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们的情形。
这两个人住到这无人注意的山上，最先的意思，是不愿意北京方面的朋友知道，才悄悄来的。后来知道我在山上，中秋那天才去找我。到后，北京的朋友，却又常有上山来的，因此熟人差不多就全知道了。
他们住的地方每月应缴九块钱房租，并不很大，但土地却十分干爽。这房子有井，屋前屋后全是枣树。饮食由两人自己处置，所以买小菜，买油买盐，皆两人自己上街。蹲到廊下用一把鬼头刀劈柴，两手当撮箕捧了煤球向炉子里放下，全是主妇日常的职务。男主人则为一点儿醋同一点儿辣椒，也常常忙匆匆的跑到街口去。到把饭吃过后，一切完事了，还争着到井边去提水，洗碗洗锅子，毫不显得疲倦，这新鲜生活，使两人似乎都十分兴奋。两人皆不觉得还有什么别的更重要的事，比日常生活还有价值。那时两人皆并不写什么文章，又不曾作别的事情，经济的来源，好象全从湖南方面寄来。至于读书，不过是把这生活装点得更合于那个时节年青人想象的生活而已，他们占有凡是青年配偶都可以占有的那个世界，他们都时时刻刻在惊讶那种希奇的友谊，那种随了每一个日子而来的和洽无忤的友谊，读书并不是必需的事。当我在表面上看来，已经觉得这生活并不新鲜时，在他们自己，却当真似乎是还在一种崭新的趣味里游泳，不需要想到生活以外任何事务。
我们既然有了机会同在一处，相去不远，我在那学校里，又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所以到他们那里晚饭的日子就很多了。在谈话里我不放弃掉一项权利，就是向两人描写半年前海军学生没有离开北京时如何咆哮的事。这事说够了，三人就说着大话，以为若果每一个人每月可以写出三万字文章，得到三十块钱，那这日子即或是冬天，没有炉子，心中一定也觉得很温暖了。于是我们就假设这个数目已经从报馆攫到了，打算如何去花费这个钱。于是我们又假设出了些什么事，假设自己有了一个小小周刊，每星期出版一次，各人如何为这个周刊忙着不息。同时为了门前应当挂一块什么式样的牌子，当时也计划了许久，争持了许久。
我们所希望的数目，只是那么一个小小数目，可是照一般情形看来，要得到这个，就没有那种规矩。那时去用我们最勤快最诚实的工作换取最低级的生活费的时机还很远。我还没有被人赶走，就不敢离开那小小职务。湖南那方面，有时因汇票关系，不能按时寄钱来，所以那两个人的生活，不久也就显得十分狼狈了。
两人有时把最后一撮米用完时，就散步一样，从西山向北京城里走去，找寻朋友为他们设法。从下山的方便——他们都以为很方便的——夹了些不合时季的旧衣，走到西直门内一个当铺的高高柜台下站一会儿，为争持三毛五毛又负气走进第二家柜台下去站，也是这个朋友当时所熟练的事。
即或是那么穷，穷并不使他们难堪。“两个胆小的人若在一处站立，黑夜里就不致于怕鬼。”若是大家都不怎么有钱，对于使人提起来难受的穷也似乎没有什么希奇了。发财本来不是他们分内的事，他们就去拣选那些可以多欠一点账的公寓住下，也是他们一种权利。两个人明白这点权利，因此当两人再也无从在山上支持时，就搬到北京城里北河沿一个公寓里住下了。第二部分记胡也频第9节日子过去了
这个公寓的主人，真是一个趣人。有一些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应列上一个名字的，如张采真、焦菊隐、于赓虞、王鲁彦、顾千里、王三辛、蹇先艾、朱湘皆各在那个小小公寓里，占据过一间房子。早年夭死的诗人刘梦苇君，便是在那个地方害病，临危前数日才离开住处的。那公寓掌柜性情，稍稍不同其余掌柜的性情，似乎本来他应当开一间书铺，却无意中开了一个公寓，因此在那可以赚钱的事业上，终于因为蚀本到后就倒闭了。这个人知道拜伦的生卒年月，知道李白杜甫的籍贯，什么人同他谈“人生文学”，他可以懂得这个名词所含的意义，你要他告你《儒林外史》上面的人物谁是最可爱的，他就很诚实的告你谁个中他的意。他知道的事情似乎太多了，虽然也就是那么知道罢了，但你同他说及时，毫无可疑处，是可以使你高兴也可以使他高兴的事。你同他熟习一点时，他就会拉你到他房里去，看那些从各处得来的文人相片。象苗兵的拜伦从军相，象土匪的高尔基相，还有象猴子的，象花脸的，以及中国隐士装扮曳杖而走的陶渊明，小生装扮的李长吉，这些那些他全知道他们的根柢。他就爱那一点儿，他服侍你，同你要好，又并没有何等野心，他为得只是要你把他看同一类。他的行为是不乐意成为市侩的努力。这样一来当真大家好象也都把他看得不同了。因为住处有一部分是未来的文人，对于这一部分人，这掌柜也似乎就多需要一些忍耐了。应当向什么人要一点钱时，走到那个人的房中去，坐下来，还不说话，这一方，也明白来是为什么了，却不妨同他谈着古今中外文学家的厄遇以及在如何情形中又如何遇到一个贤主人，（为了凑巧的原因，再说一点更合题的话也不妨）到后，这掌柜会从古来世界上的事情，想到目前的事情，不单是不愿意启齿窘住客，并且一定不会忘记在开晚饭时节，特别把菜开得丰富了一点。既有这么一个明理知趣的主人，若果在北京城生活，除了公寓外就无去处，难道还不应当把所有一点简单行李搬来住下吗？
