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宋儒尝反复推究，先有理抑先有气，（问先有理后有气之说，朱子曰：“不消如此说。而今知得他合下先有理后有气邪？后有理先有气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道理行，及此气之紧，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作理，却无情意、无制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了，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又譬之“二物浑沦，不害其各为一物”，（朱子云：“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及“主宰”“枢纽”“根柢”之说，目阴阳五行为空气，以理为之主宰，（陈安卿云：“二气流行，万物生生不怠不底，只是空气，必在有主宰之者，理是也。”）为“男女万物生生之本”，（饶仲元云：“极者至极之义，枢纽根底之名，圣人以阴阳五行阖辟不穷，而此理为阖辟之主，男女万物生生不息，而此理为生生之本。”）抑似实有见者非欤？
曰：非也，阴阳流行，其自然也。精言之，通乎其必然不可易，所谓理也。语阴阳而精言其理，犹语人而精言之曰圣人耳。圣人而后尽乎人之理，尽乎人之理非他，人伦日用尽乎其必然而已。推而极于不可易之为必然，乃语其至，非原其本。宋儒从而过求，徒以语其至者之意言思议，目为一物，谓与气浑沦而成，主宰枢纽其中，闻之者因习焉不察，莫知其异于《六经》、孔孟之言也。况气之流行，既为生气，则生气之灵，乃其主宰，如人之一身，心君乎耳目百体是也，岂待别求一物，为阴阳五行之主宰枢纽？下而就男女万物言之，则阴阳五行乃其根底，乃其生生之本，亦岂待别求一物为之根底，而阴阳五行不足生生哉？（七）
问：后儒言理与古圣贤言理异欤？
曰：然。举凡天地人物事为，不闻无可言之理者也。《诗》曰：“有物有则”是也。就天地人物事为，求其不易之则，是谓理。后儒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为之则，而转曰“理无不在”，以与气分本末，视之如一物然，岂理也哉！就天地人物事为，求其不易之则，以归于必然，理至明显也。谓“理气浑沦，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将使学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合诸古贤圣之言，抵牾不协。姑舍传注，还而体会《六经》《论语》《孟子》之书，或庶几矣。（八）
问：古人言天道、天德、天理、天命，何以别？
曰：一阴一阳。流行不已，生生不息。主其流行言，则曰道；主其生生言，则曰德。道其实体也，德即于道见之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德不在于此见乎？其流行，生生也，寻而求之，语大极于至巨，语小极于至细，莫不各呈其条理；失条理而能生生者，未之有也。故举生生即赅条理，举条理即赅生生，信而可征曰德，征而可辨曰理，一也。孟子言孔子集大成，不过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圣人之于天道至孔于而极其盛，条理的也。知条理之说者，其知理之谓矣。天理不于此见乎？凡言命者，受以为限制之称，如命之东，则不得而西。故李义以为之限制而不敢逾，谓之命；气数以为之限制而不能逾，亦谓之命。古人言天之所定，或曰天明，或曰天显，或曰明命，盖言乎昭示明显曰命，言乎经常不易曰理，一也。天命不于此见乎？（九）
问：理之名起于条理欤？
曰：凡物之质，皆有文理，（亦呼文缕，理缕，语之转耳。）粲然昭着曰文，循而分之，端绪不乱曰理。故理训分，而言治亦通曰理。理之偏旁从玉，玉之文理也。盖气初生物，顺而融之以成质，莫不具有分理，得其分则有条理而不紊，是以谓之条理。以植物言，其理自根而达末，又别于干为枝，缀于枝成叶，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气，叶受风日雨露，以通天气，地气必上至乎叶，天气必下返诸根，上下相贯，荣而不瘁者，循之于其理也。以动物言，呼吸通天气，饮食通地气，皆循经脉散布，周溉一身，血气之所循流转不阻者，亦于其理也。理字之本训如是。因而推之，虚以明乎不易之则曰理。所谓则者，匪自我为之，求诸其物而已矣。《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作此诗者，其知道乎？”孟子申之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理也者，天下之民无日不秉持为经常者也，是以云“民之秉彝”。凡言与行得理之谓懿德，得理非他，言之而是、行之而当为得理；言之而非、行之而不当为失理。好其得理，恶其失理，于此见理者，人心之同然也。（十）
问：理为人心之同然，其大致可得闻欤？
