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有五科：曰脉，曰因，曰病，曰症，曰治。丹溪先生以病症为一，故以四字赅之，纂成一帙，名曰《脉因症治》。实为寿世之书，奈后代诸贤，不业是作，遂至散亡淹没，予所深惜。然谛思之，仍有难于宗行者，盖执脉寻因、寻症，一时殊费揣摩；不若以症为首，然后寻因之所起，脉之何象，治之何宜，则病无遁情，而药亦不至于误用也。是以古人先重望闻问，而独后于切耳。余不谅，敢窃丹溪之余语，汇成一卷，改名《症因脉治》，先辨其症，次明其因，再切其脉，据症、据因、据脉用治。庶节节可证，而法不谬施，谅必无罪于后世也。但年迈神衰，恐多疵漏，未敢授梓传世，待后之贤者，详定而行可也。
崇祯辛巳嘉平月淡香堂广野道人秦景明序沈序秦子皇士，好学多才艺，自幼博通经史，及长名重士林，惜不得志以有为。古之人进则救民，退则修己。为秦子者，独善其身可矣，然而秦子济人利物之心，不甘自弃，谓无其位而可行其志者，惟有医。于是取岐黄之要，潜心三十年，而其道甚明，遂行于世，全活者无算。不论富贵贫贱，终日孜孜，惟以救人为事，而不计利。其术工而专，奇而正，固一时之彦也。而秦子思以海内之大，后世之久，非一身之所能及，必求其可大可久，能以遍于天下，传之将来，然后乃可。发其祖景明先生所传之秘，曰《症因脉治》者，复穷搜博览，阐明而损益之，以行于世。俾行是道者，因症按脉而脉不虚索，因脉用药而药不妄投，其有功于世，不大且久乎？向以不得有为为秦子惜，今则为秦子庆矣。假使秦子者得一官效一职，不安全一乡一邑而止，其能起四海九州万亿千载之老少强弱，悉保太和，以安全于熙之天哉？癸未冬，予以疾告归，其书适成，曾施君宇瞻及昆季葆文纹石象三诸公者，善发一家，欲跻斯民于仁寿之域。捐资将授梓，予不禁抚掌而为之序。
时康熙四十三年端阳后十日赐进士现任翰林编修同郡沈宗敬书于醉花处查叙秦子皇士者，上海人也。少时慨然有利济天下之志，遂研精医学，而于古今方书，无不通彻。要以黄帝神农造命宗旨为指归，其临症必力穷其症之本末，与夫轻重缓急，推之至微。尝曰：我非欲精于医也，惟期内省不疚而已。斯真仁人君子之用心者，于是声称籍甚，海昌去海邑，相距不啻四百里，而名声习闻，如比屋然。非实大者而能如是耶？余向也奔走四方，深以不得面承请教为怅。自壬午冬，膺特简日侍内廷，盖益绝远当世之士云。然秦子者，实益大，声益洪，四方贤士大夫闻风远迎者日益众。乙酉春赴嘉禾之请，接临敝邑，起沉者不计算，名益贯盈于耳。因念古者学成名立，必手定一书，以公于世，今以秦子之学如是。之名如是，使无所传以公于世，古之利济天下者不如是，至季冬单升陈子来入春闱，会家人持方书数卷，名曰《症因脉治》，约五六百帙。进阅之，乃秦子皇士之所着也。分门别类，无不本末兼举，轻重缓急之得宜，直令读者据其书，自无不至于神而臻于化，人人皆可造命者。
既而宇瞻及仲季诸公，捐金镌刻，以公世用。固请序于余，以弁其简端。余不禁跃然大喜，以为秦子于利济天下之志，庶几能垂无穷矣。诸君光被天下后世之功，且与余公于世之意康熙乙酉除夕赐进士出身现任翰林院编修通家弟查慎行书目录篇名>自序余幼业医，见家伯祖景明公，有《症因脉治》一稿，序原丹溪先生《脉因证治》中来。