我在未上山以前是就住到这个公寓有了三个月的。因为知道这些方便，所以当他们在西山无法支持时，就劝他们移到那公寓去，这提议见诸实行后，这两人到了北京就不必劈柴煮饭了。时间更多了空闲，因此讨论自然而然也更夸张了一点，同时又有几个在差不多同样情形下生活的人，所以常常做那不切实际的梦。我一到下山来，同他们在一处，总还是只想筹钱办一个杂志。只打量用自己的钱，自己的力量，印行一个小小刊物。按照北京城当时的一切物价，若仿当时的《语丝》周刊大小，来一个固定的东西，每期印一千份，估计有十二三块钱就可产生。（可是这刊物我们想了已近六年，到现在还无法产生。）当时打量编印这样一个刊物，自然还有一种最诚实的理由，我们那时的文章，如果能向什么地方寄去，在一种极低价的情形中卖掉，就不必再计划这刊物的。但实在情形却找不出一个固定发表地方，即或已经能够登载文章了，也还是把作品寄去，听凭拣选。稍为生疏一点的刊物，文章一寄去就常常失踪。失掉的或不用的文章，因为当时我们实在又不能还有重抄一份的气力，因此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初期作品，是不能追究它的去处的。为了这类理由，若果当时有一个自己的刊物，我们的希望，自然就算是达到了。
在这里，使我想到中国某一时节的风气，如何在一种恶习惯里培养到某一部分作家，同时又如何在摧残到另一种生机的情形。在一个克尽厥职的好编辑手中，以我们当时情形，是完全在一种毫无希望里努力的。当时一个好编辑的义务，是把我们那类的文章，安置到一个特备的字篓里去。我们那些当然的灾难，到一九二八以来仿佛少了一点，但其实又早以另一意义来临到头上，却把那个过去的灾难扔给了另外一种年青人了。一个编辑他会明白这种事情，他无从否认那个习惯不继续存在。
我们当时只想有一个小小刊物，给我们一种机会，把我们的作品，在一种最卑微最谦驯同时也十分诚实的情形里，同一些读者见面。我们那时虽然极穷，希望报酬的心，还远不如希望人家同意的心为切迫。我们似乎生存到这个世界上，在泥土里滚爬，在艰难里支持，都并不是为自己何种尊严而存在，只仅仅为了想作一点使自己尽力使别人快乐的工作而存在。我们愿意有机会显示我们的整个精力，给那些对我们感到好意的读者，所以才只想有一个刊物给我们处置。但是，这个刊物只能在我们几个人想象里产生，同时也就在想象里夭折，因为生活情形不能让我们实现任何计划，一般积习支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不久之后，我们对于创作也不再继续，没有多少兴味了。
那时，正是《语丝》趣味支配到北方文学空气的时期，许多人的名字，以各种方便因缘，都成为各样刊物上时髦的名字。我们对这个时代是无法攀援的。我们只能欣赏这类人的作品，却无法把作品送到任何一个大刊物上去给人家注意的。我记到那时节我写了一篇文章，这海军学生因通过一个人的方便，给我转带到《语丝》的周作人先生处去，这文章登载出来时节，海军学生拿了一份《语丝》跑去告我，看到那文章的题目，感动得使我只想抱了我的朋友哭泣。想想那个可怜可笑的情形，到现在，使我同任何一个年青朋友，皆感到万分亲密的必需了。我明白那些初次拿了一点文章给世人见面时的腼腆处，我明白那个最谦卑的感情，同时还明白另外许多年青人的事情，我愿意同一切凡在沉默下努力的朋友握手了。但是，我还愿意给他们以一种“自信”的机会，每一个在井中向群星望着的人，他们都得有一种自信。一切生活的向上，是从自信上打下基础的。我因为一种伴随到生活而来的弱点，缺少这个，永远在一种悲剧里过着日子。我的文学成就是无意中一手捞着的，我永远惑疑我捞到手的并不是我最相宜的事物。我永远以为我还可以做一点别的事业。我永远以为自己做到的都不对，那些我还没有抓过一把的，却在那里等待我去着手。我的反复的自省，把我常常陷到一些泥淖里去，琐碎的注意，又常常蚕食到我的生命。我所希望的一种性格，就恰恰同我现成这种性格相反。
