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年附洪杨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李沅发始乱，二十九年己酉，洪秀全起广西，同治七年，李鸿章平捻，后事卢。
二十六年（附注）若晋、十六国、南北朝间，混乱固极矣，然其性质复杂，不纯然为革命，且大革命中复包含无数小革命焉，故今不列于表。又东汉末旧政府既倒后，犹拥虚号，其嬗代亦与他时代之性质稍异，以严格算之，其年数略可减少，谓献帝建安十八九年间为一段落可也，则亦二十年矣。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三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而彼此两毙者，如吴三桂以满洲亡李闯，而并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识者观此，毛发俱栗矣。
以上七端，皆中国革命时代所必显之现象也。事物公例，因果相倚，因果相含。欲识过去因，请观今日果；欲识未来果，请观今日因。今后之中国，其必以革命而后获救耶，抑不革命而亦可以获救耶？此属于别问题；若夫革命而可以救中国耶，抑革命而反陷中国于不救耶？此则正本论之所欲研究也。若后有革命军者起，而能免于此七大恶特色，以入于泰西文明革命之林，则革命者，真今日之不二法门也。而不然者，以百数十队之私人野心的革命军同时并起，蹂躏于全国，而蔓延数十年，犹且同类相屠，而两造皆以太阿之柄授外族，则过此以往，必有太息痛恨于作俑之无后者。抑今日国中迷信革命之志士，其理想必与此七大恶特色不相容，无待余言也。今后若有一度能为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以一洒种种之污点，吾之欣喜愿望，宁有加焉。虽然，理想之与事实，往往不能相应，此不可不详察也。当思泰西革命之特色何以若彼，中国革命之特色何以若此，此其中殆必有一原因焉。今者我国国民全体所受之因，与夫少数革命家所造之因，其诚能有异于前代与否，是即将来结果之同不同所由定也。吾见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吾见夫以第一等革命家自命之少数豪杰，皆以道德信义为虱为毒，而其内部日日有杨韦相搏之势也；吾见夫高标民族主义以为旗帜者，且自附于白种景教，而借其力欲以摧残异己之党派，且屡见不一见也。
夫景从革命者，必赖多数人，故吾观彼多数人者之性质而吾惧；主持革命者，必赖少数人，故吾观彼少数人者之性质而吾滋惧。吾惧乎于理想上则彼上七大特色万不愿有，而于事实上则彼七大特色终不能无也。此吾所以于衣被全欧、震撼中国之革命主义，而言之犹有余栗也。嗟夫！今而哓哓，复奚为者？公等而持不革命而可以救中国之论也，则请实为不革命以救中国之预备；公等而持必革命而可以救中国之论也，则请实为革命以救中国之预备。革命以救中国之预备奈何？毋曰吾学习武备，吾运动会党，吾密输入器械，而吾事毕矣；必虚心商榷，求所以免于彼七大恶特色者，其将何途之从，如何而使景从我者免焉，如何而使我躬先自免焉！若有以此道还问诸鄙人者，则鄙人舍其迂远陈腐之议论，仍无以为对也。
曰：汝而欲言革命、欲行革命也，则汝其学克林威尔，汝其学华盛顿，汝其用最善良之市民。乃若当今号称革命巨子者之所称道，割断六亲，乃为志士；摧弃五常，乃为伟人；贪黠倾轧，乃为有手段之豪杰；酒色财气，乃为现本色之英雄；则吾亦如某氏所谓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期期以为不可，期期以为不可也！”吾为此言，吾知又必有詈我者曰，汝责人无己时。
虽然，吾为吾国忧，吾为吾国惧，吾宁能已于言？所责者在足下耶，非足下耶？惟足下自知之。足下而仅欲言革命而不欲行革命也，则吾复何云，凡吾之说，悉宜拉杂之，摧烧之；足下而诚欲行革命也，诚欲行革命以救中国也，则批鳞逆耳之言，毋亦有一顾之价值耶？毋徒嚣嚣然曰：某也反对我革命论，是欲做官也，欲巴结满清政府也。孔子不云乎：“不以人废言。”就使其人而果于欲做官、欲巴结满清政府之外无他思想也，苟其言诚有一二当于理者，犹当垂听之。足下试一度清夜自思，返观内照，吾所责者而诚非足下也，则当思与足下同政见者，其可责之人，固自不少，宜如何以转移之？苟不转移之，吾恐足下之志事败于彼辈之手也。若吾所责者而有一二类似于足下也，则吾哀哀泣谏，求足下改之；若不改之，吾恐足下之志事，终不得就也。若曰吾所责者非可责也，而必曰破坏旧道德为革命家应行之义务，则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论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实黄帝子孙之公敌也！吾宁不知革命论者之中，其高尚严正纯洁者，固自有人，顾吾所以且忧且惧而不能已者，吾察其机之所趋有大不妙者存，吾深虑彼之高尚严正纯洁者，且为法国罗兰夫人党之续也。或曰：凡子之所责者，皆言革命者耳，非行革命者，子何忧之之甚？信如是也，则吾为多言也夫，吾为多言也夫。虽然，信如是也，则吾为中国风俗人心忧，吾为中国前途忧，滋益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