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鹤龄：字长孺，吴江人。明诸生，入清不仕，着《毛诗通义》《尚书稗传》《春秋集说》等书。又注杜工部李义山诗。《亭林集》中有赠诗。
陈芳绩：字亮工，常熟人。父鼎和，为亭林友。亮工着有《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亭林集》中有赠亮工诗数首。
潘耒：字次耕，号稼堂，吴江人，力田之弟。遭家难，年甫数岁，易姓为吴，从母姓也。既壮，从亭林学于汾州。亭林视之犹子，集中与论学书最多。次耕，康熙戊午鸿博荐入翰林，与修明史，参订义例，分纂志传，用力最勤。亭林着述自《日知录》及《文集》其他多种，皆由次耕编定校刻。次耕又师事徐俟斋、戴耘野，皆经纪其后事，风义独绝。着有《遂初堂集》。
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昆山人。亭林外甥。官至刑部尚书，主修《大清一统志》。着有《读礼通考》《澹园集》。
徐元文：字公肃，号立斋，健庵之弟。官至大学士。尝主修《明史》。
说亭林是清代经学之建设者，因为他高标“经学即理学”这句话，成为清代经学家信仰之中心。其实亭林学问，决不限于经学，而后此之经学，也不见得是直衍亭林之传。其纯以经学名家，而且于后来经学家学风直接有关系者，或者要推阎百诗，其次则胡朏明和万充宗。
阎百诗，名若璩，别号潜丘居士，山西太原人，寄籍江苏之山阳，生明崇祯九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6-1704），年69。他的父亲名修龄，号牛叟，本淮南盐商，但很风雅，也可算一位名士或一位遗老。百诗人格之峻整，远不如亭林，生平行谊，除学者日常生活外，无特别可记。康熙十七年，他应博学鸿儒科，下第，很发牢骚。其后徐健庵乾学在洞庭山开局修《大清一统志》，聘他参与其事。他68岁的时候，清圣祖南巡，有人荐他，召见，赶不上，他很懊丧。时清世宗方在潜邸，颇收罗名士，把他请入京，他垂老冒病而往，不久便卒于京寓。其行历可记者仅如此。所着书曰《古文尚书疏证》八卷、《毛朱诗说》一卷、《四书释地》六卷、《潜丘札记》六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困学纪闻注》十二卷。
百诗仅有这点点成绩，为什么三百年来公认他是第一流学者呢？他的价值，全在一部《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在汉代，本有今古文之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叫做“今文尚书”。别有十六篇，说是孔安国所传，叫做“古文尚书”。然而孔安国这十六篇，魏晋之间，久已没有人看见。到东晋，忽然有梅赜其人者，拿出一部《古文尚书》来，篇数却是比今文增多二十五篇，而且有孔安国做的全传——即全部的注。到初唐，陆德明据以作《经典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自此以后，治《尚书》者，都用梅赜本，一千余年，着为功令。中间虽有吴棫、朱熹、吴澄、梅鷟诸人稍稍怀疑，但都未敢昌言攻击。百诗着这部《古文尚书疏证》，才尽发其复，引种种证据证明那二十五篇和孔传都是东晋人赝作。百诗从二十岁起就着手着这部书，此后四十年间，随时增订，直至临终还未完成。自这部书出版后，有毛西河奇龄着《古文尚书冤词》和他抗辩，在当时学术界为公开讨论之绝大问题，结果阎胜毛败。《四库提要》评阎书所谓：“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自兹以后，惠定宇栋之《古文尚书考》，段茂堂玉裁之《古文尚书撰异》等，皆衍阎绪，益加绵密，而伪古文一案，逐成定谳。最后光绪年间，虽有洪右臣良品续作冤词，然而没有人理他，成案到底不可翻了。
请问，区区二十篇书的真伪，虽辨明有何关系，值得如此张皇推许吗？答道，是大不然。这二十几篇书和别的书不同。二千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他。忽焉真赃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该受如何的震动呢？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一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百诗为什么能有这种成绩呢？因为他的研究方法实有过人处。他的儿子说道：“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常曰：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为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阎咏《左汾近稿？先府君行述》他自己亦说：“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丘札记》卷六戴东原亦说：“阎百诗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段玉裁着戴先生年谱大抵百诗学风，如老吏断狱，眼光极尖锐，手段极严辣，然而判断必凭证据，证据往往在别人不注意处得来。《四库提要》赞美他说：“考证之学，未知或先。”《古文尚书疏证》条下百诗在清学界位置之高，以此。
《四库提要》又说：“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辩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与汪琬遂成雠衅，颇乖着书之体。”《潜丘札记》条下据他的着述和传记看来，这种毛病，实所不免，比顾亭林的虚心差得多了。又以着书体例论，如《古文尚书疏证》，本专研究一个问题，乃书中杂入许多信札日记之类，与全书宗旨无涉。如《四书释地》，标名释地，而所释许多溢出地理范围外，如《孟子生卒年月考》，考了一大堆，年月依然无着。诸如此类，不能不说他欠谨严。虽然，凡一个学派的初期作品，大率粗枝大叶，瑕类很多，正不必专责备百诗哩。
清初经师，阎、胡齐名。胡朏明，名渭，号东樵，浙江德清人，卒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82。他行历更简单，不过一老诸生，曾和阎百诗、万季野、黄子鸿同参一统志局。晚年清圣祖南巡，献颂一篇，圣祖赐他“耆年笃学”四个大字。他一生事迹可记者仅此。他着书仅四种：一，《禹贡锥指》二十卷，附图四十七幅；二，《易图明辨》十卷；三，《洪范正论》五卷；四，《大学翼真》七卷。他的学风，不尚泛博，专就一个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开后人法门不少。几部书中，后人最推重的是《禹贡锥指》。这部书虽然有许多错处，但精勤搜讨，开后来研究地理沿革的专门学问。价值当然也不可磨灭。但依我看，东樵所给思想界最大影响，还是在他的《易图明辨》。《易图明辨》是专辨宋儒所传“太极”、“先天”、“后天”——即所谓“河图”、“洛书”等种种矫诬之说。这些图是宋元明儒讲玄学的惟一武器，闹得人神昏眼乱，始终莫明其妙。但他们说是伏羲、文王传来的宝贝，谁也不敢看轻他，看不懂只好认自己笨拙罢了。明清之交，黄梨洲宗羲、晦木宗炎兄弟，始着专书辟其谬，东樵曾否见他们的书不可知，但他却用全副精力做十卷的书，专来解决这问题。他把这些图的娘家找出来，原来是华山道士陈抟弄的把戏，展转传到邵雍。又把娘家的娘家寻根究底，原来是误读谶纬等书加以穿凿傅会造出来的。于是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旁门左道，和《易经》了无关系。我们生当今日，这些鬼话，久已没人过问，自然也不感觉这部书的重要。但须知三百年前，像周濂溪《太极图说》、朱子《易本义》一类书，其支配思想界的力量，和四书五经差不了多少。东樵这种廓清辞辟，真所谓“功不在禹下”哩。《洪范正论》的旨趣，也大略相同，专扫荡汉儒“五行灾异”之说，破除迷信。所以我说，东樵破坏之功，过于建设。他所以能在学术界占重要位置者，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