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象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刬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遗了。一方面又从外国舶来了许多什么党，什么派，什么主义……。譬如孙中山先生他现在已死了，我对他不愿有什么苛论，且我对于他的个人也有相当的佩服——但是孙中山比袁项城总算好得多了，不过至少也是李鸿章所走的一条路。尤其是他的党派见解，无论甚么的好人，不入他的党，多得挨臭骂；无论什么坏东西，只要一入他的党，立刻变成了很好的好人。固然国民党的发达，就是靠这样投机者之投机，而将来致命伤也都尽在这般人之中，这句话似乎可以断定吧。
现在既然把甚么道德的标准统统破坏无遗，同时我们解剖现代思想的潮流，就不出这二股范围之外：一是袁世凯派，二是孙中山派。而一方面老先生们又全不知挽救的方法，天天空讲些礼教，刚刚被一般青年看做笑话的资料，而瞧不起他。我们试看曾文正公等当时是甚么样修养的，是这样的么？
他们所修养的条件，是什么样克己，什么样处事，什么样改变风气……先从个人、朋友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许放松。我们读曾氏的《原才》，便可见了。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了。假定李文忠、袁项城也走这一条路，也许直到现在还能见这种风气呢。然而现在的社会是必须改造的，不改造他，眼看他就此沉沦下去，这是我们奇耻大辱。但是谁来改造他？一点不客气，是我辈，我辈不改造谁来改造？
要改造社会，先从个人做人方面做去，以次及于旁人，一个、二个……以至千万个，只要我自己的努力不断，不会终没有成绩的。江、罗诸公，我们知道他是个乡下先生，他为什么有这样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于诸同学很抱希望，希望什么？希望同学以改造社会风气为各人自己的责任。
至于成功么？是不可说的。天地一日没有息，我相信我们没有绝对成功的一日。我们能工作一部分，就有一部分的成绩，最怕是不做。尤其我们断不要忘了这句话，社会我们切不要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醴。不然，则社会愈弄愈坏，坏至于极，是不堪设想的。至少我有一分力量，要加以一分纠正，至于机会之来不来，是不可说的，但是无论有没有机会，而我们改善社会的决心的责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学不要说我的力量太小，或者说我们在学校里是没有功夫的。实际上只要你有多少力量，尽多少责任就得。至于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社会的一分子，你也尽一分子的力，我也尽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将来无论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业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就此沉沦下去的。这是对于品格上修养的话。
至于知识上的修养——在学问着述方面改造自己，那么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从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是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的、切实的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的想，假定有同志约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去，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我在清华二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块，或散在各方，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归纳起来罢，以上所讲的有二点：（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我在清华的目的为此，虽不敢说我的目的已经满足达到，而终得了几个很好的朋友，这也是做我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点。
今天是一年快满的日子了，趁天气晴和时候，约诸同学在此相聚，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完全明了了解这二点——做人做学问——而努力向前干下去呀。
书信
致汪康年书
致汪康年书（1893年2月16日）
穰卿同年足下：秋间获接手书，所以勖厉而振救之者甚厚，并述时艰，忾乎其言，此诚仁人君子忧先天下之盛心也。
启超半年以来读书山中，每与诸同志纵论世变，迻匆虑而孰思之。窃以为今日时事，非俟铁路大兴之后，则凡百无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己守残，数百年若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一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有如仇雠。
此其故，皆坐不兴铁路。铁路既兴之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经国之道之所在，则不待大声疾呼，自能变易；则必无诋排，必无阻挠；然后余事可以徐举，而大局可以有为。（铁路以开风气，又以通利源；风气开则可为之势，利源通则可为之资也。）今诸公衮衮，因循观望，而我辈坐论，莫展一筹，一手一足，岂得挽江河哉！张芗帅今世之大贤也，其于铁路之利，久已洞烛，而于兴铁路之事，久已蓄意，而其权力，又可以昌言于朝延，力争于当路，则非我辈纸上空谭之比例。宜于此事风行雷厉，务在必成，乃亦徘徊不发，若有所待，岂其中有所挂碍哉？抑左右侍从未有以大利大害之所在，日提其耳而动其心者，故忽焉置之哉？
足下既抱饥溺之仁，居密尔之地，以通达之学，兼博辨之才，今虽日俯仰时变，袖手太息，终无所救。岂若力赞芗帅，以此举反复而浸润之。彼若畏于强御之牵制，则告之以阴用权术之谋；彼若苦于腐生之阻挠，则勉之以破除一切之事。昔王临川之变宋，张江陵之造明，绩用克成，道皆在是。
芗帅权位虽不逮二人，而才力实过之。若欲为一事而不能就，则无称夫世之豪杰矣。
故启超谓足下诚能日以为言，今日不行则它日言之，今月不行则它月又言之，言之既久，吾知其未有不行者也。今山海关之路已开其端，然非振天下之枢，通南北之气，则其收效也尚不大。且启超犹有虑矣，山海关初议谓，试办有效，然后接筑后路。夫西人之兴铁路，专主通商；而中国之言铁路，专主运兵。关外之地，商贾寂寥，养路之费，悉无取出。倘彼路成后，一旦以费巨利少之故，指为无效，而此后诸路莫敢复议，则恐失此机会，将有迟迟数十年而不溃而成者，则国势更不可闻矣。今诚能于南北冲途，成一大路，而今商民于各省接筑，则十年之间，如身使臂，臂使指与！今日电线相应，转弱为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区区之愚，罔有知识，窃谓此事不行，则日谭经济，尽无补救。
恃鲍子之知我，故敢倾吐肺腑，言之不惭，足下以为何如，幸明诏之。
启超来岁有黔中之行，冬腊间由黔入都，道经鄂省，拟申谒拜。但不识欲访足下，当造何处，及彼时足下尚在鄂否耳？望即有以告我。手此，只候起居。
壬辰除夕。启超再拜。
与严幼陵先生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1897年春）
幼陵先生：二月间读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甚为感佩，乃至不可思议。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得书即思作报，而终日冗迫，欲陈万端，必得半日之力始罄所怀，是以迟迟，非敢慢也。
承规各节，字字金玉。数月以来，耳目所接，无非谀词，贡高之气，日渐增长，非有先生之言，则启超堕落之期益近矣。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颛心肆力，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性喜论议，信辄谈，每或操觚，已多窒阂。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