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伦堡根本没有普选，海地则可以夸口拥有普选，而最近全世界的人听见不少关于海地的希奇古怪的新闻。难道可以说梅克伦堡比海地治理得差吗？"③但是，标洛公爵的演说表明，他若不是有意拙劣地模仿一种他不赞同的学究或推理风格，就是没有能力掌握量的政治思想方式的基本概念。如果普选权的"教条"意味着一切有选举权的人因而在一切方面都变得彼此一样，而普选权是好政府的条件之一，那时，也只有那时，他对普选权的攻击才是正确的。
然而，如果普选权的愿望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大大扩充政权是好政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他还有种族①标洛（1849-1929）:德国宰相和普鲁士首相——译者②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译者③1908年3月27日《泰晤士报》——
127第五章政治推理的方法51天赋、行政责任等因素）,那么，他的演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但是，标洛公爵是在发表国会演说，在国会演说中，那种深刻地影响各种会议和委员会议事程序的从质的方法到量的方法的转变还没有获得很大进展。
在议会的正式辩论中，就连那些使我们最受感动的演说也往往使人想起格莱斯顿先生，在他的头脑里，一当他起立发言，他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所受的词语的训练就总是同他对事物的经验发生冲突，他从未说清楚，"自由和自治的伟大而永恒之举",究竟是指某些因素在教会和国家每个问题上必定有巨大和持久的重要性呢，还是指一切好人都能够从绝对和权威的法则中推断出一切政治问题的先验的解答。
第二部分进步的希望第一章
政治道德在前几章里，我论证说，政治学的效能，也就是预测各种政治原因的结果的力量，很可能会增强。我用两个事实作为我的论证的基础。第一，现代心理学向我们提供的人性概念比与传统的英国政治学相联系的人性概念真实得多，尽管也复杂得多；第二，在自然科学的影响和范例下，政治思想家们已经开始在他们的讨论和调查研究中使用量的而不仅仅是质的语言和方法，因此既能更充分地说明问题，又能更近似准确地解答问题。
在论证中，没有必要问政治学中这种改进会在什么程度上影响政治史的实际进程。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无论人民群众信与不信，终归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研究政治是"为了行，而不是为了知",研究者迟早会扪心自问：我的学科中的变化对我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那个政治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例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位刚在一次斗得不错但彻底失——129第一章
政治道德71败的反对坦慕尼协会的运动中扮演"超然派"角色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可能会说："政治学的方法愈精细，愈准确，对政治的作用就愈小。天文学家每年都发明更精巧的预测星球运动的方法，但却无法运用他们的全部本领使一颗星偏离轨道一英寸。因此，我们研究政治的人会发现，我们的知识越丰富，只会使我们越感到无能为力。我们也许能够根据我们的科学学会精确地估计报业辛迪加、高级酒店或者阶级、国籍和种族的盲目本能所发挥的力量，但是又如何学会去控制它们呢？我们确实是在用一种新方法思考这些事情，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们在竞选中获胜或防止战争。"因此，我打算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阐明这些正在开始改变政治学的新倾向在何种程度上也能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被人们感知。我将试着来估计这些倾向的可能的影响，不仅是对于研究者或有修养的政治家，而且是对于仅仅从第二手或第三手接触政治学的普通公民。本着这种意图，我将在以下各章中分别论述新倾向同我们的政治道德理想的关系，同国家的代议政体和行政机关的形式和作用的关系，以及同国际和种族理解可能性的关系。
本章从该观点论述新倾向对政治道德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使用政治道德这个名词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某些出于政治动机而做的事情是道德的，出于其他动机是不道德的，反之亦然，而是要强调说明，有些道德问题只能密切联系政治学予以研究。当然，有些品格是各行各业共通的，比方我们人人都必须做到仁爱、诚实和勤劳，我们巴望伦理老师们帮——
