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出版文学> 政治中的人性>第22章
11089第一部分
问题的状况事情,它所产生的一切危险就都能避免。站在新、老经济学结合点的巴奇霍特①于1876年写道:"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的科学,就像静力学和动力学是演绎的科学一样。因此,它是对付一个不真实的、假想的主题……不是我们实际上认识的真实的人,而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假想的人……"②巴奇霍特进一步争论说,只要记住一系列假想的、简单的人,真实的和复杂的人就可以刻划出来了。他说:"科学的原理是常识——首先是一些简单的事例;先了解主要的力量在尽可能小的阻力下如何起作用,等你充分了解以后,再把每一个干扰因素的各个结果接连加上去。"③但是,这种心理彩色石印图画制作法虽然有时不失是一种学会一门科学的好方法,却并不是使用这门科学的方法;巴奇霍特也没有说明他从多层抽象概念形成的人的复杂形象应如何实际用来预测经济效果。
当杰文斯④于1871年发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时,已经普遍感到,一个简单的、假想的人,或甚至由许多个不同的简单的、假想的人构成的复合图象,虽然对回答考题有用,但是在制定一项工厂法或仲裁一项按物价涨落计算工资法时却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杰文斯把他的经济方法建立在个别事①巴奇霍特(1826-187):英国经济学家、评论家——译者②《经济研究》(朗曼出版公司1895年版)第97页。
③同上书,第98页。
④威廉。杰文斯(1835-182):英国经济学家——译者——111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99例的多样性而不是同一性上。他把一个工作日的工时或花钱获得的满足单位排列在上升和下降的曲线上,并用数学方法表示一根曲线(无论是代表一个假想的数值还是代表一个已确定的事实)在哪一点上与其他曲线相交最为有利。
这个方法是与讲求实际的人用来获得实际而可靠的结果的方法一致的,尽管是粗略地一致。一个铁路公司的经理要了解他的旅客所能承受的最高运费率,如果有人对他说,运费率是根据一切人都希望尽可能少花气力多挣钱的规律定的,这条规律的作用又被人们不愿破除老的工作习惯所修改,他对这种说法是不会感兴趣的。他需要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仅是向他提供已经发生了什么的口头"解释",而是使他能够对于在特定条件下会发生什么作出一个量的估计。
不过,他能够(我以为他现在也经常这样做)用杰文斯的方法从记录运费和运输量等实际统计数字的曲线相交点得出以半便士和吨计的明确结果。
杰文斯的方法从创始以来正在不断发展;经济方法和统计方法已差不多变成一样,疲劳或后天技能问题、家庭影响和个人节俭问题、企业家或雇员管理问题,都已以定量的形式提出和讨论。如马歇尔教授前不久所说,在经济学中,定性推理已经过时,定量推理正在开始取而代之。
①①《经济学杂志》,1907年3月,第7、8页。
"从化学比拟称为的定性分析已完成了它的大部分工作……从定量角度决定各种不同经济力量的相对力量所取得的进步却小得多。
那项较高和更艰巨的工作必须等待彻底的现实主义统计学的缓慢发展。"——11201第一部分
问题的状况假使不是讨论企业和金融,而是讨论政治体制的结构和作用,方法上类似的变化又有多大的可能呢?
挑选一些显然能够用量的方法来处理的政治问题当然是很容易的。例如,可以举出大英帝国联合协商会议使用的会议厅的最佳面积问题——假定厅的形状已经确定。问题的主要因素是会议厅要有气派,要大得足可容纳各行各业的代表并能进行委员会工作,又不可过大,要使所有的人不必竖起耳朵就能听见讨论。
最后决定的面积将代表这些因素的折中,容纳的人数将少于单单考虑代表因素和气派因素,而多于单单考虑便于讨论因素。
一群经济学家可能同意画或想像一系列"曲线",代表每增加一个面积单位在气派、代表恰当性、委员人数、卫生等方面获得的利以及每增加一个面积单位在影响讨论方便等方面的弊。气派曲线和恰当性曲线可能是直接估算的结果。可闻度边际方便曲线可画在实际的"变异多边形"上,表示足够数目可望参加会议的各种类别和年龄的人在那样的房间里能听见人家说话也让人家听见自己说话的距离。经济学家们经过讨论以后,还可能进一步就每个因素对最后决定的相对重要性达成协议,而且还可以用熟悉的"加权"统计方法实施他们的协议。
答案可能是:在一个高26英尺的房间里为317个委员每人提供14平方英尺地面。
当答案确定以后,听力上会有一个"边际人"(也许代表一个74岁、健康情形一般的人),他就说话的清晰度而言听不见或正好能听见"边际人"的声音——113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101此人在牛津大学生物学教授专门画的多边形上代表巴利奥尔学院声音最轻的两位导师。从委员会工作观点来看,委员接连增额而效用不断降低曲线上的边际点可能表明这种工作必须要么减少到远远低于各国议会常见的水平,要么大半由非议会成员的人来做。美学的气派曲线可与英国建筑师协会主席正好不致于写信给《泰晤士报》抱怨的一点相交。
任何在这类线上进行的讨论,即使曲线仅仅是语言形态,也是切实有用的。不是一个人反复说一个堂堂帝国的会议厅必须显示其使命的气派,另一个人回答说会议厅而不能进行会议等于虚设,而是两者都不得不问:"多少气派?"和"多少会议便利?"这个问题似乎往往是由密切关心美学效果而毫不关心会议便利的建筑师解决的。建筑师在报告中列举的理由似乎很有说服力,因为其他考虑不在建筑委员会的头脑里,他们一个时候只考虑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设法使所有方方面面协调。否则就不能解释下述事实:华盛顿众议院的会议厅不适宜供议员进行辩论,犹如一把十英尺阔的调羹不适宜喝汤。
印度国民大会党的能干的领袖们于1907年犯了同样的错误,当时他们一味注意炫耀,竟一致认定,凡是困难而令人兴奋的策略问题,必须由一千五百名代表在一个巨大的帐篷里当着近万观众的面讨论。我担心,伦敦郡议会也很可能轻视对这类问题的量的推理方法,1912年可能落成一座新的大厅,它显示伦敦的气派和建筑师的天才是绰绰有余,但是其他任何用场都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