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还有一件很可注意的现象，这种反动，不独儒学方面为然，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显。宋、元、明三朝，简直可以说除了禅宗，别无佛教。到晚明忽然出了三位大师：一莲池，名株宏，万历四十三（1615）年卒二憨山，名德清，天启三（1623）年卒三蒲益。名智旭，顺治九（1655）年卒我们试把《云栖法汇》莲池着、《梦游集》憨山着、《灵峰宗论》蒲益着一读，他们反禅宗的精神，到处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提倡的是净土宗。清朝一代的佛教一直到杨仁山为止，走的都是这条路。禅净优劣，本来很难说——我也不愿意说，但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莲池所倡净宗，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践履工夫，比之耶教各宗，很有点“清教徒”的性质，这是修持方面的反动。不惟如此，他们既感觉掉弄机锋之靠不住，自然回过头来研究学理。于是憨山注《楞伽》《楞严》；蒲益注《楞严》《起信》《唯识》，乃至把全藏通读，着成《阅藏知津》一书。他们的着述价值如何，且不必论，总之一返禅宗束书不观之习，回到隋唐人做佛学的途径，是显而易见了。同时钱牧斋（谦益）着了一大部《楞严蒙钞》，也是受这个潮流的影响以上所举五点，都是明朝煞尾二三十年间学术界所发生的新现象。虽然读黄梨洲《明儒学案》，一点看不出这些消息，然而我们认为关系极重大。后来清朝各方面的学术，都从此中孕育出来。我这部讲义，所以必把这二三十年做个“楔子”,其理由在此。
“楔子”完了，下回便入正文。
本讲义目的，要将清学各部分稍为详细解剖一番。但部分解剖以前，像应该先提挈大势，令学者得着全部大概的印象。我现在为省事起见，将旧作《清代学术概论》头一段抄下来做个引线。原书页一至六“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同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中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扞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公共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着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于是进为全盛期。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慴伏，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靡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灿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闒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更进则入于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此蜕化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濬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命运，当佛说所谓灭相。
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二百余年，则其最切着之例证也。我说的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这两项要当为一括搭的研究。内中环境一项，包含范围很广，而政治现象，关系最大。所以我先要把这一朝政治上几个重要关目稍为提挈，而说明其影响于学术界者何如。1644年3月19日以前，是明崇祯十七年；5月初十日之后，便变成清顺治元年了。本来一姓兴亡，在历史上算不得什么一回大事，但这回却和从前有点不同。新朝是”非我族类“的满洲，而且来得太过突兀，太过侥幸。北京、南京一年之中，唾手而得，抵抗力几等于零。这种激刺，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鲁王、唐王在浙、闽，永历帝在两广、云南，实际上不过几十位白面书生——如黄石斋道周、钱忠介、张苍水煌言、王完勋翌、瞿文忠式耜、陈文忠子壮、张文烈家玉诸贤在那里发动主持。他们多半是无官守无言责之人，尽可以不管闲事，不过想替本族保持一分人格，内则隐忍迁就于悍将暴卒之间，外则与“泰山压卵”的新朝为敌。虽终归失败，究竟已把残局支撑十几年，成绩也算可观了。就这一点论，那时候的学者，虽厌恶阳明学派，我们却应该从这里头认取阳明学派的价值。因为这些学者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业，令我们永远景仰。他们自身，却都是——也许他们自己不认——从阳明学派这位母亲的怀里哺养出来。
这些学者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代表人物。他们的学风，都在这种环境中间发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