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2月7日）
夫子大人函丈：方驰昨笺，旋损今翰。F写途旅，则鲍明远之古树寒蓬，商略身世，则邱希范之莺飞草长，行路闻之，犹将感叹，而况弟子弱岁奉手，半生同患，自非木石，能勿恻衋！
入冬以还，念我土宇，伤心如捣，虽复老莱午彩，强为欢笑，北海倾尊，闲杂戏谑，及至群动暂息，独居深念，未尝不怫郁激发，日求自试，构象索涂，累宵不螟。盖闻蒙弗忘视，跛弗忘履，矧以盛年，久盗时誉，遘兹厄会，为世具瞻，岂其偷葸而思自绝，委舆诵于草莽，惮拯溺于援手者！然而上察天时，下审人事，静吉作凶，信而有征，安得不循素位居易之训，守潜德无闷之戒。
夫任天下者，常犯险艰固也；然九败而冀一成，艰可靡恤，摩顶而利天下，险可毋避。若乃湛渊自殊，而以示勇，抱薪救火，而云效忠，智者不为，仁者亦不为。夫以本初健者，城府森峻，自谋最工，好臣所教，岂其护足，智不如葵。而乃欲与狐谋皮，遏猱缘木，安由心倾，但取齿冷，子胥近札，可为信谳，斯所未喻一也。又以河北诸将，保塞群酋，眷恋旧冠，不忍苴履，思运臂指，俾为扞城，然而一哄之怒，抟沙以散，附循非素，背水谁与，欲以见放湘累，坐谭西伯，拟尼父之应肸召，慕刘季之夺信军，斯所未喻二也。旧朝典军，一二狂童，羊狠狼贪，为国妖孽，三冢磔蚩，千刀F莽，匪惟众怒，实亦私仇，今欲有事于北，势且必与为缘。就令收迹弛之用，能范驰驱，何忍以倾城之姿，自蒙不洁？况乎赵帜一建，举国皆敌，内则冢中枯骨，作魑魅之喜人，外则江东狮子，承群盲而吠影。
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寡助之至，亲戚畔之。若以此为言，斯所未喻三也。龛暴略地，保境待时，关右窦融，钱唐武肃，本为上计，无俟烦言。然熏兹丹穴，既有待于臣佗，就彼黄金，复难期于五利，虽公孝坐啸，或不远嫌，而付奕钱神，空劳箸论。说食云何得饱，作茧只益自缠，斯所未喻四也。夫拯大难者不徇小节，怀远猷者不辞近怨，苟保大定功，于物有济，即粉躯隳誉，义犹当为。然自孙权坐大江东，吕蒙非复吴下，器械之利，彼此共之，怠奋之形，相倍犹未。岂得以如陵之甲，狎彼制梃！正恐睹愈风之檄，从此倒戈。既势绌于攻心，终技穷于画足。若以此为言，斯所未喻五也。且可静而不可动者，民情也。可乘而不可抗者，时势也。十年以来，人咸思汉，百日之内，运转亡胡。既非一朝一夕之故，又岂一手一足之烈？吾党夙怀投鼠忌器之忧，因乏遘螫断腕之勇，脱移突之见纳，信补牢之可期。今事势既移，前尘成幻，匪直留此虚器，不能已乱，正以悬兹射的，益用奖争。
就令北方之强，可贾余勇，南风不竞，所至丧师，然攘臂者遍闾左，辍耕者阗陇畔，乃至备炊争歌小戎，国殇半为汪锜，嗟此血肉之躯，孰非羲轩之胤。其愚固不可及，在义乃所当矜。岂以害马之在群，而谓禽狝为当理。夫吾徒所志，宁非靖乱，靖之以致，乱且益滋。更阅岁时，伊于胡底！两虎同毙，渔入利焉，斯所未喻六也。
综诸大理，还观我生，既未容铺糟啜醨，又安可扬汤止沸？故乃闲事文酒，毋以不乐损年。重理丹铅，庶几明夷待访。岂云巧避，盖多苦心。茹荼疗饥，匪求人喻。抱璞丧胫，终不自悔。今兹我国，譬彼中流。若豆剖终见，瓦全无冀，则吾侪虽欲焦头烂额，为事已迟。亡国之罪，当与旧朝君相新军士夫共分之。若幸借F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涂。错节方多，索绹宜亟。此弟子所兢兢自勉，而欲与函丈共之者耳。若承迈往之诚，怵后时之戒，斯固心义，岂敢窃诽。惟揣驽骀，不任驱策。趋舍异路，怆悢何言。穷岁逼迫，而端交集。荒园易主，绕树无依。暂寄修椽，月日而已。吾师便赁庑箱根绝顶，管领湖山，亦得少佳趣，但苦细弱重累，虑难移巢相就。睽孤多感，我劳如何。尊札已命儿曹写副，分际君勉、孺博，想同兹恻恻也。
腊不尽十日。弟子启超皇恐上言。
致袁世凯书
致袁世凯书（1912年2月23日）
先生阁下：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为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
