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呢？
我在这里得指出：在专制官僚统治下，作为官僚大头目的帝王，除了王朝的开基者以外，通常是依着血统，依着“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继统法而行使统治的。这种继统法，原是周代推行贵族政治时确定下来，以期确保王权而杜绝王位继承的争端的。到了秦及其以后的王朝，虽然所施行的是专制官僚政治，而贵族政治的继统法却依然照样保留着。于是，被我们理解为最大官僚头目的帝王及其同一血统的皇族，就无疑百分之百是属于上述“生成的”统治者群了。他们这种立在统治金字塔顶点的人物或族姓，既如此被先天地决定起来，在一切由上而下的治化局面下，就无异成了一个拉着一切其他大小官僚贵族化的起点。于是，头等以下的官僚乃至士族的贵族化呈现为下列过程：
第一，皇家和皇族虽然自成一个特殊优越的体系，但他们究不能和一般人间隔离。而在“同姓不婚”的规制下，尤不能不有地位、家世、财产等方面都够和他们周旋的异姓强宗、巨族；名门来同他们这些“皇亲”结成“国戚”；而且，与他们结成了姻娅关系的，即使不是什么强宗、巨族也很快就会列在大贵族的阵营。其升官锡爵，全凭由此取得的贵族身分。例如汉高祖以亭长出身“贵为天子”，他那位“妻因夫贵”的亭长太大一家不旋踵间就布满朝廷要津，终于演出第一幕外戚之祸；而西汉因以结束的最后一幕外戚之祸，也是由王氏“五侯同日封”的大场面导来的。皇族拉着大官僚贵族化，大贵族又拉着中小官僚贵族化，任何开明的专制政治，都是不可能贯彻选贤任能的用人尺度的。
第二，王位继统法的推广，即由帝王推行到他的臣下，而成为所谓宗统，更会加强上述的贵族化倾向。中国的宗法组织，原是创始于周代，周代的封建秩序崩溃，这组织理应发生动摇。但因宗法组织的最大特点，就是君权不可分不可犯，就是父权夫权无限大，所以，崇尚儒术，主张纲常教义，便必然要求变相恢复或加强宗法组织。同时，中国专制官僚统治，又如我们前面所说，一直需要以族长制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组织作为其政治组织的补充，于是，具有浓厚原始性的氏族制，便与专制官僚统治一同千古，而在宗法社会组织下，一个人的荣华富贵不仅被理解为“宗族交游光宠”，且确实要为宗族交游所共享共荣的。
第三，作为中国官僚社会选贤任能的“贤”“能”程度，一般是用士子对于孔家学说的修养或实践来测度的。孔家学说原本是被“载”在不易阅读、不易理解的“文”中，后来又分别为历代的儒家玄学化、礼学化。于是，它本身便成为非一般人所能接近的深奥东西，愈显得深奥，愈使人莫测高深，而对它有一知半解的学子或士大夫，就因此在一般下民的心目中，也相应显得高超和优异。结局，作为取士、评骘人才，乃至实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官僚政治理想的所谓学问或知识，竟反而变为造出特殊身分的武器。这知识的封锁，同以上所述诸原因连同作用起来，就相当补强了官僚贵族化在经济上的比较薄弱的条件。
第四，我们已知道，贵族有贵族的经济基础，官僚贵族化如其同时没有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变，那就不论帝王或皇族怎样经常需要一批与他们够格周旋的人，怎样加强宗法组织，乃至怎样厉行知识的封锁，他的贵族身分终究是不易形成，不易固着起来的。幸而，事物本身总像在为自己作着种种配合的安排。秦汉乃至以后的历代王朝，迄未忘记把“普天之下”的一部分土地，赐封其亲故。除此之外，厚禄与高官总是相连的，聪明的统治者，往往不但破格赐赠以结臣下的欢心，甚或鼓励贪污侵占以隳野心者的壮志。汉高祖对“萧何强买民田宅数千万”所表示的优容安慰心情；宋太祖劝石守信等“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的深谋远虑打算，皆说明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其臣下，或其臣下对于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实”，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实”。结局，做官总有机会发财，有官斯有财，有财斯有土，有土斯有社会势力和身分，而这又反过来变成为知识独占的前提。
然而，所有上述诸点，统只可理解为中国型官僚可能贵族化，可能形成门阀的基因，而其在现实上的作用，则还有待于下述诸种事态的诱发。