时余学浅，未会其趣，后见嘉言先生《寓意草》云：治症必先识病，然后可以议药。今之学医者，议药不议病，叹《内经》、《甲乙》无方之书，无人考究。丹溪《脉因证治》，分析精详，反不见用，而《心法》诸书，群方错杂，则共宗之。余因知景明公《症因脉治》之作，非无谓也，遂有纂述之志，然慎之未敢为也。后三十年，年至虑深，每思有以成公之集，而牵于生事，日无宁晷，偶忆袁先生可以济人之语，遂乃屏绝应酬，潜心纂述，症分内外伤，因分内外因，脉分虚实，治分经络，对症用药，无游移多歧之惑，不十载而就意者，彼苍好生，或丹溪、景明两公，阴能助余也。书成之明年，余友施君宇瞻仲季见而悦之，因谓余曰：是书寿世之宝也。与其宝之一方，不若广之天下；与其利诸目前，不若传之后世。子为是书以利济一方，余兄弟为是刻以公天下可乎？余与及门皆大欢喜，乃谢施君曰：是书出，倘有补于斯世者，惟君之力。
─治病先当分别十二经络，灼见何经主病，用药可以不误。故凡一经见症，则以一经所主之药治之；两经见症，则以两经之药合而治之。如是则孰急孰缓、从少从多，皆有主宰，有病之经，再无失治，无故之经，不妄诛伐也。
─用药之法，须寻实据之症固已。然有症脉相应，根据脉用方，而为正治者；亦有症象分明，脉象模糊，难于根据脉立方，而必随症施治者。余于治法中立此两条，则从症从脉，自有准绳，玄机之士，所当触类而旁通也。
─每症章中，详立外感内伤，诚恐学人混于施治。然亦有外感而兼内伤者，则以外感方中加内伤药一二味；有内伤则兼外感者，则于内伤方中加外感药一二味；若二症并见者，则以二症并治。例如仲景治伤寒，若见纯表症者，纯用表药；见纯里症者，纯用里药；表里兼见者，则以一半发表、一半清里，双解表里之邪。广而推之，伤寒如是，杂症亦无不如是也。
─凡着十二经络症象，不能一条详悉者，必得互相发明，症象始着，故余着水肿症，已经分别各经络病形。然有言之未尽者，则于后条胀症中重言以申之，以为两相阐发之用。
他如五脏咳嗽、五脏痿痹等症，经络既同，则症象亦无不同，前后合参，彼此互发，相得益彰，泛视之竟似重复，实反复发明诸经形证。今之治病不明经络者，通忽此法耳。
─病机百出，书不尽言，集中诸病，皆确见于平时临症而不惑者，故敢就正当世。至如篇中，或因文义拘牵，而病情不无遗漏，或因言此彼明，而辞意概从省释，又或病症中大关节处，前书未尝明言，后人每多忽略，往往反复告戒，以见郑重其词，安辞烦琐之讥，难免支离之诮，然而闻一可以知十，知经可以达权，业是道者，或亦鉴此苦心也。
症因差误治法不合李士材先生《医宗必读》书，广为流布也。先生大意，多得之王宇泰《准绳》，而立论则宗《薛氏十六种》。其论中风一症，则辨别真类；泄泻之治，立法昭明；心胃之痛，详加注别；咳嗽、腰痛，皆分外感内伤；肿胀之症，分别虚实寒热，俱无遗仪者矣。但其中尚有未纯之处，前此相沿成弊，如：首论伤寒传至三阴之条，误引直中阴经之方，混一立治。夫先起三阳，以后传至三阴，乃是传经之阳证，经虽属阴，邪则阳邪，故《伤寒》经云：先发热后发厥，此乃是传经之邪，非直中阴经寒证，是热深厥深之谓也。今先生反用直中阴经阴证之方，而曰轻则理中汤，重则四逆汤；后于直中阴经条下，又云：初起不发热，便是寒证者，名为直中阴经之寒症，亦以此二汤主之。