至于那个海军学生却与我完全不同了。他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用“刚愎”或“固执”作为性格的解释，都不至于相去太远。但这性格显然是一个男子必需的性格，在爱情上或事业上，都依赖到这一种性格，才能有惊人特出的奇迹。这种性格在这个海军学生一方面，因为它的存在，到后坚固了他生活的方向。虽恰恰因为近于正面凝视到人生，于是受了这个时代猛力的一击，生命与创作，同时结束到一个怵目的情境里，然而敢于正视生活的雄心，这男性的强悍处，却正是这个时代所不能少的东西。
不过在那个时节，这海军学生，文学上的方向是没有自信的。做人的方向上，这个人，却正如我所提及的，因为南方人的热情，有一种偏私的固持支配到生活。这性格虽屈服到女人那一面，变成为勇敢和柔顺，结果是做了许多美丽的小诗。在另一方面，却同一些旧友全疏远了。同一切原来相熟的人疏远了许多，同新的相熟的人也似乎无一个友谊极好的朋友，一切过从的熟人皆极有限，这长时间心情与人俨然隔绝的生活，给他在此后思想方面，显然有极大的影响。在丁玲女士方面，则因了他的性格，变更到生活，酝酿到后来写作的兴味。因为那“男性”处，使此后两人在北京则搬了许多住处，离开北京又从长沙到武昌，到上海，到杭州，到济南把生活一部分消磨到旅途上，一部分消磨到一个新鲜地方新鲜环境里。热情伴着闲暇，消磨到丁玲女士的每一个日子，使一九二八左右，中国便产生了一个最为读者满意的女子作家。《在黑暗中》的动笔，以及第一篇作品的问世，显然是出之于她这个同伴的鼓励与督促，写作的兴味，实又培养到那个同伴性格所促成的生活里的。
日子过去了。
北京的干净空气与明朗天空，都不能留着住在那儿的人，使在那儿作客的不离开它。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似乎怀想到远方的母亲，因此一同离开了北京。一面自然是两人在北京终不能用好空气过日子，一面或者还更有别的原因。两人离开那个公寓时节，正是我也下了山，把事情辞去，搬到他们那个公寓去的时节。不知是十四年的春天还应当是十四年秋天，这海军学生开始写了许多诗寄给我看，那时我似乎已经在《现代评论》作发报的人，住到北河沿的汉园公寓，寄来的诗总为转到《晨报副刊》或《现代评论》去发表，这些诗，就是我所谓一个热情男性不自私的诗，差不多每一首都是在用全人格奉献给女子的谦卑心情写成的情诗。这诗的形式，无疑的从李金发诗一种体裁得到暗示或启发，一种在文字性格方面为畸形的构图，以另外属于“未来”的一格，而在试验中存在的。但当时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形式的暇裕。热情使他偏心，他要的只是表暴歌颂这热情的机会。这诗连同另外的诗，到一九二八年时节，丁玲女士为编辑成为《也频诗选》，在风格方面，曾常常为人提到，作为近代新诗新型之一种。这类诗最先给《晨报副刊》登载时，从形式上看，有人以为是我作的，从原稿字迹上看，编者也还以为是我作的。因为同一习惯使用硬硬的笔头，蘸上蓝色的墨水，在狭行的稿纸上，写小小的字，差不多每一张纸都得容纳八百字左右的光景，字迹的疏朗处，以及勾勒的方法，又差不多没有什么分别，故在《现代评论》社方面，也有人以为也频是我的另一个笔名。
同时丁玲女士，又继续了这个方法，用同一式样的纸，写同一式样的字，所以有一次，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到后当《在黑暗中》各篇章，次第预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那时《小说月报》的编者为叶圣陶先生，见到这原稿，最初也还以为这文章的字样，当不出也频同我两人，不会在两人以外，还有一个女子。
到现在，还有一个上了年纪一点的人，对于我们的字迹，不甚分别的清楚这事使我记忆里保留到一个不能磨灭的一刹那光景。就为了我们字迹的类似，我们在如何谎着一个必须谎着的人。我们字迹相近处，如何可以从一个虚无里，带出信来，给另一个还不应当向虚无走去的老人，谁能想象到这个用处？第
记胡也频第10节到上海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