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乡有杜、白二湖，实一湖也，荫田十万余亩。修筑湖堤，照亩出费。中有腰塘，亦一堤也，有是堤，则湖堤不受全湖之浪。年久失修。余屡至堤上，将议修之。相传以为昔年乃王姓专修，今王姓亦式微矣，余议募捐修之。北乡亦多殷富，事不难集也。余遍历湖上，见湖边山脚，非湖非田，不乏闲地，使开辟以成田，可得良田数十万亩。与近湖居者商，无不踊跃赞成。回署与幕友商之，幕友皆以为美举。他日至府，又与本府商之，本府亦曰：我与尔肩任其事。自府归署，即有近湖绅衿来城请示。余拟示，自诣湖边开工。库书亦随余往，以「杜白湖志」一部呈余，皆记杜、白二湖原委，自明至今历有部案，近湖者利其开田，承流者恐湖日狭，讼牍鳞积，所以屡奉上谕禁止开田。余阅湖志，谓库书曰：既有此志，胡不早呈？曰：向来衙门办事，即欲兴利，非数月不举，不知太爷何以如此其速也？余乃恍然。凡事不可冒昧，即为善亦必再思而行。至湖上谓绅衿曰：开田恐起争端，历有部案，余不知，今日阅「杜白湖志」，始知之，开田之事，应作罢论。绅衿亦无异议。
鄞县东乡地最辽阔，国初制军李卫定盐课，在城领商引，在乡曰肩引。肩引何？肩贩之引地也。明知近海地方小民岂能不食私盐，名曰肩商引，示弗与小民争利之意也，相安日久。至乾隆年间数次南巡，盐商办差捐饷，以致商人势焰日甚，各处渐改商引，更成部案。嘉庆及道光初年，地方官更艳商人之利，惟商人之命是听。宁波商人日益富盛，有子读书，亦得科名，适其房师又任宁波，而肩贩引地，商皆广列盐肆矣。民间食盐，有非自商店买者，即以食私治罪。又多设缉捕，小民骚扰难堪，屡成巨案，而省中若弗闻也。徐本府到任，东乡民以徐尚不偏袒商人，遂诉争引地。本府许以委员采勘，东乡人曰：委员无不护商者也。本府曰：我必委一不护商者。乡民曰：欲不护商，非委慈溪县不可。本府笑曰：我意亦是委彼也。余奉本府委至宁波，邀鄞县同往，鄞县伸舌曰：欲我同去受乡民闹耶？余乃一人去勘。乡民执香迎者，不可计数。回告本府曰：昔人所见者大，当永以为法也。本府曰：我与尔同详省中，苟利于民，无畏受上司批饬也。余言批饬固不畏，特恐终不定案耳。是时省中事，上宪多商之首府，首府不以余与本府所详为然。余曰；商人侵占肩贩引地，事实昭然。现在民日多，户日穷，此肩贩地方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日久慝作，事不可知也。首府笑曰：尔有力能更部定案耶？余曰：恐众怒不可犯也。而案终不定，遂贻他日之忧矣。
九月，新委慈溪县来云，新任抚宪吴甄甫先生已到，禀辞时，抚宪为彼言，自江西来，沿途闻人言余做官甚好，海盐县缺原非我委，然既委矣，必速赴任，好办冬漕。余乃交篆，赴宁波，辞道府。时本道咸亦新放，见慈溪绅衿公呈，谓余曰：地方百姓既留之，省中何必调往别县。余又至府，因本府办事，常以民情为念。余谓其幕友曰：今将别矣。幕友言之本府，本府曰：为我乃其本府耳，若论为人，我犹当师事彼也，而乃谓我为师乎？余回署，布置回省。合县知余借解奏销银尚未还原，皆谓慈溪美缺，而反借账难完，于心亦有不安，乃共商各送程仪，合成二三百金。