启超以逋越余生，感非常知遇，又安敢徒作谀颂之辞，而不竭其翂翂，以图报称者耶。窃以为我公今后能始终其功名与否，则亦视乎财政之设施与政党之运画何如耳。今大事既定，人心厌乱，虽有殷顽，末从窃发，即一二拥兵自重者，其植基亦甚薄，不足以撼中央之威重，故军事上险艰，殆无复可虑。虽然，二十年来，国中民穷财尽，国家破产之祸，识者忧之已久，加以今兹军兴，百业俱废，东南膏腴之区，创痍遍野，当事之未定，人民怨愤有所寄，故生计之苦痛，亦强忍而暂忘之。过此以往，则沈瘵之病征，日益暴露，非得国手神药，有干瘪以毙亡已耳。国民生计之险象既如此，至于政府财政，比年以来岁入不足，已垂百兆，后此政费之增，有加无已，微论今兹南北两方临时军需填补不易也，而新共和之建设，每岁经常费必且无艺，使岁入仅如其旧，固已有举鼎绝膑之患，又况旧朝税强半应归裁汰，而新税源复无成算，并欲求如前此之所入而不可得耶！
夫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固也。虽然，外债能借得与否，即借得而遂能苏财政之困与否，皆视财政当局者之学识智略以为断。
今日中国非借十万万以上之外债，不足以资建设，此有识者所同认也。然比者欲借数千万尚不知费几许唇舌，乃能就绪，遑论更进于此。固缘上下竭蹶情形曝露既久，抑其主因实由当局绝无规画，不足以取重于人也。昔俄之度相槐特氏举久涉破产之俄政府，不数年而苏苏之，尝循览其轨迹，未尝不借外债，而所以能得巨债者，则由日举其财政政策以炫耀于邻邦，使素封家深信赖之。夫岂无为其所卖者，然非槐特之思虑缜密，规模远大，亦安能卖人？启超于并世政治家中，最心仪其人，以为我国非得如槐氏者一二辈，盖不足以起衰而图治也。且借债而能善用之，固救国之圣药，而不能善用之，即亡国之祸根。
今之论者，皆曰借债以投诸生产事业，虽多而不为害。斯固至言也。然有国者，安能举一切生产事业而垄断之于国家，且生产事业亦谁敢保其必无亏衄，况乎生产其名而浪费其实者，更数见不鲜也。是故借债而不得，固不免为今之波斯；借债而即得，又安见不为昔之埃及？今旧债偿还，缘乱愆期，友邦既啧有违言，倘新政府成立以后，不能立一有系统的财政计画，以昭示于天下，而取重于内外，恐干涉财政之噩梦，非久将现于实。夫至于干涉财政，则国家固蒙不可恢复之损失，而新政府之威望，与我公之功名，亦自此扫地尽矣。窃以为今世之理财与古代大异，若搜剔于锱铢，察察于簿书，虽极廉谨精核，无补于大计必也，合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消息于国民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用之，庶几有济。此启超十年来所竭虑研究，而亟思得其人而语之者。
（两年前曾草一《中国财政改革私案》，垂十万言，托人呈泽公，其曾省视与否，尚不可知，采择更无论矣。）在旧朝积弊深痼，无论何人当轴，固难期见诸施行，今百度革新，大贤在上，若他日得为芹曝之献，自效涓埃于万一，何幸如之。所谓财政设施问题者，此也。
政党之论，今腾喧于国中，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产出健全之政党与否，此当别论，要之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以公之明，于此中消息，当以参之极熟，无俟启超词费也。然则欲表面为仆而暗中为主，其道何由？
亦曰访集国中有政治常识之人，而好为政治上之活动者礼罗之，以为己党而己。今国中出没于政界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旧官僚派，二曰旧立宪派，三曰旧革命派。旧官僚派公之所素抚循也，除阘冗佥壬决当淘汰外，其余佳士大率富于经验，宜为行政部之中坚。以入立法部，使竞胜于言论，殊非用其所长。
夫以我公之位置运用行政部，非所忧也，最当措意者，思所以博同情于立法部而已。
此其道固不可不求诸旧官僚派以外。
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
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其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之多寡，消长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之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