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卷第十四
张文潜论诗前辈议论，有出于率然不致思而于理近碍者，张文潜云：“《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于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邪？”予谓三百篇固有所谓女妇小贱所为，若周公、召康公、穆公、卫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苏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奚斯，姓氏明见于大序，可一概论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本自言农民出入之时耳，郑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为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称此五句为深于文章者，岂其余不能过此乎？以是论《诗》，隘矣。汉祖三诈汉高祖用韩信为大将，而三以诈临之：信既定赵，高祖自成皋度河，晨自称汉使驰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项羽死，则又袭夺其军；卒之伪游云梦而缚信。夫以豁达大度开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
有心避祸有心于避祸，不若无心于任运，然有不可一概论者。董卓盗执国柄，筑坞于郿，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殊不知一败则扫地，岂容老于坞耶？公孙瓒据幽州，筑京于易地，以铁为门，楼橹千重，积谷三百万斛，以为足以待天下之变，殊不知梯冲舞于楼上，城岂可保耶？曹爽为司马懿所奏，桓范劝使举兵，爽不从，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诛灭在旦暮耳，富可复得耶？张华相晋，当贾后之难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坼，劝其逊位，华不从，曰：“天道玄远，不如静以待之。”竟为赵王伦所害。方事势不容发，而欲以静待，又可嗤也。他人无足言，华博物有识，亦
于几事如此哉！
蹇解之险《蹇》卦《民》下《坎》上，见险而止，故诸爻皆有蹇难之辞。独六二重言蹇蹇，说者以为六二与九五为正应，如臣之事君，当以身任国家之责，虽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济之，此解释文义之旨也。若寻绎交画，则有说焉，盖外卦一《坎》，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为《坎》体，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动而免乎险矣。六三将出险，乃有负乘致寇之咎，岂非上承九四、六五又为《坎》乎？《坎》为舆为盗，既获出险而复蹈焉，宜其可丑而致戎也，是皆中交之义云。
士之处世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呜诃棰，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壮盛，昼夜出游，若恐不暇，灯收花暮，辄怅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则不然，未尝置欣戚于胸中也。睹金珠珍玩，当如小儿之弄戏剧，方杂然前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遭横逆机阱，当如醉人之受骂辱，耳无所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哉？张全义治洛唐洛阳经黄巢之乱，城无居人，县邑荒圮，仅能筑三小城，又遭李罕之争夺，但遗余堵而亘。张全义招怀理葺，复为壮藩，《五代史》于《全义传》书之甚略，《资治通鉴》虽稍详，亦不能尽。辄采张文定公所着《绅旧闻记》，芟取其要而载于此，曰：“今荆襄淮沔创痍之余，绵地数千里，长民之官，用守边保障之劳，超阶擢职，不知几何人？其真能仿佛全义所为者，吾未见其人也，岂局于文法讥议，有所制而不得骋乎？全义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将，人给一旗一牓。于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自耕种，流民渐归。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来者绥抚之，除杀人者死，余但加杖，无重刑，无租税，归者渐众。又选谙书计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数千。于农隙时，选丁夫，教以弓矢枪剑，为坐作进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万余人，有盗贼即时擒捕。关市之赋，迨于无籍，刑宽事简，远近趋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于是奏每县除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织者，知某家蚕麦善，必至其家，悉召老幼亲慰劳之，赐以酒食茶果，遗之布衫裙裤，喜动颜色。见稼田中无草者，必下马观之，召田主赐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则集众决责之。或诉以阙牛，则召责其邻伍曰：“此少牛，如何不众助？”自是民以耕桑为务，家家有蓄积，水旱无饥人，在任四十余年，至今庙食。”呜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义之心施诸人乎？
博古图政和、宣和间，朝廷置书局以数十计，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图》。予比得汉匜，因取一册读之，发书捧腹之余，聊识数事于此。父癸匜之铭曰“爵方父癸”。则为之说曰：“周之君臣，其有癸号者，惟齐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则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时欤？故铭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为号，及称父甲、父丁、父癸之类，夏、商皆然，编图者固知之矣，独于此器表为周物，且以为癸公之子称其父，其可笑一也。周义母匜之铭曰“仲姞义母作”。则为之说曰：“晋文公杜祁让逼姞而已次之，赵孟云“母义子贵”，正谓杜祁，则所谓仲姞者自名也，义母者襄公谓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为逼姞，杜祁但让之在上，岂可便为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为襄公为杜祁所作，然则为谁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汉注水匜之铭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则为之说曰：“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改为建国，此言元年正月者，当是明年也。”按《汉书》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窃即真位，遂以其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称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盘之铭曰“齐侯作楚姬宝盘”。则为之说曰：“楚与齐从亲，在齐砮王之时，所谓齐侯，则砮王也。周末诸侯自王，而称侯以铭器，尚知止乎礼义也。”夫齐、楚之为国，各数百年，岂必当砮王时从亲乎？且砮王在齐诸王中最为骄暴，尝称东帝，岂“有肯自称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汉梁山珪之铭曰“梁山铜造”。则为之说曰：“梁山铜者，纪其所贡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铸，为国之富，则铜有自来矣。”夫即山铸钱，乃吴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属冯翊夏阳县，于梁国何预焉？其可笑五也。观此数说，他可知矣。
士大夫论利害士大夫论利害，固当先陈其所以利之实，然于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当科别其故，使人主择而处之，乃合毋隐勿欺之义。赵充国征先零，欲罢骑兵而屯田，宣帝恐虏闻兵罢，且攻扰田者。充国曰：“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诚令兵出而虏绝不为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非所以视蛮夷也。”班勇乞复置西域校尉，议者难曰：“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盗贼，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为患微矣。若势归北虏，则中国之费不止十亿。置之诚便。”此二人论事，可谓极尽利害之要，足以为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