰苦。因为创作者已做好了大间架，改作者不过加以小部分的增订删改而已。无论什么历史，我们固然不能说只可有创作，不可有改作；但也不能因有了改作的以后，就把创作者的功劳没了去。
有些人不止一部年谱，甲改做了，乙又改做。如《朱子年谱》有李方子、李默、洪去芜、王懋竑四种，《顾亭林年谱》有顾衍生、吴映奎、徐松、胡虔、张穆五种，《元遗山年谱》有翁方纲、凌廷堪、张穆三种，《陶渊明年谱》有吴仁杰、王质、丁晏和我做的四种。大概越发晚出，越发好些。
（三）附见的或独立的我们如果想做一部某人的年谱，先须打定主意，到底是附在那人文集后面呢，还是离集而独立附见的要使读本集的人得着一种方便，独立的须要使不读本集的人能够知道那人身世和学问或事业的大概。主意定了，才可以着手去做。
本来年谱这种书，除了自传的或同时人做的以外，若在后世而想替前人做，非那人有着述遗下不可，没有着述或着述不传的人的年谱，是没有法子可以做的，除非别人的着述对于那人的事迹记载十分详明才行。所以年谱的体裁不能不有附见和独立二种。
这二种的异点，只在详略之间。附见的年谱应该以简单为主，注重谱主事迹，少引谱主文章。因为读者要想详细知道谱主的见解和主张，尽可自己向本集去寻找。专传后面，有时也可附录年谱或年表；那种年谱也和附见本集的一样，越简越好。独立的年谱却恰不同，越简越不好。他的起原，只因本集太繁重或太珍贵了，不是人人所能得见，所能毕读的；为免读者的遗憾起见，把全集的重要见解和主张，和谱主的事迹摘要编年，使人一目了然。这种全在去取得宜，而且还要在集外广搜有关系的资料，才可满足读者的希望。合起二种来比较，独立的恰似专传，附见的恰似列传；列传与附见的年谱须简切，专传与独立的年谱须宏博。
（四）平叙的或考订的倘使谱主的事迹没有复杂纠纷的问题，又没有离奇矛盾的传说，历来对于谱主事迹也没有起个什么争辩，那么，简直可以不要费考订的笔墨；纵使年代的先后不免要费考订的功夫，但也在未落笔墨之前，不必写在纸上：这种叫做平叙的年谱。他的重要工作，全在搜罗的丰富，去取的精严，叙述的翔实。《王阳明年谱》、《曾文正公年谱》便属这种。创作的固然可以平叙，改作的也未尝不可。
翻回来说，要考订的年谱，正多着呢。约计起来，共有三种：
（1）谱主事迹太少，要从各处钩稽的例如王国维作《太史公系年考略》，因为太史公的事迹在《史记》、《汉书》都不能有系统的详细的记载，所以很费了一番考订工夫，而且逐件记出考订的经过，记载的理由来。这是很应该的。因为不说个清楚，读者不知某事何以记在某年，便有疑惑了。倘若要做孟子、墨子一般人的年谱，这是很好的模范，但做起来却不容易。孟子在《史记》虽有传，却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如先到齐抑先到梁主张伐燕，在齐宣王时代抑在齐湣王时代都是要费力考订的。墨子的事迹更简，《史记》只有十余字，我们应该怎样去钩稽考订叙述呢总说一句，年代久远、事迹湮没的人，我们想替他做年谱或年表，是不能不考订的。
（2）旧有的记载把年代全记错了的例如陶渊明，《宋史[书]》、昭明太子、《晋书》各传，都说他年六十三，生于晋兴宁三年，其实都错了。我替他做年谱，从他的诗句里找出好些证据，断定他年只五十六，生于晋咸安二年。这么一来，和旧有的年谱全体不同了。旧谱前数年的事，我都移后数年。这种工作，和《太史公系年考略》稍异。他用的是钩沈的工夫，我用的是订讹的工夫。前人做了不少的《陶渊明年谱》，都不曾注意到此。其实无论那个谱主的生年数一错，全部年谱都跟着错了。此外如谱主的行事，着作的先后次序，前人的记载也不免常有错误，都值得后人考订。例如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说那些文章是朱子晚年做的，其后有许多人说他造谣：这实是一大问题。假使朱子的行事及着作的先后，早有好年谱考定了，便不致引起后人的争辩。专传、列传都不能做详细考订工作；年谱的责任，便更重大了。
（3）旧有的记载故意诬蔑或观察错误的如《宋史？王安石传》对于王安石的好处，一点不说，专记坏处，有些不是他的罪恶，也归在他身上了，因为做《宋史》的人根本认他是小人。后来蔡上翔做《王荆公年谱》，把《王荆公文集》和北宋各书关于谱主的资料，都蒐辑下来，严密的考订一番，详细的记述成书。我们看了，才知道做《宋史》的人太偏袒王安石的敌党了，把王安石许多重要的事迹都删削了，单看见他的片面，而且还不免有故入人罪的地方。像这种年谱，实有赖于考订。倘无考订的工夫，冒昧的依从旧有的记载，那么，古人含冤莫白的，不知有多少了。但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似乎不免超过了考订的范围，有许多替王安石辨护的话，同时写在考订的话之后；辨护虽很不错，却和考订的性质有点不同了。
总结上面四种年谱种类说几句话，就是我们要想做年谱先要打定主意，想做的是那一种，是创作的呢，还是改作的是独立的呢，还是附见的是平叙的呢，还是考订的主意定了，才可以动手。
乙年谱的体例接着的便是年谱的体例问题，我们须得讲个清楚，使学者知道年谱怎样做法。
（一）关于纪载时事谱主的背景世上没有遗世独立的人，也就没有不记时事的年谱。伟大的人，常常创造大事业，事业影响到当时人生，当然不能不记在那人的年谱上。就是活动力很小的人，不能创造大事业，而别人新创造的事业，常常影响到他身上，那么，时事也应占他年谱的一部分。不过谱主的趋向既各不同，年谱纪载时事，自然也跟着有详有简。详简的标准，我们须得说一说：
譬如陈白沙是荒僻小县的学者（我的乡先辈），不曾做过教学以外的事业；生平足迹，只到过广州一次，北京两次；生的时世又很太平：简直可以说他和时事没有直接的关系。倘使替他做年谱，时事当然少记。又如钱竹汀的科名虽然不小，但只做了几年闲散的京官，并没有建设什么功业，到了中年，便致仕回里，教书至死，生的时世也很太平。我们要想把时事多记些上他的年谱，也苦于无法安插。又如白香山的诗，虽很有些记载社会状况的，生的时世虽很纷乱，但他不曾跑进政局，和时事还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总算受了时事的影响。倘使我们替他做年谱，时事自然可以记载些。像这类纯粹的学者、文人，和时代的关系比较的少，替他们做年谱，要纪载时事，应该很简切，假使看见旁人的年谱记时事很详，也跟样，那可错了。
反面说，学者、文人，也有根本拿时代做立脚点的。例如顾亭林，虽然少做政治活动，而他的生涯完全受政治的影响，他的一言一动几乎都和时代有关系。假使他的年谱不记时事，不但不能了解他的全人格和学问，而且不能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义。从晚明流寇纷起、满洲人入关得国，到明六王次第灭亡，事事都激动他的心灵，终究成就了他的学问。像这类人虽然没有做政治活动，他的年谱也应该记载时事，而且须记详细些。若谱主正是政治家、当轴者，那更不用说，无论是由他创造的事业，或是有影响于他身上的时事，都应该很详细的记入他的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