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自司马迁《史记》，下至《五代史》，其间数千百年，正统偏霸与夫僭窃乱贼，甚微至弱之国，外至蛮夷戎狄之邦，史家未有不书其国号者，而《三国志》独不然。刘备父子相继四十余年，始终号汉，未尝一称蜀；其称蜀，俗流之语耳。陈寿黜其正号，从其俗称，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则其所书善恶褒贬予夺，尚可信乎！魏晋之世，称备为蜀，犹五代称李璟为吴，称刘崇为晋矣。今《五代史》作南唐、东汉世家，未尝以吴、晋称之，独陈寿如此，初无义例。直徇好恶耳。往时欧阳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荆公曰：“五代之事无足采者，此何足烦公？三国可喜事甚多，悉为陈寿所坏。可更为之。公然其言，竟不暇作也，惜哉！”
诸葛丞相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各一道。学者责孔明不以经术辅导少主，用《六韬》、《管子》、《申》、《韩》之书。吾谓不然。人君不论拨乱守文，以知略为先。后主宽厚仁义，襟量有余而权略智调是其所短，当时识者咸以为忧《六韬》述兵权奇计，《管子》贵轻重权衡，《申子》核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矣。药无善恶，要以对病为妙，万金良药与病不相值，亦复何有补哉！
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一饭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或言其太横，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进退狼跋，赖孝直为辅翼。今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耶？”孙盛评曰：“威福自下，亡国之道，安可以功臣而极其凌肆？诸葛氏之言于是失政刑矣。”
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质平原君，移书赵王，以购魏齐之首。李广诛霸陵尉，上书自劾，武帝诏曰：“报恩复仇，朕之所望于将军也。复何疑哉！”国初郭进为山西巡检，民诉进掠夺其女，太祖怒曰：“汝小民也，配女当得小民。今得吾贵臣，顾不可耶！”驱出之。而三人者，卒皆有以报国。古之英主，所以役使豪杰，彼自有意义，孙盛所见者少矣。
董昭建议曹公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荀彧称曹公兴师，本为朝廷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彧以忧卒。论者曰，彧叶规曹氏，以倾汉祚，晚节立异，无救运移。
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陈蔡、伐楚、伐晋，其意欲尊周尔，而桓公遂有封禅之志。文若依曹公，平青徐、平许洛、平河朔、平汉南，其志欲尊汉耳，而曹公遂有九锡之议。管仲知封禅之不可许也。故设词以拒之；文若知九锡之不可长也，故逊词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从其说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语以成窃国之祸。究其终始，幸不幸异耳，用心岂不同耶！论者何得非之！
华歆、邴原、管宁相善，时人号为一龙，歆为首，原为腹，宁为尾。
《魏略》云：邴原、管宁皆盛德之士，而歆为之首，则歆之为人可知矣。然《汉书》称伏后之废，操使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破户发壁而入，此岂盛德之士哉！操虽奸雄，然用人各当其理。方是之时，魏氏群臣如董昭、夏侯忄享、贾诩、郑昱、郭嘉之流为不少，足以办此，何独使歆为之？歆果贤耶，操决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则歆不得为贤者。陈寿作原传，称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初不及歆，至作宁传，寿又称与原、歆相友，岂三人相友而歆独无操尚乎？朋友出处不齐，理宜有之，操尚不同，则非所以为友矣。此予之所未解也夫。
建兴五年，丞相亮出屯汉中。
是岁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吴之黄武六年也。魏明帝即位，既已逾年，君臣无间。前此吴入攻夏口，围石阳，不克。是岁保境不动。初，孔明说先主以保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交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遣上将向宛洛，而将军身出秦川，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孔明始议如此。至是天下宁有变耶，而遽有此举，何哉？
曹公征乌丸，遣使辟田畴，畴戒门下趣严州。人问曰：“昔袁公礼命五至而君不屈，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畴笑曰：“此非尔所知也。”即随使者到军。
或曰，田畴辞聘于袁氏，从辟于曹公，门人怪之，畴笑而不答。何也？曰，难言也。昔汉明帝问于吴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从骠骑游耶？”良曰：“先帝以礼待下，故臣得以礼进退。骠骑以法检下，故臣为法屈尔。”畴之用意，盖亦如此。是时袁氏政宽，故畴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畴不敢不来。来非慕义，故终身不受封爵。畴虽不言，言在其中矣。
曹公定邺，祠袁绍墓，哭之流涕。孙盛评曰：“先王诛赏，将以惩劝。而尽哀于逆臣之家，为政之道踬矣。匿怨友人，前哲所耻，说骖旧馆，义无虚涕。道乖好绝，何哭之有！汉祖失之于项氏，曹公遵谬于此举，百虑之一失也。
禹见刑人于市，下车而哭之，况刘、项受命怀王，约为兄弟，而绍与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绍又盟主乎？虽道乖好绝，至于相倾，然吾以公义讨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义，亦不以义废恩，是古之道也，何名为失哉！孙氏之论，非但僻学也，盖亦可谓小人矣。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改元建兴。
人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为建兴，此陈寿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观之，似不为过。古者人君虽立，尚未即位也。明年正月，行即位之礼，然后书即位而称元年。后世承袭之。初固已即位矣，称元不亦可乎！故曰不为过也。古者人君袭位，未逾年不称君，故子猛不书王，子般子赤不书公，后世承袭之。初固已称君矣，称元不亦可乎！故曰不为过也。春秋之时，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隐公之末年，既名之为十一年矣，不可复名为桓公元。自纪元以来，有一岁而再易者矣，有一岁而三四易者也，岂复以二名为嫌而曰不可乎哉？故曰不为过也。非特此也，今之所谓元年与古异矣。古之所谓元年者，某君之一年也，故必逾年而后称之，如前所云。后世所谓元年者，某号之一年耳，嗣位而称之可也，逾年而后称之亦可也。
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备。至赤壁，与备战，不利，退保南郡。
世之为将者，务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万难用哉！前代以六十万胜楚，以四十万胜秦，惟王翦、项籍二人而多多益辨者，独韩信能之，其众兵至三十万未有得志者。赵括以四十五万败于长平，汉初合五诸侯兵五十六万败于彭城，以三十万困于白登，王恢引三十二万伏马邑无功，王邑以百万败于昆阳，黄巾以百万败于寿张，苻坚以八十万败于合肥，随以九十万败於辽东。其众愈多，其败愈毒，然犹有可委者曰“将不善”。若曹公，可谓善将矣，复以水军六十万，号称八十万而败于乌林。是岁战舰相接，故为敌人所烧，大众屯聚，故疫死者几半。此兵多为累之明验也。以高祖之才，不过能将十万众，则水军六十万，当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将之。高祖岂易得哉，其败也固宜！
曹公征下邳，擒关羽以归，礼之甚厚，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使张辽以情问之，羽叹曰：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终不可留。要当立效报曹公而去。及羽破颜良，曹公知其必去，厚加赏赐，羽悉封还，拜书告辞，归先主于袁军。左右请追之，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羽为曹公所厚而终不忘其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杀，厚待而用其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效以报公，然后封还所赐，拜书告辞而去，进退去就，雍容可观，殆非战国之士矣。曹公知羽必去，重赏以赆其归，戒左右勿追，曰彼各为其主也，内能平其气，不以彼我为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于己，是犹有先王之遗风焉。吾尝论曹公曰：是人能为善而不能不为恶，能为善，是以能享国；不能不为恶，是以不能取天下。
黄初三年八月，魏遣太常邢正持节策权为吴王、加九锡，权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