曰：孔子有言：“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此可以察理矣。夫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事为之条分委曲，苟得其理矣，如直者之中悬，平者之中水，圆者之中规，方者之中矩，夫然后推诸天下万世而准。《易》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鬼神乎？”《中庸》称“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皆言乎天下之理得也。惟其为人心之同然，故一人以为不易，天下万世以为不易也。所以为同然者，人心之明之所止也。尊是理而遂谓天地阴阳石足以当之，必非天地阴阳之理则可。天地阴阳之理，犹圣人之圣也，尊其圣而谓圣人不足以当之，可乎？（十一）
问：宋儒以气为理所凑泊附着，（朱子云：“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使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着。”）又谓理为生物之本，（朱子云：“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人与禽兽得之为性也同，而致疑于孟子。（朱子云：“孟子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知人何故与禽兽异；又言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不知人何故与牛犬异。此两处似欠中间一转语，须着说是形气不同，故性亦少异始得。恐孟子见得人性同处，自是分晓直截，却于这些子未甚察。”）今据《易》之文，证明一阴一阳即天道之实体，其为气化，未为品物，乃孔子所称形而上；乃既为品物，孔子所称形而下。然则古贤圣所谓性，专就气禀言之欤？
曰：气化生人生物以后，各以类孳生久矣；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气化言之，曰阴阳，曰五行，又分之，则阴阳五行，杂糅万变，是以及其流行，不特品类不同，而一类之中，又复不同。孔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物各成其性，明乎性至不同也。语于善，咸与天地继承不隔；语于性，则以类区别，各如其所受。《六经》中言性，统举人物之全，见于此，人物之生本于天道。阴阳五行，天道之实体也。《大戴礼记》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分于道者，分于阴阳五行也。一言乎分，则其所受有偏全厚薄昏明之不齐，不特品类不同，而一类之中，又复不同是也。各随所分而形于一，各成其性也。《中庸》首言天命之谓性，不曰天道而曰天命者，人物咸本于天道，而成性不同，由分于道不能齐也，以限于所分，故曰天命。从而名其禀受之殊曰性，因是日用事为皆由性起，故曰率性之谓道，身之动应无非道也，故曰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可、如体物而不可遗之可，君子不使其身动应或失，故虽无事时，亦如有事之戒慎恐惧，而不敢肆，事至庶几少差谬也。然性虽下同，大致以类为之区别，故《论语》曰：“性相近也。”此就人与人相近言之者也。孟子曰：“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
言同类之相似，则异类之不相似明矣；故诘告子生之谓性曰：“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明乎其必不混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以人皆可以为尧舜，谓之性善，非尽人生而尧舜也。自尧舜至于凡民，其等差凡几，则其气禀固不齐，岂得谓非性有不同？然存乎人者皆有仁义之心，其趋于善也利，而趋于不善也逆其性而不利，所谓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善乃人之性，下乃水之性，而非以善概之于物。所谓故者以利为本，出于利乃性之本然也，顺而非逆，是以利也。然孟子固专言人之性，且其所谓善者，初非无等差之善，即孔子所云相近；孟子所谓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即孔子所云习至于相远，孟子所谓梏之反复，违禽兽不远，即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宋儒未审其文义，遂彼此间隔。在天道为阴阳五行，在人物分而有之以成性，由成性各殊，故材质各殊。材质者，性之所呈也，离材质恶睹所谓性哉！故孟子一则曰，非才之罪，再则曰，非天之降才尔殊，（才、材，古字通用。）人之材得于天独全，故物但能遂其自然，人能明于必然。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又言犬马之不与我同类，是孟子就人之材之美断其性善明矣。材与性之名，一为体质，一为本始，所指各殊，而可即材之美恶以知其性，材于性无所增损故也。合《易》《论语》《孟子》之书言性者如是，咸就其分阴场五行以成性为言，奈何别求一凑泊附着者为性，岂人物之生，莫非二本哉！返而求之，知其一本，或庶几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