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论之，清儒所做辑佚事业甚勤苦，其成绩可供后此专家研究资料者亦不少，然毕竟一钞书匠之能事耳。末流以此相矜尚，治经者现成的三礼郑注不读，而专讲些什么《尚书》《论语》郑注；治史者现成之《后汉书》《三国志》不读，而专讲些什么谢承、华峤、臧荣绪、何法盛；治诸子者现成几部子书不读，而专讲些什么佚文和什么伪妄的《鬻子》《燕丹子》。若此之徒，真未可本末倒置，大惑不解。善夫章实斋之言曰：“……今之俗儒，……逐于时趋，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文史通义？博约中篇》
六史学
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洲、万季野，而昌明于章实斋。吾别有专篇论之。看第五讲、第八讲、第十二讲但梨洲、季野在草创时代，其方法不尽适用于后辈。实斋才识绝伦，大声不入里耳，故不为时流宗尚。三君之学不盛行于清代，清代史学界之耻也。清代一般史学家思想及其用力所在，王西庄之《十七史商榷序》最足以代之。今节录如下：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耳。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由考其事绩之实，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
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此其异也。……
大抵自宋以后所谓史家，除司马光、郑樵、袁枢有别裁特识外，率归于三派。其一派则如胡安国、欧阳修之徒，务为简单奥隐之文辞，行其溪刻隘激之“褒贬”。其一派则苏洵、苏轼父子之徒，效纵横家言，任意雌黄史迹，以为帖括之用。又其一派则如罗泌之徒之述古、李焘之徒之说今，惟侈浩博，不复审择事实。此三派中分史学界七百余年，入清乃起反动。
清初史学，第一派殆已绝迹，第二派则侯朝宗方域、魏叔子禧等扇其焰，所谓“古文家”、“理学家”从而和之，其间如王船山，算是最切实的，然习气尚在所不免。第三派则马宛斯骕、吴志伊任臣及毛西河、朱竹垞辈，其着述专务内容之繁博以炫流俗，而事实正确之审查不甚厝意。虽然，自亭林、梨洲诸先觉之倡导，风气固趋健实矣。
乾嘉间学者力矫其弊，其方向及工作，则略如王西庄所云云。大抵校勘前史文名之讹舛，其一也；订正其所载事实之矛盾错误，其二也；补其遗阙，其三也；整齐其事实使有条理易省览，其四也。其着述门类虽多，精神率皆归于此四者。总而论之，清儒所高唱之“实事求是”主义，比较的尚能应用于史学界，虽其所谓“实事”者或毛举细故，无足重轻，此则视乎各人才识何如。至于其一般用力方法，不可不谓比前代有进步也。
今就各家所业略分类，以论其得失：
甲）明史之述作附清史史料
清初史学之发展，实由少数学者之有志创修明史，而明史馆之开设，亦间接助之。其志修明史者，首屈指亭林、梨洲，然以毕生精力赴之者，则潘力田、万季野、戴南山。
自唐以后，各史皆成于官局众修之手，是以矛盾百出，芜秽而不可理。刘子玄、郑渔仲已痛论其失，而卒莫之能改。累代学者亦莫敢以此自任。逮清初而忽有潘、万、戴三君，先后发大心，负荷斯业，虽其功皆不就，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钱牧斋亦有志自撰《明史》，其人不足道，但亦略有史才。然书既无成，可不复论
三家之中，潘、万学风大略相同，专注重审查史实。盖明代向无国史，不如清代国史馆之能举其职，递续修纂只有一部实录，既为外间所罕见，且有遗缺。缺建文、天启、崇祯三朝而士习甚嚣，党同伐异，野史如鲫，各从所好恶以颠倒事实，故明史号称难理。潘力田发心作史，其下手工夫即在攻此盘错。其弟次耕序其《国史考异》云：“亡兄博极群书，长于考订，谓着书之法，莫善于司马温公。其为《通鉴》也，先成长编，别着考异，故少抵牾。……于是博访有明一代之书，以实录为纲领，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铭家传，凡有关史事者一切钞撮荟萃，以类相从，稽其异同，核其虚实。……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徇单辞，不逞臆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遂初堂集》卷六又序其《松陵文献》曰：”亡兄与吴先生（炎）草创《明史》，先作长编，聚一代之书而分划之，或以事类，或以人类，条分件系，汇群言而骈列之，异同自出，参伍钩稽，归于至当，然后笔之于书。“同上卷七力田治史方法，其健实如此，故顾亭林极相推挹，尽以己所藏书所着稿畀之。其书垂成，而遭”南浔史狱“之难。既失此书，复失此人，实清代史学界第一不幸事也。遗着幸存者仅《国史考异》之一部分原书三十余卷，仅存六卷及《松陵文献》，读之可见其史才之一斑。
季野学术，已具第八讲，此不多述。彼为今本《明史》关系最深之人，学者类能知之。但吾以为，《明史》长处，季野实尸其功；《明史》短处，季野不任其咎。季野主要功作，在考证事实以求真是，对于当时史馆原稿既随时纠正，复自撰《史稿》五百卷，自言：”吾所取者或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故《明史》叙事翔实，不能不谓季野诒谋之善。虽然，《史稿》为王鸿绪所攘，窜改不知凡几，魏默深有《书王横云明史稿后》辨证颇详后此采王稿成书，已不能谓为万氏之旧。且季野最反对官局分条制度，而史馆沿旧制卒不可革。季野虽负重望，岂能令分纂者悉如其意？况季野卒于康熙四十一年，《明史》成于乾隆四年，相距几四十年，中间史馆废弛已久；张廷玉草草奏进时，馆中几无一知名之士，则其笔削失当之处，亦概可想。故季野虽视潘、戴为幸，然仍不幸也。最不幸者是《明史稿》不传然《明史》能有相当价值，微季野之力固不及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