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运，则五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大变，这最近一百年来，我中华国家民族，正走进了一步大恶运。此恶运则交在东西两大文化之相冲相克上。
但论运，指遭遇言，论命，指格局言。我中华国家民族，显然是一大格局，当知天下无运不成命，无命也不成运，当前的大危机，则在大家都太注重在目前的行运上，而忽忘了本身的八字大格局。你自己八字忘了，下面的一步运，谁也无法来推算。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懂得不居故常，与时消息，得意得势不自满，失意失势不自馁。朝惕夕厉，居安思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刻也不松懈，一步也不怠慢。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又懂得见微知着，所谓月晕而风，础闰而雨，一叶落而知秋，履霜坚冰至，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把握得机会，勇于创始，敢作敢为，拨乱返治，常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潜移默化，不大声以色。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又懂得反而求诸己，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只要把握得枢机，便可以动天地。
所谓枢机，则只在他自己之一言一行。若此一言一行，只要感召到另一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便可以无往而不利。所以每当历史上遇到大扰动，大混乱，便有那些稳居独善之士，退在一角落，稳握枢机，来斡旋那气运。
中国人因此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又懂得遇穷思变，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育者，趣时者也。又说，通变之谓事。通其变，使民不倦。
孔子圣之时者也，则正为他知变。他虽处周未衰世，他已然预知天之未将衰斯文。
所以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之圣人，则必然是应运而生的。应运而生便即是应变而生了。
犹忆我童时读三国演义，开卷便说，天下一治一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些话。当时有一位老师指点我，说这些只是中国人旧观念，当知如今英法诸邦，他们一盛便不会衰，一治便不会乱，我们该好好学他们，在那时，我这位老师，正代表着一群所谓新知识开明分子的新见解。好像由他看来，英法诸邦的太阳，一到中天，便再不会向西，将老停在那裹。
但曾几何时，不到五十年，连接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诸邦也正在转运了。于是五十一年后的今天，我才敢提出中国人的传统老观念气运两字，来向诸位作此一番的演讲。
但所谓气运，并不是一种命定论。只是说宇宙乃及人生，有此一套好像是循环往复的变化。有宇宙人生则永远地在变，但所变也有一限度，于是好像又变回到老样子来了，其实那才是老样子？但尽管花样翻新，总还是有限。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来归纳成几个笼统的大形式。
譬如女子服装，由窄袖变宽袖，再由宽袖变窄袖，由长裙变短裙，再由短裙变长裙般，宇宙人生一切变化，也可作如是观。
由渐变形生出骤变，由量变形生出质变，由少数转动了多数，又由多数淹没了少数，由下坡走向上坡。又由上坡转向下坡。宇宙人事之变，其实也不出此几套。
从前西方的历史家，他们观察世变，好从一条线尽向前推，再不留丝毫转身之馀地，如黑格尔历中哲学，他认为人类文明，如太阳升天般，由东直向西，因此最先最低级者中是中国，稍西稍升如印度，如波斯，再转西到希腊，到罗马，西方文明自优过东方，最后则到日耳曼民族，那就登峰造极了。他不知中国易经六十四卦，既济之后，又续上一未济，未济是六十四卦之最后一卦，纵使日尔曼民族如黑格尔所说，是世界民族中之最优秀民族，全世界人类文明，到他们手里，才登峰造极，但登峰造极了，仍还有宇宙，仍还有人生，不能说宇宙人生待到日尔曼民族出现，便走上了绝境，陷入死局呀！
接着黑格尔，来了马克思，他认为全世界人类文化，由奴隶社会转进到封建，由封建社会转进到资本主义，再由资本主义的社会转进到共产。但共产社会来到，也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般，宇宙走上了绝境，人生陷入于死局了。
即使此后再有另一种新社会出现，岂不是他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便会全部推翻吗？即使没有另种新社会出现，但共产社会既巳无阶级，无斗争，那时人类社会再不向前走一步，地老天荒，永是那样子，那时马克思复生，岂不也会闷死吗？
最近西方一辈文化史学者，才懂改变看法，也想演绎出几条大原则，描绘出几套大形式，来讲世界各民族文化兴衰的几条大路向。换言之，他们的历史看法，是像逐渐地接近了中国人传统的气运观。但他们总还是爱执着，爱具体，不能超然燕观，不能超乎象外，因此，他们总会带有几许悲观气氛，好像一民族，一文化，衰了，便完了，仍没有转身。
中国人的气运观，是极抽象的，虽说有忧患，却不是悲观。懂得了天运，正好尽人力。来燮理，来斡旋。方其全盛，知道它将衰，便该有保泰持盈的道理。方其极衰，知道有转机，便该有处困居危的道理。这其间，有可知，但也有不可知。有天心，但同也可以有人力。所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之大，而至于其兴其亡，系于苞桑之际，正如一木何以支大厦，一苇何以障狂澜，而究竟匹夫有责，所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己，鲁阳挥戈，落日为之徘徊。那是中国人的气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