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面的分析，我们似可有以次几种认识：
第一，所有农工商业各方面的进步因素，或可能形成新生产方式的进步条件，一般都在随时代的前进而增加，到了清代中叶，已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因素或条件都在更迫切地期待着一个新社会的开端。
第二，所有那些进步，大体都是在我们传统的具有极大韧性的社会生产关系，或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封建官僚统治的孔隙中，或其内在矛盾中，逐渐见机发生的，它们无疑会日益增大其对于原有社会关系，原有统治形态的束缚感。
第三，在明末清初出现的反专制和强调民主的市民思想，已显然证明是那种感觉的反应。但因为作为那种社会关系或统治形态之基础的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农工结合体还顽强地存在着，所以，在一方面，各种进步因素或条件，仍很难广泛地自发地形成为一个足够突破既成社会统治关系的新生力量，同时，那种既成的社会统治关系，对于一切进步因素，也并不曾丧失其分化、软化或使对立物转变为其附属物的机能。
要之，现代化可能开始的条件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存在着的。惟是新生的力量不够，旧有的障碍太大，于是具有诱发作用的鸦片战争，就成为一个社会历史的转折点。
鸦片战争之取得中国社会转折点的重要性，不在这次战争本身。战争的规模是很小的，断续经历的战争期间也不过三年，其直接破坏损害的作用并不算大。也不一定在结束这次战役的割地赏金丧权辱国的条件．有了应付五胡侵凌，有了对辽金割地献金，有了臣服元、清异族经验的中国封建官僚统治，那一类条件的接受，并不算是了不起的难堪耻辱。鸦片战争之不同于以往对外战争，和它能对中国社会发生决定的影响，就是由于战争双方当时各别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使然。那次战争系发生于一八四零年到一八四二年，在中国方面，刚好是在清朝专制统治盛极而衰的中叶以后，而当时社会可能形成新生产方式的诸进步因素，已如前面所说，对于传统封建官僚的社会统治方式早有些感到不能忍耐；而在战争对方的大英帝国，它却正当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鼎盛期。所以，这次战争从较远观点去看，实不只是两国有关鸦片贸易的事件，而可更基本的理解为东方专制的官僚的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首次决斗，或东西文化的正面冲突。而在战争过程中，两方各别从折冲、应战，以至结束战争所表现的一切，亦充分暴露出了它们不同的社会本质。因之，清廷在这次战争当中一再表现的破廉耻的惨败和毫无保留的耻辱，并不仅只表示清廷统治的缺德与无能，且更充分证明了封建官僚社会体制本身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敌手。这次的失败，是往后一系列对外战争失败的开端：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之役，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役，一九零零年的八国联军之役，无非是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严重地证示腐朽的封建官僚统治怎么也不能应付新的世界场面罢了。然而我这里所要注意的，却是鸦片战争及由此引起的变化究是如何地帮助了中国社会的“新生”。
照一般较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所说，经过鸦片战争，中国一向夸境内为天下的自尊自大态度改变了，不相信世界有比中国更高文化的想法改变了，特别是以中国社会法制为无可变易的顽固成见也改变了。以前一直是“以夏变夷”，现在开始要“变于夷”了，这是后来洋务运动、变法图强运动的意识前提。而当时直接影响到商工业发展方面的，就是那次所订的通商条约，它使中国专制权力不能再任意停止对外贸易，不能由官商或所谓公行包办垄断，也不能对外货流通任意加以勒索或留难。虽然这是出于英国人的强迫，但已不啻为长期被囚禁的中国商工业网开一面了。事实上，不仅中国传统的封建官僚统治从这些方面受到了破坏和限制，而其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即前面所论及的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或所谓农工结合体，也是由以后逐渐深入逐渐展开的对外商业活动而促其分解的。
当做一个农业国，由集约小农经营及其补充物家庭工业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基础当然是最主要而又最基本的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广泛存在，对于专制的封建的官僚统治虽然非常必要，但对于商品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的商工业，却是一个致命的障碍。可是，就从鸦片战役以后，这种障碍被缓慢而确实地逐渐予以消除
比如，中国农村最普遍的副业是人民穿着所需的纺织业，不幸，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在每个先进国家，又差不多是由纺织业开头，于是，一个新旧生产方式的冲突最初就会表现在纺织业上。中国人用自己的新式纺织业产品破坏那种副业，分解那种农工结合体，是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发生的前后，而在鸦片战争后到这个时期，则最初是英国新式纺织业品，接着又加上日本和印度的新式纺织业品，在中国从事这种“分解”工作。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门户以后，曾以种种体验，发觉在中国推销纺织品并不像它推销鸦片那样容易。马克思曾明确道出了其中的究竟，他说：“资本主义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曾经是一个多大的障碍，人们尽可以在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得到一个适切的例证。在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此外，在印度，又还有在土地共有制基础上建立的村社的形式要加进来；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以统治者和地主的资格，双管齐下，同时应用他们所有的直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目的是要把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摧毁。……但是，……这种解体工作也不过极其缓慢地进行着。在中国，这种解体作用就进行得更慢。因为在中国，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力加进来加强它的作用。”（见郭大力王亚南合译《资本论》，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卷、第三七三——三七四页）但“利益也往往使人智慧”，英国人不论是否明确意识了此种原因，他们后来在中国确在多方设法获得配合经济权力的政治权力，投资敷设铁道，是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方法之一。而其结果，也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即是，“中国铁道的敷设，表现中国小农及家庭工业的一切基础的破坏”。（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
像英国这样“开化”中国或分解中国旧生产方式的大事业，愈到后来有愈多的国家参加，其中，像日本、印度那些劳动低廉和距离中国较近的国家的纺织品，更能有力地摧毁中国家庭工业。等到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外人得在中国利用廉价劳力与原料自由开厂制造，而同时国内的新式纺织业，办在种种刺激下，逐渐发展起来，于是，中国旧式家庭工业和独立手工业就濒于破灭的悲惨境地了。
所有上面这些事实，以及必然随伴而发生的一般流通范围的相应扩展，都说明传统的封建官僚统治在多方面受到了严重打击。首先，农村旧生产方式结构的分解意味着封建官僚统治的固定的、孤立的自然经济基础的根本动摇。其次，商品经济成分的逐渐增进，商工业比重对农业的逐渐加大，以往为配合农本主义与农业社会组织而被利用作统治工具的纲常教义、宗法秩序以及有关旧社会维系的一切法制思想体系，或则变为具文，或则失其作用，而使那已经根本发生动摇的封建官僚体制更无法支持。然而更关重要的还是在另一方面，市民阶级由于商品经济或新式工商业发展而逐渐显露头角，他们的经济活动愈向前扩展，自然要愈益感到专制官僚主义的束缚与压迫；他们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太平天国变乱中，虽还因没有形成足够主动的力量，而使那次变乱仍不能不止于农民的民族的性质，但在此后辛亥革命当中，他们的主导力量便表现得非常明白了。因此，清王朝的覆没，实不仅说明异族统治的中止，同时还表示传统封建官僚政治的变形。
然则封建官僚政治为什么不曾因此完全覆没下去呢？我现在要进而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