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澧为此书，所以复古也，复古者迂儒常谈，澧岂效之？良以乐不可不复古也。……鼓吹也，戏剧也，小曲也，其号为雅音者琴师之琴也，此则今所谓乐也。何为宫商而不知也？何为律吕而更不知也？启超案：徐新田《雅乐论》云：”今之琴有声无节，先不成其为乐矣，何论雅俗！“呜呼！乐者六艺之一，而可以轻亵沦亡若此哉！……近数十年，惟凌次仲奋然欲通此学，自谓以今乐通古乐。澧求其书读之，信多善者。然以为今之字谱即宋之字谱，宋之字谱出于隋郑译所演龟兹琵琶。如其言，则由今乐而上溯之，通于西域之乐耳，何由而通中国之古乐也？又况今之字谱非宋之字谱，宋之字谱又非出于郑译，古籍具存，明不可借假乎？澧因凌氏书，考之经疏史志子书，凡言声律者，排比名稽，以成此编。……将使学者由今之字谱而识七声之名，又由七声有相隔有相连而识十二律之位；识十二律，而古之十二宫八十四调可识也。启超案：兰甫弟子殷康保校《声律通考》竣，而撮其要点为跋云：”五音宫、商、角、徵、羽，即今所谓上、尺、工、六、五也。加变宫、变徵为七音，即今所谓一、凡也。七音得七律，宫与商之间有一律；角与变徵之间有一律；徵与羽之间有一律；羽与变宫之间有一律；是为十二律也。十二律者，高下一定者也；七音者，施转无定者也。十二律各为宫，则各有商、角、徵、羽，是为十二宫；十二宫各为一均；每一均转七调，则八十四调也。……“此段最能将全书提纲挈领，故录以为注又由十二律四清声而识宋人十六字谱，识十六字谱而唐宋二十八调可识也。然此犹纸上空言也，无其器何以定其声？无其度何以制其器？属有天幸，《宋书》《晋书》皆有”荀勖笛“，而阮文达公摹刻钟鼎款式有”荀勖尺“，二者不期而并存于世。夫然后考之史籍，隋以前历代律尺皆以”荀勖尺“为比。金、元、明承用宋乐，宋乐修改王朴乐；而王朴律尺又以荀勖尺为比。有荀勖尺，而自汉至明乐声高下皆可识也。然而荀勖尺易制也。荀勖笛难知也。《宋书》《晋书》所载荀勖笛制，文义深晦，自来读者不能解。澧穷日夜之力，苦思冥悟而后解之，而后仿制之，于是世间乃有古乐器。又读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有唐开元《鹿鸣》《关雎》十二诗谱，以今之字谱释之，于是世间乃有古乐章。……遍考古书所载乐器，从未有细及分厘如荀勖笛制者；遍考古书所载乐章，从未有兼注意音律如十二诗谱者。古莫古于此，详亦莫详于此。授之工人，截竹可造，付之伶人，按谱可歌，而古乐复出于今之世矣。……象州郑小谷见此书，叹曰：”有用之书也。“又曰：”君着此书辛苦，我读此书亦辛苦也。“嗟呼！辛苦着书，吾所乐也。有辛苦读之者，吾愿足矣。若其有用，则吾不及见矣。其在数十年后乎？其在数百年后乎？
吾认此书之着作为我学术界一大事，故不避繁重，详录此函。读之，则书之内容大概，可识矣。吾以为今所当问者只有两点：一、兰甫所解荀勖笛制是否无误？二、朱子所传开元十二诗谱是否可信？兰甫又言：”即谓十二诗谱不出开元，而为宋人所依托，然自宋至今，亦不可谓不古。较之毛大可所称明代之唐谱，不可同年而语矣。“若诚无误也，可信也，则所谓古乐复出于今世者，真可拭目而待也。由兰甫之书以复活汉晋以来不绝如缕之古乐；由次仲之书以复活唐代融会中西之燕乐，此点兰甫绝对承认次仲书之价值，兰甫书亦有可以补其未备者则二千年音流变，可以知其概以求隅反，乐天下快事宁有过此？