夫传至三阴，阳症也；直中阴经，阴症也。一寒一热，二症天壤，而以一法混治，岂理也哉。至论虚劳一症，于吐血条下，首列苏子降汤一方，极为不可。丹溪先生曰：口鼻出血，皆是阳盛阴虚，法当补阴抑阳。又曰犀角之性，能升散一切有余之火，若阴虚者用之，宁免飞扬之患乎。夫犀角清凉辛散，尚为阴虚者所戒，而苏子、前胡、半夏、沉香辛温升散之味，岂为虚劳、吐血之所宜乎。此乃外感吐血之方，不应列入虚劳、吐血条内，先生因见《准绳》书，失于分别，是以辗转相误。后张三锡先生集《治法汇》，独删去此方，良有苦心也。至痢疾一症，有四时寒热之不同，今先生混引《卫生宝鉴》所引经文，脾泄、肾泄、内伤痢症之说，而归重于脾肾二经立论。不知脾传肾，肾传脾，乃论五脏相承内伤痢，非所论夏秋热痢之条。今先生论中，既曰痢起夏秋，湿蒸郁热，亦论夏秋之痢矣。即当从秋令燥金阳明司令立论，而归重于肠胃二经，不宜牵入脾肾去。夏秋之先水泄，后脓血，先脓血，后水泄，乃是手足阳明肠胃之湿热症，非脾肾相传之微邪贼邪内伤症也。古人云：大肠受病，则气凝注而成白痢；小肠受病，则血凝注而成赤痢；大小肠均受其病，则赤白相杂而下。胃之湿热，下淫于大小肠者亦如此。即按经文，曰肠下血，曰肠下白沫，曰肠下脓血，诸条之论，皆以肠字立言，不曰脾、肾，而曰肠，则知痢症当以肠字为主矣。今先生论中，脱却肠字本题，而独重于脾肾二脏，则夏秋之痢，先生欲补此两脏乎，抑欲温此两脏也。夫脾泄肾泄，藏气不足，内伤之虚症，藏症也。夏秋之痢，肠胃受邪，外感之实症，腑症也。内伤不足，外感有余，二者天壤，即有少阴下痢脓血一症，乃是手少阴心主为患，非足少阴脾传肾之一症，故《保命集》以少阴痢曰小肠泄，以心与小肠为表里，心移热于小肠，小肠移热于大肠，则下痢脓血，以手少阴心经主血故也。
经虽属阴，症则阳邪，如伤寒阳症传阴经之比也。夫夏秋之痢，先要究其致病之根，当五六月巳午丙丁行权，而庚金大肠受克于夏令之时，预伤其金水，至秋燥金行令，金被火刑，熏烁下溜，赤属火之本来，白属金之本色，而赤白相杂之痢作矣。即或纯白无红，虽非心火所乘，亦为素秋燥火太旺，伤其金位本身，故白色溶化而下，此为乘令而得病者也。今先生言言牵带脾肾，妄存温补固涩横格胸中，致令痴人说梦，便有初起之痢，肠胃壅滞，热郁于内，反见外寒兼化之象，误认虚寒，竟以古人辛温发表方中，妄加补涩之药，混活湿热燥热之痢；不知古人辛温散表，乃治寒湿之痢也。症重者为害匪轻，症轻者迁延变重，即有用温补能愈此疾者，非前医大用祛积，积气已清，即寒凉直进，失加向导，抑遏中州，偶遇辛温，开通郁结，实处得辛温散结之功，非得温补之力也。夫湿郁一痢，从时令寒湿之加临，外郁表邪，内壅积滞，是以用辛温之药，然亦但取其辛温散表，非取其辛温温补也。夫治痢过用寒凉克削，诚为不可，但起内湿火燥火，失于清利，则肠胃顷刻腐烂，补脾补肾，乃是后来调理法也。故曰视其缓急，调其气血，表症在者，汗之散之；里症急者，清之利之。至痢症中腹痛一门，有积滞壅塞之痛，用下药以行之；有气郁大肠之痛，用苦梗以开之；有气血不和之痛，用芍药以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