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湜诗皇甫湜、李翱，虽为韩门弟子，而皆不能诗，浯溪石间有湜一诗，为元结而作，其词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多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中行虽富剧，粹美君可盖。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与千年对。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先王路不荒，岂不仰吾辈。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懒。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诗乃论唐人文章耳，风格殊无可采也。
人物以义为名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义髻，在衣曰义、义领，合中小合子曰义子之类是也。合众物为之，则有义浆、义墨、义酒。禽畜之贤，则有义犬、义乌、义鹰、义鹊。
人君寿考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召侯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己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者虽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寿，竟何益哉！若光尧太上皇帝之福，真可于天人中求之。
韩文公佚事韩文公自御史贬阳山，新旧二《唐史》，皆以为坐论宫市事。按公《赴江陵途中诗》，自叙此事甚详，云：“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阁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天子侧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谣而免田祖，专政者恶之，遂贬。”然则不因论宫市明甚。碑又书三事云：“公为河南令，魏、郓、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囊罪亡，公将擿其禁，断民署吏，俟旦发，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后郓邸果谋反，将屠东都，以应淮、蔡。及从讨元济，请于裴度，须精兵干人，间道以入，必擒贼。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复谓度曰：今借声势，王承宗可以辞取，不烦兵矣。得柏眷，口授其词，使音执笔书之，持以入镇州，承宗遂割德、律二州以献。”李翱作公行状，所载略同。而《唐书》并逸其事，且以镇州之功，专归柏耆，岂非未尝见湜文集乎？《资治通鉴》亦仅言耆以策于愈，愈为白度，为书遣之耳。
论韩公文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诵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刘之语云：“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鸾风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习之云：“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赢，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又云：“公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后进之士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以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主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邪觝异，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茹古涵今，无有端涯。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栗密窈吵，章妥句适，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来，一人而已。”又云：“属文意语天出，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为唐之章。”又云：“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于灌钩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韩公，可谓尽矣。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其略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而不能救，独公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岂非参天地而独存者乎？”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治生从宦韩诗曰：“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从宦，自是两涂，未尝有兼得者。张释之以货为郎，十年不得调，曰：“久宦减兄仲之产，不遂。”欲免归。司马相如亦以赀为郎，因病免，家贫无以自业，至从故人于临邛，及归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真宗末年真宗末年属疾，每视朝不多语言，命令间或不能周审，前辈杂传记多以为权臣矫制，而非也。钱文信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笔录》，纪逐日琐细家事，及一时奏对，并他所闻之语，今略载于此。寇莱公罢相之夕，钱公当制，上问：“与何官得？”钱奏云：“王钦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与太子太傅。”又云：“更与一优礼。”钱奏但请封国公而已。时枢密有五员，而中书只参政李迪一人，后月余，召学士杨大年，宣云：“冯拯与吏书，李迪与吏侍。”更无他言。杨奏：“若只转官，合中书命词，唯枢密使、平章事，却学士院降制。”上云：“与枢密使、平章事。”杨亦忧虑，而不复审，退而草制，以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拯为枢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诰晏殊，殊退，乃召钱。上问：“冯拯如何商量？”钱奏：“外论甚美，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依旧一员，以此外人疑讶。”上云：“如何安排？”钱奏：“若却令拯入中书，即是彰昨来错误，但于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即并不妨事。”上曰：“谁得？”钱奏：“丁谓是文官，合入中书。”上云：“入中书。”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与平章事。”
按此际大除拜，本真宗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其柄乃系词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觉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怀政之事方作，温公《记闻》，苏子由《龙川志》，范蜀公《东斋记事》，皆误以为因怀政而罢，非也。予尝以《钱录》示李焘，焘采取之，又误以召晏公为寇罢之夕，亦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