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程子朱子以性为足于己，其语学则日复其初，（程子云：“圣贤论天德，盖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朱子于《论语》首章，于《大学》明明德，皆以复其初为言。）复其初之云，出庄周书，（《庄子?缮性篇》曰：“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知，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民始惑乱，无以返其性情，而复其初。”）孟子亦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岂彼以神言，此以理言，不嫌于语同而指异欤？
曰：孟子言性善，非无等差之善，不以性为足于己也，主扩而充之，非复其初也。人之形体，与人之心性，比而论之，形体始乎幼小，终于长大，方其幼小，非自有生之始，即撄疾病小之也。今论心性而曰“其初尽人而圣人，自有生之始即不污坏者鲜”，岂其然哉！形体之长大，质于饮食之养，乃长日加益，非复其仞；心性之资于问学，进而贤人圣人，非复其初明矣。形体无亏阙，故可以长大，而夭伤者失其可长大者也。赤子之心，皆有仁义礼智之端，可以扩充，而不充之者，失其能充之心者也。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而人异于物者，其性开通，无不可以牖其昧而进于明，较其材质，等差凡几。古贤圣知人之得于天有等差，是以重问学，贵扩充。老聃庄周告子释氏，谓得之以性皆同其神，与天地等量，是以守己自足，主于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问学以充之。宋儒或出焉，或入焉，故习其说者不得所据，多流于老释。读古人书，所慎尤在疑似，此亦当辨之大端也。（二十三）
问：神为形气之主宰，庄子谓：“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释氏“人死为鬼，鬼复为人”之说同此。在古人制祭祀之礼，以人运事鬼神，而《传》称鬼犹求食，及伯有为厉；又宇宙间怪见不一，愚夫妇亦往往耳闻目见，不得不惑于释氏所云。而言仙者，又能盗气于天地间，使其神离血气之体，以为有。故其言性也，即神之炯炯而不昧者；其言命也，即气之絪缊而不息者，有所指实也如是。老聃庄周告子释氏静以会夫一身，见其贵于此，莫先于此。今以形气神统归之材，而曰性可以根柢言，神可以主宰枢纽言，理则譬之中规中矩，不以神先形气，不以理为主宰枢纽根柢。老释之说，宋儒之说，指归不同而失同，何也？
曰：孔子言：“原始要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便，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成是性斯为是材以生，可以原始而知也；形敝气散而死，可以反终而知也。其生也，精气之融以有形体，凡血气之属，有主则能运动，能运动则能知觉，知觉者，其精气之秀也。人之知觉，能通乎天地之德，因行其所知，底于无失，斯无往非仁，无往非礼义矣。《左氏春秋》曰：“人生始化曰魂，既生魄，阳生魂。魂魄非也，其精气之能知觉运动也，是以又谓之神灵。曾子言”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是也。至于形敝而精气犹疑，是谓游魂，言乎离血气之体也。精气为物者，气之精而凝，品物流行之常也；游魂为变者，魂之游而存，其后之有敝有未敝也。变则不可穷诘矣。彼有见于游魂为变，而主其一偏，昧其大常，遂以其盗天地生生之机者为己之本体。彼之以神先形气，圣人所谓游魂为变中之一端耳。在老释就一身分言之，有形气；有神识，而以神识为本；推而上之，以神为有天地之本，遂求诸无形无象者为实有，而视有形有象为幻。在宋儒以形气神识同为已之私，而理得于天；推而上之，于理气截之分明，以理当其无形无象之实有，而视有形有象为拙。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荀子以礼义与性为二本，宋儒以理与气质为二本，老聃庄周告子释氏以神与形体为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礼义，宋儒推崇理，于圣人之教不害也，不知性耳。老聃庄周告子释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实害圣人之教者也。（二十四）
问：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状》云：“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庄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云：“范文正公文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返而求之《六经》。《朱子语类》，廖德明录癸辰巳所闻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见得此事尚鹘突，为他佛说得相似，近年来方打得分晓。”（癸巳，朱子四十四岁。）朱子《答江尚书书》云：“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其始盖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也，以为俟卒究吾说，而后求之未为甚晚。而一二年来，心独有所自安，虽未能即有诸己，然欲复求之外学，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考朱子慕禅学在十五六时，年二十四见李愿中，教以看圣贤言语，而其后十余年有《答何京叔》二书，意见乃与释氏不殊，信彼为有实得，此为支离，反用圣贤言语指其所得于释氏者。及五十内外，所见渐定，不惑于释氏。合观程子朱子张子皆先入于老释，究之能觉窹其非，何也？
曰：四君子皆志圣贤之志者也，其学主乎求是，故于此于彼，期在自得，不在虚名。考之《六经》，茫然不得性道之实体，则必求诸彼矣。求诸彼而其言道言性确有指实，且言夫体用一致也似神，能靡不周。（如说“性周法界，净智圆妙体自空寂。”）故朱子尝驰心空妙，冀得之以为衡鉴事物之本，极其致，所谓“明心见性”，不过“六用不行”，彼所以还其神之本体者，即本体得矣，以为如此，便混无欠阙矣，实动便差谬。在彼以自然为宗本，不论差谬与否，而四君子求是之心，久之亦如其不可持以衡鉴事物，故终能觉寤其非也。夫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遂其自然也。孔孟之异于老聃庄周告子释氏者，自“志学”以至“从心所欲不逾矩”，皆见夫天地人物事为，有不易之则之为必然，而博文约礼，以渐致其功。彼谓“致虚极，守静笃”，“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至于“道法自然”，无以复加矣。孟子而后，惟荀子见于礼义为必然，而不知礼义即自然之极则；宋儒亦见于理为必然，而以理为太极，为“生阳生阴之本”，为“不离阴阳，仍不离于阴阳”，指其在人物为性，为“不离气质，仍不离于气质”。盖不知理者，自然之极则也，视理俨如一物，加以主宰枢纽根柢之说，一似理亦同乎老释所指者之于人为本来面目。朱子之辨释氏也，曰：“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氏以神识为不生不灭。”就彼言神识者，转之以言乎理，尊理而重学，近于老聃庄周告子释氏矣。然以彼例此而不协乎此，故指孔孟所谓道者非道，所谓性者非性。增一恍忽不可得而推究之主宰枢纽根柢，因视气曰空气，视心曰性之郛郭。是彼奉一自然者之神，居此空气之上，郛郭之中；此奉一自然者之理，居此空气之上，郛郭之中也。苟知物必有则，不以则与物二视之，庶几于孔孟之言道言性者始可通。物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则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自然之极则，是谓理，宋儒借阶于释氏，是故失之也。凡习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觉，宋儒言“道为气之主宰枢纽”，如彼以“神为气之主宰枢纽”也；以“理能生气”，如彼以“神能生气”也；以“理堕在形气之中，变化气质，则复其初”，如彼以“神受形气而生，不以形物欲累之，则复其初”也。皆改其所指为神识者以指归也。（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