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训政对宪政的代置。领导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国民党，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原是要还政于民的。国民党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政治建设阶段，绝对是为了推行民权主义的方便或民主主义的有效实行，而决不会想到那是封锁仕路、独占政权的一个方略。但把训政当做宪政的预备阶段，一定要执行训政者自身能坚决贯彻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买办官僚的革命事业。实行主义和宣扬主义虽然是两件事，但实行才是最有力的宣传。如其宣传的是一套，而实行的又是一套，那就很容易使主义的宣传变成一种与实践无关的形式，而成为前述长野朗所谓“以三民主义代替章句之学”。惟其对主义没有实行的决心与勇气，自己就会从两方面发生霸占政权的要求：其一是，革命的意识逐渐低减，希望保持禄位，扩大权势的意识定然要相对增高；其二是，自信无法获得人民的信心与支持，便愈不能放松对人民的统治。结局，训政就可能被误用为把持政权、钳制异己、统制思想的手段与方术。由是大规模的组训，各色各样的训练机构，就似乎只能收到一种效果，就是造成“道一风同”之局，造成专讲形式、专讲门面话和仰承上面意旨的人材。而经过这种新官僚的“炼狱”，前此较有革命气质的新旧知识分子，或者是被销熔了，或者是被分解出去了。
第四，保甲组织对地方自治的执行。为了配合训政和建设，或者为了在安定中推行训政与建设事业，对于被经济逼迫与政治风波惊扰得无法安稳的农村不能不思所以管治了。过去借宗法约束与豪绅羁勒的办法，在新时代毕竟不易收到大的效果，于是在戡剿过程中施行于动乱地区的保甲制度便被推广到政府统治力量所及的一切领域了。关于保甲乡区各级干部人物，由国外归来的洋学生，固然是不便屈尊，就是由国内制造的大学专门学生，也难望其低就，事实上，那里仍旧是豪强土霸的天下，受有新式教育的后生小子是无法插进或站稳脚跟的。结局，在这传统社会关系改变得较少的农村就差不多仍是由那些较少嗅到新时代气息的人们行使统治。不过，通过层层的组织与训练，通过他们被赋予的新管治任务，以前他们仅“俨然”是官，而现在“简直”是官了，当上层官僚为了适应时代还不时需要装出一种非官而平民的姿态时，基层的这些准官僚为了成就戡剿时期催粮催兵的大使命，却反而更需要摆起非平民而官吏的排场了。“时势造英雄”，又算是一个证明。
要之，新旧官僚政治的分野，在本质上有了这样的“社会的”规定：
起先，旧官僚政治完全建立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上；以与外国完全隔绝为保持其绝对主义的首要条件，所以不免有些“土气”；新官僚政治，因其不完全建立在封建农业经济上，而更直接靠近买办性商业金融业，以与外国发生依存关系为保持其“生命”与“活力”的首要条件，所以不免有些“洋气”。
接着，旧官僚政治下的人物，因为常夸境内为天下，眼界不很大，同时也许消费欲望还不很强，虽然依着中国官、商、地主、高利贷者“四位一体”的原则，有时不免“喻于利”，究还有些人保有优良传统的一面，而很执着地“喻于义”；反之，在新官僚政治下的人物，早就习于资本社会的经济生活，并与买办之流周旋久了，觉得货币真个万能，利得就是一切。结局，旧官僚还偷偷摸摸不肯公然从事的牟利活动，新官僚却满不在乎地当做时髦来大展宏图了。他们个人的意向与作法直接影响到整个的国策上，于是，
再其次，旧官僚在客观上尽管是以特殊身分和农民对立，而主观上还因“民为贵”、“民为邦本”……一类政治哲学词句的熏陶和生活形态的不过于悬隔，特别是还因社会阶级关系的不十分明确，而不大肯把自己看为同胞中的“超人”；反之，新官僚是不同的，特别是受了洋教育从外国归来的人，他们因为脑子是为另外一些观念占据着，生活的享受与穷苦农民有天渊之别，社会阶级意识也较为敏锐，又加以功利精神的强烈。所以旧官僚不知道如何“革命”，他们却知道如何回避革命了。“革命为了建设”的遗教，其所以被“意译”为“建设代替革命”，那并不是他们一两个人的小打算，而是整个市侩主义、利己主义、享受主义、形式主义的综合表现。
然而，我们由上述新旧官僚或新旧官僚政治的比照，就知道由旧官僚政治演变到新官僚政治，随在皆同社会经济关系、社会阶级利害关系的变化，保有相当联系；那并不是专由知识分子的来源、知识分子一时的高兴或经常的做作就可转移过来的。那都只算是一些现象。
关于这点，我们还可就新官僚在战时及战后的特殊发展予以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现在来研究中国现代官僚政治的第三个阶段。
由前一阶段逐渐形成的新官僚政治，在仅及十数年的短期内即有了飞跃的发展，那原因，主要是由于战时及战后许多特别于它有利的条件造成的。
