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野自少时已委身于明史，至是旅京十余年，继续他的工作，着成《明史稿》五百卷。他略述着书旨趣道：
史之难言久矣，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枉者多矣。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由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枉者或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方苞《望溪文集？万季野先生墓表》
自唐以后，设官局修史，大抵凑杂成篇，漫无别择，故所成之书，芜秽特甚。内中如欧阳永叔之《五代史记》，朱晦庵之《通鉴纲目》等，号称为有主义的着作，又专讲什么“春秋笔法”,从一两个字眼上头搬演花样。又如苏老泉、东坡父子，吕东莱、张天如等辈，专作油腔滑调的批评，供射策剿说之用，宋明以来大部分人，除司马温公、刘原父、郑渔仲诸人外，所谓史学大率如此。到潘力田、万季野他们所做的工作便与前不同。他们觉得，历史其物，非建设在正确事实的基础之上，便连生命都没有了，什么“书法”和批评，岂非都成废话？然而欲求事实的正确，决非靠空洞的推论和尖巧的臆测所能得。必须用极耐烦的工夫，在事实自身上旁推反勘，才可以得着真相。换一句话说，他们的工作，什有七八费在史料之搜集和鉴别。他们所特别致力者虽在明史，但这种研究精神，影响于前清一代史学界不少。将来健实的新史学，恐怕也要在这种研究基础之上，才能发生哩。
现行《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殆成学界公论了。《明史》虽亦属官局分修，然实际上全靠万季野。钱竹汀说：“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潜研堂集？万季野传》盖实录也。乾隆四年张廷玉进《明史表》云：“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名人即指季野，不便质言耳关于这件事，我们不能不替万季野不平，而且还替学界痛惜。盖明史馆总裁，自徐元文后，继任者为张玉书，为陈廷敬，为王鸿绪，都敬礼季野。季野费十几年工夫，才把五百卷的《明史稿》着成。季野卒于京师，旁无亲属，所藏书籍数十万卷，都被钱名世其人者全数乾没去，《明史稿》原本，便落在王鸿绪手。鸿绪本属佥壬巧宦，康熙末年，依附皇八子构煽夺嫡，卒坐放废。这类人有什么学问什么人格呢？他得着这部书，便攘为己有，叫人誊抄一份，每卷都题“王鸿绪着”,而且版心都印有“横云山人集”字样，拿去进呈，自此万稿便变成王稿了。这还不要紧，因为这位“白昼行劫的偷书贼”,赃证具在，人人共知，徒加增自己劣迹，并无损于季野。最可恨者，他偷了季野的书，却把他改头换面，颠倒是非，叫我们摸不清楚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是假的。关于这件公案，后来学者零碎举发颇多，恕我未能把他汇集起来做一篇详细考证。记得魏默深《古微堂外集》有《书明史稿》两篇，可参看季野所谓“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者，他却“益”了许多。季野根本精神，一部分被偷书贼丧掉，真冤透了。
季野着书，除《明史稿》外，尚有《历代史表》六十卷，《纪元汇考》四卷，《庙制图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经考》二卷，《周正汇考》八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群书疑辨》十二卷，《书学汇编》二十二卷，《昆仑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园诗文集>二十卷。自《周正汇考》以下十种，钱竹汀都说未见。但《群书疑辨》现有单行本，《六陵遗事》《庚申君遗事》各丛书多采入，其余存佚便不可知了又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全部由季野捉刀。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恐怕多半也是偷季野的。全谢山《万贞文先生传》云：“先生之初至京也，时议意其专长在史。及昆山徐侍郎居忧，先生与之语丧礼。侍郎因请先生纂《读礼通考》一书，上自国恤，以讫家礼，十四经之笺疏，廿一史之志传，汉唐宋诸儒之文集说部，无或遗者，乃知先生之深于经。侍郎因请先生遍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据此则徐书全出季野手，毫无疑义。惟秦氏《五礼通考》不得捉刀者主名，或说出戴东原，或说出某人某人，都无确据。据谢山说季野既续作五礼之书二百余卷，这部书往哪里去了呢？只怕也像《明史稿》一样被阔人偷去撑门面了我们读《历代史表》，可以看出季野的组织能力；读《群书疑辨》，可以看出他考证精神；读《读礼通考》，可以看出他学问之渊博和判断力之锐敏。除手创《明史》这件大事业不计外，专就这三部书论，也可以推定季野在学术界的地位了。
季野虽属梨洲得意门生，但关于讲学宗旨（狭义的讲学）和梨洲却不同。梨洲是很有些门户之见，季野却一点也没有。《四库提要》说：“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陵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斯同目睹其弊，着《儒林宗派》，凡汉后唐前传经之儒，一一具列，持论独为平允。”他这部书着在《明儒学案》以后，虽彼此范围，本自不同，亦可见他对于梨洲的偏见，不甚以为然了。
还有一件应注意的事。季野晚年对于颜习斋的学术，像是很悦服的。他替李刚主所着的《大学辨业》作一篇序，极表推崇之意。据刚主述季野自道语云：“吾自误六十年矣。吾少从黄先生游，闻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陆子禅。启超案：此当是潘平格，字德舆怪之，往诘其说，有据。同学因轰言予叛黄先生，先生亦怒，予谢曰：请以往不谈学，专穷经史。遂忽忽至今。”《恕谷后集》卷六《万季野小传》据此愈可证明，季野虽出黄门，对于什么程朱陆王之争，他却是个局外中立者。至于他的人格，受梨洲教育的影响甚深，自无待言。
季野兄子经，字九沙，斯大子；言，字贞一，斯年子；皆传家学，而尤致力于史。九沙着《明史举要》。贞一在史馆，独任《崇祯长编》。而九沙最老寿，全谢山尝从问业，衍其绪。
章实斋学诚论浙东学术，从阳明、蕺山说到梨洲，说道：“……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梨洲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固其习而习也。”又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又说：“朱陆异同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而为事功，蕺山得之而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文史通义》卷五从地理关系上推论学风，实学术史上极有趣味之一问题。实斋浙东人，或不免有自誉之嫌。然则这段话，我认为大端不错，最少也可说清代史学界伟大人物，属于浙东产者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