夫今日音乐必当改造，识者类能言之矣，然改造从何处下手耶？最热心斯道者，亦不过取某国某名家之谱，随己之所嗜，拉杂输入一二云尔。改造音乐必须输进欧乐以为师资，吾侪固绝对承认。虽然，尤当统筹全局，先自立一基础，然后对于外来品为有计划的选择容纳。而所谓基础者，不能不求诸在我，非挟有排外之成见也。音乐为国民性之表现，而国民性各各不同，非可强此就彼。今试取某国音乐全部移植于我国，且勿论其宜不宜，而先当问其受不受。不受，则虽有良计划，费大苦心，终于失败而已，譬之撷邻圃之秾葩，缀我园之老干，纵极绚烂，越宿而萎矣。何也？无内发的生命，虽美非吾有也。今国中注意此问题者，盖极寥寥。然以吾所知一二先觉，其所见与所忧未尝不与吾同，盖亦尝旁皇求索，欲根据本国国民性为音乐树一新生命，因而发育之，容纳欧乐以自荣卫。然而现行俗乐堕落一至此甚，无可为凭藉；欲觅历史上遗影，而不识何途之从，哀哉耗矣！次仲、兰甫之书，以门外汉如我者，于其价值如何诚不敢置一辞，然吾颇信其能示吾侪以前途一线光明。若能得一国立音乐学校，资力稍充，设备稍完，聚若干有音乐学素养之人，分出一部分精力，循此两书所示之途径以努力试验，或从此遂可以知我国数千年之音乐为何物，而于其间发见出国民音乐生命未孵之卵焉，未可知也。呜呼！吾之愿望何日偿也？兰甫先生盖言”其在数十年后乎？其在数百年后乎？“
次仲《燕乐考原》之中四卷，详列琵琶四弦每弦所衍生之各七调，胪举其调名，上自郊祀乐章，下至院本杂剧，网罗无遗，因此引起后人研究剧曲之兴味焉。
初，康熙末叶，王奕清撰《曲谱》十四卷，吕士雄撰《南词定律》十三卷。清儒研究曲本之书，盖莫先于此。乾隆七年，庄亲王奉敕编《律吕正义后编》，既卒业，更命周祥钰、徐兴华等分纂《九宫大成南北词谱》八十一卷，十一年刊行之，曲学于是大备。江郑堂《汉学师承记》，称凌次仲是年应某达官之招，在扬州校勘词曲谱，得修脯自给；次仲精于南北曲，能分别宫调，自此。疑次仲曾参与《九宫谱》事也，待续考后此叶怀庭堂《纳书楹曲谱》，称极精审，度曲者宗之。有戴长庚着《律话》，吾未见其书，且未审为何时人。兰甫《声律通考》屡引其说，盖亦旁及曲律云。
以经生研究戏曲者，首推焦里堂，着有《剧说》六卷，虽属未经组织之笔记，然所收资料极丰富，可助治此学者之趣味，吾乡梁章冉廷柟着《曲话》五卷，不论音律，专论曲文，文学上有价值之书也。而陈兰甫亦有《唐宋歌词新谱》，则取唐宋词曲原谱已佚而调名与今本所用相符、字句亦合者，注以曲谱之意，拍而歌之。其自序有言：”物之相变，必有所因，虽不尽同，必不尽异。……诗失既求诸词，词失亦求诸曲，其事一也。……“读此可见此老雅人深致，惜其书已不传。
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着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静安当为不祧祖矣。而杨时百宗稷专言琴学，着《琴粹》《琴话》《琴谱》《琴学随笔》《琴余漫录》《琴镜》等书，凡二十四卷。琴学是否如徐新田所诋”不成其为乐“，吾不敢言。若琴学有相当价值，时百之书，亦当不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