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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状况为了抬高自己，做这件事是为了国家目标，做这件事是出于崇高的宗教动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断言情况并非如此。"很明显，尽管格莱斯顿的头脑是悠闲自在地在"自由和自治的伟大永恒之举"中活动，他自始至终在追求一个量的方面的解答。
"自治法案"对他来说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实体。
他懂得，对爱尔兰政府可能有无数方案，因而力图就他自己方案的每一要点在许多不同力量中作出一种微妙的调整。
对格莱斯顿先生来说，这种复杂的调整工作的一大部分显然是无意识的。在整个过程中，你会感到——任何曾经必须作出重要性较次的政治决定的人都可以把它同他的亲身体会相比较——格莱斯顿是在等待头脑里出现一个解答的迹象。他意识到他所作的努力，同样也意识到他的努力正在同时被引向许多不同的考虑，但是对实际推理过程却基本上没有意识到，这种推理过程在他睡眠时，或者思考别的事情时，恐怕比他醒时和专心致志时进行得更加迅速。莫利先生的一句话说明了一种每位政治家都熟悉的感觉。
他说："读者知道格莱斯顿先生的主要思路是指往哪个方向的。"这就是说，我们所观察的与其说是科学的作用，不如说是艺术的作用，与其说是自觉方法的作用，不如说是悠久经验和训练有素的才能的作用。
但是，人类进步的历史却在于逐渐地、部分地以科学代替艺术，以年轻时通过学习获得的支配自然的力量代替中年晚期作为经验的半无意识产物的力量。因此，这里就涉及另——
119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701一个问题：那些符合大自然的复杂性的政治思维形式到底可教不可教？目前是不常教的。在每一个世代，无数青年男女被政治吸引，因为他们的才智比同伴敏锐，同情心比同伴广泛。他们有的成为自由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信徒，有的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或人权或女权的信徒。对于他们来说，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权利和原则首先是真实和简单的东西。
或者，像雪莱一样，他们把全人类看作相同的个人的无穷重复，"千千万万的人""等待、坚定、身手敏捷、自鸣得意。"①对于所有这一切，他们用我们连我们的政治语言一同继承下来的老的先验方法来论证。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们内心就开始滋生一种不真实感。复杂而艰难的世界的知识闯入了他们的头脑。像几位我曾经与之度过一个夜晚的老宪章主义者一样，他们告诉你说，他们的政治统统是"空话"——只说不做。他们当中，除了那些已经把政治当做职业或投机事业的人之外，绝少人能坚持到由于厌倦和失望而从新的知识获得新的信心。经过第一次失望以后，绝大多数人都求助于习惯或党性作为他们的政治见解和行动。既然不再把不认识的公民同胞当作一个简单类型的划一的重复，他们也就压根不再想到他们，而只满足于使用政党的一些关于人民群众的习惯用语，并体会到一些偶然结识的朋友的个别存在。
沃兹沃斯②的《序曲》清晰动人地叙述了一段心灵的历①《雪莱诗作》，第4卷第8页。
②沃兹沃斯（170-1850）:英国诗人——译者——120801第一部分
问题的状况史，这段历史必然是千千万万不会写伟大诗篇、其理智力量被政治上的幻灭削弱和浪费了的人的历史。
他告诉我们说，他在1792年法国大革命尚在开始阶段时所爱的那个"人",在1798年发现仅仅是"头脑的作品".
经过失望痛苦和感情失挫以后，他看到了"个人……那个我们亲眼目睹的人。"但是，在那个从错误的总体单一化到仅仅着眼于个体的转变中，沃兹沃斯估计各种政治势力或帮助政治进步的力量也永远消失了。
要制止这种不断重复的失望，就必须在政治中推广定量方法，必须改变年轻的政治家进入的那个精神世界的词汇和联想。幸亏这种改变似乎至少已经开始了。每年都在积累更多和更精确的详细政治事实；所积累的详细事实要用于政治推理，就必须从定量角度加以使用。
制订立法的脑力工作，无论是常任官员做的，还是皇家委员会或内阁阁员做的，定量的形式一年比一年增多，定性的形式一年比一年减少。
就拿目前的济贫法委员会采用的方法同183-34年拟订新济贫法的著名的、极其得力的委员会所采用的方法来比较吧。老的那个委员会报告所使用的理论很容易被列入先验的演绎形式。凡人皆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社会应力求使反社会福利行为受到痛苦，使社会福利行为获得快乐。要做到这点，可以使每个人及其子女的生计在正常情况下依靠他自己的努力，把那些不能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的穷苦人同那些能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的人隔离开来，并且让穷苦人从自觉努力或痛苦束缚两者择取其一。这种理论导致"一个我们觉——
121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901得所有的人都承认，就连那些其实践与之不符的人也承认的原则，即贫民的处境大体上不应使之真正地或明显地和最下等阶级的独立劳工的处境一样称心如意。"这个先验的论据出色地用了许多由小组委员汇报或在委员会前举证的例子，说明劳动者除非给他们指出两条路，一条是饿肚子，一条是严格限制，他们就不会竭尽全力去干，虽然并没有试图对其性格和行为由每一例子代表的英国工人的百分比作出估计。
这个由特殊的例子说明但未证实的先验的推理是如此清楚和如此容易地为普通人所理解，以致这项影响到一切既得利益的1834年济贫法在下院以四比一的多数，在上院以六比一的多数获得通过。
另一方面，1905年的济贫法委员会虽然有不少委员受过1834年传统的训练，但为处理面前的众多证据所迫，不得不采取新的方针。委员们不再半无意识地假定人的能力在快乐和痛苦两个概念前完全依靠人的意志的作用，而是不得不将无数从量的角度观察到的与影响贫民及潜在贫民的意志有关的众多因素的事实制成表格并加以研究。例如，他们无法回避下列任务：估计健康状况（这取决于良好的环境）所产生的工业效果；估计希望（这可能由国家提供的老年福利实现）所产生的工业效果；估计远大目光（这是教育的成果）所产生的工业效果；以及将所有这些与未来的快乐和痛苦概念所产生的"纯经济"动机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