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学术的盛衰关系国家的兴亡，那么作为独立的学术如何和国家兴亡相联系便成了一个必然要引发出来的问题，实际上这也触及了王国维是否能坚持学术独立的问题，同时也说明王国维所谓学的真正内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王国维最后也不能完全如他早年所声言的那样追求学术独立，反而走到了以学术求治道之路。王国维用来化解二者的办法便是提出学术的“无用之用”的观点。前面曾提到过在王国维看来，美术、哲学都不是合于当世之用的，若是合于当世之用，便是有损于美术和哲学自身的价值，因此说哲学与美术不合乎世之用并不会使美术与哲学失去其自身的价值，相反，一点也不会损害美术与哲学的价值，因为美术和哲学的价值正是在于“无用之用”。通过这一无用之用，从而把学术的独立性和学术与国家兴亡的关系联系起来。实际上，我们亦可以看到，王国维早年学术思考固然有他自己对于生命忧世的考虑，同时亦有用世的考虑。
早年王国维在批评张之洞的《章程》时便指出哲学的确无用，而哲学的价值是超出人类的功用以外的，是关于人类情感的满足，一种哲学正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发达程度，但同时又认为若以功用论，那么中国古代的经学与文学亦没有价值。问题是一旦大学所教授者都是限于物质应用的学科，那么国家的最高等学府就成为手工工场，这又怎么能够振兴国家的学术呢？因此，王国维认为“余谓凡学皆无用，皆有用也”，假如“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注：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卷四，《王国维遗书》第四册。此文作于1911年，刘梦溪在《学术独立与中国学术传统》中认为此文作于1914年（见上揭刘书第101页），误把此序当作另一《国学丛刊序》（见《观堂集林》卷二十三）。）在王国维眼中，学问无中西，无新旧，无有用无用之争论，并特别指出，世人只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这样，通过无用之用把学术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相联系，王国维对于自己的文哲之学保持一种心理平衡。的确，在王国维的时代，人们所普遍关心的是实利、救国，这时来提倡无用之用的文哲之学，是要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的，尤其在民族危亡关头，提出来世之用很容易被看成是对于当时民族危机的逃遁。可是王国维并不是真的不关心世事。王国维对于学术与治道这一矛盾的化解，叶嘉莹对此作过如下评论，青年王国维“既关心世变，又不能真正涉身世务，以求为世用，于是乃退而为学术研究，以求己之安慰，及人生困惑之解答；而在一己之学术研究中，却不能果然忘情于世事，于是乃对于学术之研究寄以有裨于世乱的理想。”（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页。）
其实这种矛盾亦表现于王国维对于屈原的评论上。王曾谓世人皆谓屈原以文胜，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屈原。王认为《离骚》、《远游》等数千万言之而不足者，实际上可以用《诗经》中的十七字尽之，“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注：王国维：《文学小言》，《静安文集续编》。）这里表现出的是一种上下求索与困惑的无所归感。在《屈子的文学精神》一文中，王首先把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的理想分成二派，一是帝王派，一是非帝王派，认为前者是贵族派，后者是平民派，前者大成于孔孟，而后者大成于老子，因而二派亦可为是北派与南派。在王看来，北方派是入世派，南方派是遁世派，可是作为遁世派的南方派却又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在王看来，南方派并非真遁世派，“只是知其主义终能行于世，而遁焉也”；另一方面，南方派是“长于思辨而短于实行”，故只得“于其理想中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自得，以没齿者”。因此和热衷于政治的北方派相比，终究缺乏坚毅和坚忍；同时王指北方派是改造旧社会，而南方派是创造新社会，这正如王早年所说哲学家之创造“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样王国维是有意无意的把自己认同为南方派，也表明王像南方派一样想遁世而非真遁世也，同样有一种忧世的抱负。
认识到南方派的矛盾，又意识到屈原含悲喜剧性质的“欧穆亚”的态度，（注：关于“欧穆亚”（humor）的具体含义，可参看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14-315页；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让，1986年。）王国维只得通过强调学问的无用之用中隐含着来世之用使自己的心理得到某种安慰。这种对无用的过分夸大，也就变成了以学求道了，正是学术中含有此种道，王国维才可以在无用之用中求得安宁，这一点可从王国维对于哲学和艺术的期望中得以验证。王认为哲学与艺术所志者，真理也，而这真理是“天下万世的真理而不是一时的真理”，发现此真理亦即是“天下万世的功绩而不是一时的功绩”。同时指出，这一真理并不是与一时一国的利益安全重合，而是有所不合的，这也是此一真理的神圣性所在。（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静安文集》。）这种真理即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谓的道，反映在王国维的学术思想中便是强调求真。同时在王国维看来，如果一个学者不能认识到宇宙、天下万物之理，是很难获得事实的真相的，这样王便把求真与对人生的关注结合贯通起来。这可以说明王国维后期的古史研究中实际上是含有自己对于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的，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考证古史的学术研究。因此，王国维说，如果要知道宇宙人生者，宇宙中的每一现象，历史上的每一个事实都是有所作用的，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记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由此，可以看到王国维所说的求真实际上有两重含义：一是要获得事实上的真，一是要获得世界、宇宙人类的真理，而王国维自己的学术工作正是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这亦是“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的原因。（注：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卷四。）这样王国维最终把他的人生问题与他所从事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得出无用之用。故王国维的古史研究所走的不仅仅是单纯考证，而是希望在古史研究中寻找出一条道来，这“道”既是有关社会、政治之道，也是要解决宇宙人生问题的道。这样，王国维把困惑于近代中国知识者的一个悖论性问题：一方面是追求学术的独立性，要求学术摆脱传统社会中沦于政治及社会伦理附庸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否认学术是一自足的领域，认为学术应有助于社会、人生问题的解决，用这样的办法消解了。也正因为如此，王国维所说的真是不同于严复所说的西方学术是“黜伪而祟真”的真，严复所说的，仅仅是正所说的“真”的一种含义。（注：如果把胡适所说的学术独立和王国维的比较一下是很有趣的，胡适说学问是平等的，应力求真理而真理，“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见胡适：《论国故学》，《胡适文存》卷二，亚东图书馆，1928年。而王却说特考证小事而，这两者表现出来的心态以及对于学术独立的看法是绝然相反的。就胡适的议论而讲，已有现代学者的自我为学意识，即认识别学术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这一价值是内在的，不需要外部的价值来肯定与保证；而王国维却不然，王国维并没有把学术作为一个自足的现象，而认为追求无用之用才是学术的意义所在，实即是认为学术本身的价值需要一个外来的保证，这样无用之用已把学术的自足性瓦解了，也否定王所说的学术蚀立和学术方向的转变。因而的某种程度上，王国维没有脱离中国传统知识者把学术与政治联系起来的心态，把知识者认同为求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