这里所谓新官僚政治的“发展”，乃意味着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新官僚政治诸特质的加强，换言之，即政治集中把持倾向的更形强化，其贯彻作用的更形深入，特别是政治与买办金融结合或混一所造成的特殊官僚政治经济体制，更加成为整个国民政治经济生活的沉重负担。至若一般论坛上倡言反对的所谓不健全政风，如敷衍因循、个人小派利益至上、贪污、颟顸无能、专讲门面话、不肯认真实干……等等，那其实不过是整个官僚机构表现在外面的一些现象罢了。
当我们说明新官僚政治形成过程的时候，是从决定新旧官僚政治之转折点的政治与买办金融合一的关键开头，但我们说明它的发展过程，却宜于先从政治管制范围扩大开始。因为，新的官僚政治体制一经依着买办财政金融的补强与支援而确立起来，它一碰到政治权力可以集中运用的战时机会，就很快的造出了全国的前所未有的官僚经济形态，而由是反过来把它自身安置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经过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反复相互作用，当做一个庞大的极有渗透性的怪物看的官僚政治经济混一你就逐渐完成了。它现在正在以无所不在、无所不久的极大压力，向着每个中国人，甚至每个官僚自己，发出“遵从我，否则就是灾祸”的威吓性命令。
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一直就不曾停止过战争。但举国一致的抵抗日寇侵略的大规模战斗，却是从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开始。现代性的战争，从民族的立场说，是所谓全民族战争；从社会立场说，是所谓社会总力战。但团结全民，动员社会总力，都难免受到国民经济发达水准的限制，而由是使担当动员总机构任务的政府或政治组织，也不能不显出极大的差异性能来。
中国是一个产业落后的国家。不断的内战与继续为官僚所统治，几乎成为政治上互为因果的两种现象。当对付现代性的强大敌人的对外战争发生后，内战是停止了，不统一的裂痕是暂时被弥缝了，仿佛已大体到了中国古谚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境地。
但一个产业不发达的国家，它的人力物力主要在农村。要把在农村安土重迁而松懈惯了的人民，动员到战斗行列中，要把他们分散的零星的物资，汇集为支持战争的物质手段，单从技术上讲，那已经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如其把我们的农村社会生产关系，即土豪劣绅依着保甲组织行使支配的统治情形加以考虑，那么，要农民透过多重压迫与束缚的关系看出民族的利益，要他们在土豪劣绅的多方捉弄下，向民族战争贡献其生命和仅有的资产，那自然是更不容易了。
领导者抗日工作的中枢组织，既是我们前面详细解述过的新官僚政治机构，而这机构，又早已把保甲制度当做自己的基础结构，如其要它不依赖这种结构，而来行一种叫农民能自觉自动起来参加抗战的动员方式，以破坏这种结构，那就等于解除自己的武装。这显然比叫土豪劣绅，叫各级地方势力去动员民众还要困难。结局，政府为了回避前一种困难，而不得不去忍受后一种困难。于是，随着战争范围扩大而逐渐展开的政府动员工作，或政府对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管制工作，就只好沿着原来的政治路线，通过比原先扩大了的政治机构去推行。在推行过程中，无论由农村到都市，统通是由一部分人，或一部分有权有势的人，强制另一大部人为民族、为战争贡献出他们的生命和仅有的财产，而强制者自己，却不但藉此保全了生命财产，且还藉此捞到了发财和扩大权势的机会。这样一来，动员工作及其范围每推进一步，它自己所造出的社会障碍或社会隔膜也就无疑要加大加深起来。所以，到后来，无论是在政府方面或在人民方面。都仿佛存在着二重的敌人：其一是民族的敌人，其二是社会的敌人。彼此社会的对敌，显然会减弱民族的同仇敌忾。这不和谐而又不合理的局面，一直延长到了战后；就广大的人民方面说，他们尽管是在长期的全民战争的磨练中获得了痛苦的教训和翻身的机会；但正因为如此，政府的统治机构、管制技术也不得不相应扩大，并相应巧妙地深入到每一社会文化角落，而成为中国历来专制官僚政体中最庞大、最包容、最险恶的形态了。
讲到这里，我想附带述及一件事实，就是一个过于落后的国家，原是不可能自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统治花样的。可是，一个政府，在经济上，如照正当·斯密所说，最容易仿效他国新的敛财征税制度；它在政治上，也许就最容易模仿他国新的统治组织。抛开社会关系或社会条件专从外观上技术上来学样，当然是会变质的。俄国踢去资产阶级而施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到德国及意大利便反过来成为镇压产业劳动大众的法西斯与独占资本混一的新专制政体；再转到中国，又屈降一等，变成了买办资本与变相封建主义的结合统治形态。不论这种统治阶层各别个人的主观意向如何，在客观上，他们会不自觉地把一般觉醒的农民大众当做管制镇压的对象，并多方阻碍民族商工业者，打击那些敢于表示异议的自由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