130811第二部分进步的希望我们这样做。但是每一个行业也有它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首先由它自己的研究者阐明，然后才能由伦理学家来处理。
在政治中，这些特殊品格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乃是政治家据以形成自己的见解和宗旨的方法与他影响他人的见解和宗旨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一百年甚或五十年前，那些为一个他们对之尚无经验的民主政体工作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感到忧虑。他们不是把推理视为一个艰难而不确定的过程，而是看作当一个人遇到影响其利益的问题时头脑的必然和自动的运转。因此，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生活在民主政体下的公民在使用选票时必定受理智的引导；使别人最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结论以及结论所根据的理由的政治家是最成功的；如果选民有充分机会听取自由而真诚的讨论，好政府就有了保障。
今天，一个刚离开课堂踏上讲坛的候选人几乎肯定会从同样的想当然开始。
他在准备讲稿时心中坚信，选举的结果将取决于他所说明的政治原因与政治结果之间的关系。他的第一个震动可能来自于每一位专业选举干事对每一位候选人说了又说的格言："开会没用".干事对他说，到会的人当中十个有九个本来就是他那个党的忠诚和习惯性的支持者。如果他的演说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其主要政治重要性也不在于他说服那些早已被说服的人的本领，而在于他的支持者们由于钦佩他的演说才能而可能萌发更大的进行游说的热情和愿望。
第一章
政治道德91慢慢地，他学会对他的演说和他的对手的演说扣动选民心弦的方式作出估计。比方，他可能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打开装有其他候选人在某次他不大感兴趣的选举（例如贫民救济委员选举）中的演说词的封袋时的心情，发觉他对演说词要么根本未加注意，要么只注意到一些唤起某些习惯性思绪的词句。等他到了已足够自信或足够重要，可以为自己拟一份政治纲领的时候，他就懂得向大批选民发表的任何言论都必须受限制——提案只能在"实际政治范围内"提出，要简单、明了，精心地适应忙人的半有意识记忆及爱好。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他自己的政治推理力正在受到磨炼。
他逐渐认识到，每一个人的利益、思想习惯和能力以及经历都和任何其他人不同，认识到控制政治力量的成功取决于懂得这一点以及仔细了解人性的种种共同因素。
但与此同时，要相信他是在把他据以作出自己结论的同样的推理方法施之于听众，对他是越来越难了。也就是说，他倾向于把选民当作他的思想的题材而不是参与者。他就像柏拉图的诡辩学者一样，正在学会懂得公众是什么，而且在开始理解那头"巨大而强有力的野兽的激情和欲望，如何接近和掌握它，什么时候它变得最凶恶和最温顺，什么情况下发出几声吼叫，其他野兽发生的什么样的声音使它平静或者激怒。"如果他坚决防止自己从一个错觉转到另一个错觉的危险，他可能仍旧记得选区里不只是他一个人对政治作出过推理并正在作出推理。
如果他亲自进行游说，有时会碰到一个中年工人，比他自个儿更接近生活真实，会发现他的这个选民已经耐心地和深入——132021第二部分
进步的希望地对政治进行了三十年推理，他本人在那种推理中毋宁说是一条荒唐可笑的材料。或者，他会同一个商人交谈，不得不承认这个商人对他的提案的结果看得也许比他自己更透彻，但是愿望差异的鸿沟却把他们分开：一个人所希望的恰恰是另一个人所害怕的。
然而，无论这位候选人是多么真诚地看重投他的票或不投他的票的人当中较有头脑的人据以作出结论的方法，他仍旧容易感到他自己在竞选中扮演的角色同任何推理方法根本毫无关系。记得我第一次参加竞选之前，一位最老资格的政界朋友对我说："记住，你是在进行一次六星期的广告活动。"时间是短促的，有数不清的细小事情需要安排，候选人偶尔同个别选民进行思想交流之后，马上又恢复对全体选民进行的广告活动。只要他这样做着，所谓"在选民中决不使用最严谨的逻辑思维方法乃属大谬"这句格言（如果他有功夫想到这句格言）在他看来与其说是不正确不如说是文不对题。
过了一些时候，这位政治家甚至不愿再同他的选民讲道理，而终于把他们当作徒然有感觉和见解的纯粹非理性动物，他本人则是控制他们的纯粹理性的"超人".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坚定而能干的政治家成为最有效能和最危险的。
博林布鲁克①在教他的"爱国君王"如何通过了解人来统治人时，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那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①博林布鲁克（1678-1751）:英国政治家、作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