夫以慈溪之富，而仅能二三百金者何也？以余前任乃以场官而捐升知县，初任慈溪，欲做声名，民亦称之。次年进京引见，共送盘费万余金。乃回任后，县之殷富家妇人赌钱，佣妇抽头，有一家妇人输钱太多，克扣佣妇头子。佣妇谋之讼师，讼师嘱其将每日几人集赌，输赢若干底账一本呈控到县，账上某家某家注写明悉，共有多少妇人，前任执账要传殷富妇人当堂问供。富室丑之，托人言明，县不差传，送银数万入署。富室叹曰：今而后，知官之不足与言相好也！是以馈余程仪只二三百金也。然自余观之，卸事之官，尚肯馈送二三百金，岂可谓其少乎。
余至省，先见首府。大约吴大人初到浙，力求整顿吏治，每见属员，必问及地方事务，言词之际，多有挑剔。首府先主一省之事，至是亦屡受挑剔也。问余上院未，余言须俟明日。即戒之曰：
甚[慎]
勿多言。次日上院，随同寅共七、八人见抚宪，非惟无一语挑剔，并笑容可掬。有见过曾受挑剔者，出而讶曰：抚台今日胡为如此和平？皆对余笑曰：或者今日托尔之福也。至午后，抚台即着人唤余入署，谓之曰：我亦知海盐缺苦，收漕在即，宜速去，先收民心。余遂将近日漕务一切弊端，细细言之。抚台曰：浙省弊坏非一日矣，我昨犹嘱藩司，谓牛已被人牵去，我与尔尚在此拔桩！
我巳预知藩台之被参矣。
又谓曰：尔到任，将地方情形详悉禀明，有可代尔为力之处，我必行之，速去！余遂禀辞赴海盐任。抚台不许上司荐朋友，余至臬司衙间禀辞，臬司荐一小席，余已收之矣，其门丁犹呼喝谓号房曰：大人问所荐师爷如何？余笑应曰：抚台云不准荐朋友。其实余已延定。
海盐漕共五万有零，原定收米，其后漕丁运费，渐索之州县。州县收米，在先不过加收耗米，至于索费以后，折色之名由是而起。州县既有折色，而漕规之名于是兴。余昔坐书房时亦闻有漕规之说，不知海盐漕规之弊乃有如此之甚也！其自粮道、帮官、旗丁、委员及各衙门所荐收粮朋友，皆有漕规，犹曰此官场中漕规耳，乃海盐则更有绅户、衿户、讼户等名目：绅户者，出仕之家也，绅户出米，每担并不交足一担；衿户，生监之家也，每担仅交足一担；讼户，从前有讼至县，县不能治，于收漕时许交本色米几担，后遂为例。所以每临收漕，县署必有人报盗案、贼案者，若非立时往勘，以究虚实，亦非交本色米若干担不休。讼户交米，或一担加一斗，或一担加二斗不等，而漕粮非一担收至两担以外，不能运到京师；旗丁又于每年收县帮费之外，又收民间折色米三、四千担。余问前任曰：收我帮费足矣，又收我折色，何也？前任曰：此亦明知而不能解者也。余又问曰：闻举人包米一百六十担，副榜八十担，尚不在绅、衿、讼三户之列；海盐县正副榜若干，合之三户，岂复尚有折色？前任答曰：海盐之漕，所以不可办也。余乃与先兄商曰：既临火坑，岂能不跳？各色本米相习日久，猝难更移。我想旗丁既要我帮费，又收我折色，我总可与之讲理。况旗丁需钱甚急，我若年内宽予以钱，此项折色总可收之归县，但必年内广为筹款。先兄至省筹款。余一面将地方情形禀明抚宪，谓日前出示观风，嘱其衣冠而至，尚无违背，可见士习尚可转移；士习可移，则民风可易，来春漕事，纵不能大有起色，当可不致误漕。抚宪回信云：上不掣尔肘，尔可放胆以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