大约从汉末历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之初叶，中国典型的专制官僚统治，发生了种种变态，照应着当时封建局面的离心化，官僚贵族化的色彩愈变愈加浓厚了。古代初期封建制度下的世卿世禄在名义上虽不曾恢复过来，而其代替物的门阀，却正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门阀究竟在如何表演着贵族的场面呢？方壮猷先生曾对此有一段颇概括而精辟的说明：“在这个时代的门阀的力量，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充分的表现他们的优势。就经济方面观之，他们不但领有广大的土地，而且庇荫着多数的部曲，随身、典计、佃客、衣食客之类，替他们从事生产劳动，对国家既不纳税，亦不当差。就社会方面言，他们从官位名地上造出血统优越的传说，自高自夸，与一般平民隔绝，既不肯与庶姓通婚，亦不肯与寒族交际应酬。就政治方面言，他们凭藉祖先的余荫，不但垄断官吏选举之权，凡州郡掌管选举诠叙的官吏，如中正、主簿、功曹之类，都非由他们中择人任用不可，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高级长官亦由他们包揽独占，使一般平民不易有参加的机会。”（《中国中古时期之门阀》，《中山文化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然而，门阀的地位是积极养成的。中国专制官僚制的封建主义的特质，既然具有我们前节所述的那些促成官僚贵族化的可能条件或因素，它一遇到其他更有利的形势，就会很自然地向着门阀的途径发展。
首先我们得指出，任何一种固定的等级的身分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两汉前后统治四百年，虽中经王莽的篡乱，但很快就中兴起来。同一王朝统治如此之久，其间又有相当长期的承平安定局面，在最大官僚头目的帝王及其皇族，固不必说，即在中上级的官僚们，都无形会由生活习惯、累世从政经验，乃至相伴而生的资产积累等方面，产生与众不同的优越感和阶级意识。而他们藉以干禄经世的儒家学说，更无疑要大大助长那种优越阶级意识的养成。他们在“法律上获得种种特权；他们享受高爵厚禄，做官发财，在本乡多购买土地，退休后就成了地方的豪绅，死后留给子孙福禄。他们创造了一种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够得上这水准方能成为一个世家。既是世家，子孙便该世世做官，宗族便该代代显赫，同宗同族便该团结互助，提携乡党后进，在本地成为一个名族或郡望。他们阐发并实行儒家的宗族道德观念。他们自以为自己的地位，相当于封建时代的贵族阶级，所以借来很多古代的宗法观念、礼仪习俗放在自己生活里面。这样到了汉末，名门世家的宗族团结及强烈的宗族观念便养成了。”（孙毓棠：《汉末魏晋时代社会经济的大动荡》，《人文科学学报》，第一卷，第二期）然而，所谓贵族化的官僚或变相贵族的门阀在社会的意义上，是从他们对于被其统治的农民大众所表现的特别优越关系显出来的。他们逐渐的贵族化，必然要与其对极的农民的农奴化，相辅而行。
其次，我们得考察到当时农民地位的变化。中国西周贵族政治下的农奴，到战国之世，就由种种“复其身”的方式转变为在形式上有相当自由的农民了。可是农民的那种自由，是就他们不再隶属于个别贵族讲的，事实上，他们对于整个支配阶级或地主阶级的隶属，却并不曾因此变得轻松。比如，在专制官僚社会被宣扬为德政的轻租税的措施，往往是更有利于官僚地主，而更不利于直接生产者农民的。王莽曾针对西汉的轻税政策指出其中的症结：“汉氏减轻田税，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汉书》王莽传）这是说，地主向政府纳税，三十只出其一，而直接生产者向地主纳租，却须十出其五。不仅如此，官僚政府的开支，是会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官僚排场的增华而愈益加多的。结局，轻税的狡猾伎俩，就由最不平等的人头税——算赋及最苛重的徭役（凡二十岁以上，五十六岁以下，每年须提供一月无偿劳动，并须戍边境三日，不提供此等劳役，即以货币代，名为更赋）完全暴露出来。这就是马端临所谓“汉代对于人丁，不但税之，且又役之”，而况“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夕改。”（晁错语）无怪在此种统治方式下的农民，不得不“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以饥饿自卖”，并“嫁妻卖子”了。然则我们御用史家们吹嘘的“汉唐盛世”，应当不是指着这些在他们看为污浊寒酸的光景，而是就其对极的“豪人之室”、“连栋数百”、“奴婢千群”（见《后汉书》仲长统传）的阔绰场面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