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时，内官张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宣宗命斩于都市，枭首以殉。
宣德二年冬，礼部奏：“永乐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愿出家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额外不许滥收。俟五年后考试，如果精通经典，给与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请给者，多系额外滥收，且不通经典者多，请如例悉遣归。若系额内之数，亦待三年，考试给与。”从之。
宣宗因与侍臣论刑法，曰：“汉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观《明堂针炙图》，禁鞭背，皆后世仁政。文帝培植汉之国脉，太宗肇启唐祚，享国长久，有以哉。”
宣宗曾制《帝训》二十五篇，曰《君德》、曰《奉天》、曰《法祖》、曰《正家》、曰《睦亲》、曰《仁民》、曰《经国》、曰《勤政》、曰《恭俭》、曰《儆戒》、曰《用贤》、曰《知人》、曰《去疾》、曰《防微》、曰《求言》、曰《祭祀》、曰《重农》、曰《兴学》、曰《赏罚》、曰《黜陟》、曰《恤刑》、曰《文治》、曰《武备》、曰《驭夷》、曰《药饵》，言质事实，皆为理之大要。亲序其首，复题其后，惓惓欲后世子孙服膺斯训。若为人主者，时置一册于坐侧，甚为有益。
宣宗尝谕兵部侍郎王骥曰：“近闻南京运送诸物者，每船所装，皆未及半，而经过之处，一体添拨军夫接送，虚劳人力。令襄城伯李隆及南京工部、都察院、锦衣卫各委官监视，凡有运送，务令满载，若仍踵前弊，具奏罪之。”
宣宗尝谓诸大臣曰：“致理之道，莫先于广言路。盖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谓明主视天下犹一堂，满堂饮酒，一人对隅而泣，则一座为之不乐。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妇不得其所，实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讳，言或激切，亦其心发于忠。若以其言激切而弃之，孰肯进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闻，庶几有补于治。”
宣宗闻广东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矿砂，煮之可得白金铅锡，请官开冶。命巡按御史同三司官开验，每砂百斤，炼银四钱、铅二十斤。因谓尚书夏原吉曰：“朕料铅砂之烹，所得无几，若果有银利，置冶烹炼，岂待今日？彼小民或窃取以求毫末之利，无足怪，朕已宥之不问。其令有司悉填坑洞，国家之利不藉此，民亦免逐末之弊。”
宣宗闻山西饥民流入河南者为有司军卫所捕逐，谓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民饥流移，岂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饮食、居处、医药，皆为区画，山林河泊之利，听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余万人。今乃驱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县官加意抚绥，发廪给之，随所至居住，敢有逐捕者罪之。”
宣宗闻太医院奏尚衣监用辟虫香二万斤，乞遣人福建等处收买，曰：“此非急务，不必遣人。且香药安用许多？可减其十之七。”
宣德时，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继败。宣宗乃作《酒谕》，其文曰：“天生谷麦黍稷所以养人，人以曲蘖投之为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国用。《书》秬鬯二卣曰明禋，《诗》既载‘清酤赍我，思成以享’，祀神明也。‘厥父母庆，洗腆致用酒’，以事亲也。‘岂乐饮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维醹，酌以大斗’，‘酾酒有衍，笾豆有践’，燕父兄及朋友故旧也，皆用之大者，酒曷可废乎？而后世耽嗜于酒，大者忘国丧身，小者败德废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仪狄戒甘酒，成汤至帝乙罔敢崇饮。文王、武王戒臣下曰‘无彝酒’，曰‘德将无醉’，曰‘刚制于酒’，孔子言‘不为酒困’，又礼有一献百拜，然则酒曷为不可有哉？夫非酒无以成礼，非酒无以合欢，惟谨圣人之戒而礼之率焉，庶乎其可也。”
宣宗尝谕吏部兵部臣曰：“今后凡中官传旨，除授官员，不问职之大小、有敕无敕，俱要覆奏明白，然后施行。”
宣宗尝问侍臣历代户口盛衰，侍臣等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之，汤始受命，视禹时不及。及纣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视汤时又不及。成、康致理，遂多于禹时。春秋战国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汉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数年问，天下之众亦减其半。昭帝罢战务农，至成帝初，户口极盛。东汉承王莽之后，率土之民，十才二三，明、章之后，天下无事，人口滋殖。三国、六朝疆宇分裂，所存无几。隋文节俭，大业之初，户口极盛。炀帝荒淫，役人以百万计，丁（丁香书院小说）男不足，役及妇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为盗。唐贞观以后及于永徽，户口日增，至开元极盛。安、史之乱，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后，自太祖至神宗，户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荡，所存者东南之民。此历代户口之大概也。”
宣宗曰：“户口之盛衰，足以见国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观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知悔过，炀帝遂以亡国，玄宗至于播迁，皆足为世之大戒。”
宣宗尝敕守边诸将严固备御，曰：“毋谓已安，虽安不可忘危，防边之道常如寇至，则寇不至，昼夜顷刻不可怠忽。凡寇之能为人患者，率窥伺间隙，乘人之不虞，慎之慎之。”
洪武中，赐朝鲜国王九章冕服，陪臣一等者比朝臣三等者，得五梁冠服。宣德初，其王言世子冠五梁与朝臣等，乞为定制，乃命世子冠六梁。
宣宗尝召学士杨溥，从容谕曰：“沧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饬，所以克致太平，号称明良。若为君者不资于臣，为臣者不赞辅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然比来臣下往往好进谀词，令人厌之，卿亦宜勉辅朕于善道。”溥对曰：“臣受国厚恩，敢忘报？”称曰：“但觉朕有过举，直言无隐，是即为报也。”溥顿首曰：“自古直言非难，而容受直言为难，陛下乐闻忠言如此，臣等敢不尽心。”
仪宾庆贺行礼，旧五班次。宣德时，始以宁王言命各以品级序于同等官员之左，遂为定制。
宣宗闻浙江所属府县缺官数多，谕吏部曰：“庶官所理皆民事，郡县亲民事，尤切要，久旷可乎？自今内外大小职事有缺，皆须早除，勿致废事。”
宣宗览梦卜求贤之说，顾谓侍臣曰：“君臣相遇，岂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贤傅未得，说筑傅岩，虽有致君泽民之志，不能自达，一旦得于梦寐间，遂相与讲学论道，而功被当时，名垂后世，诚千载奇遇。由此观之，人君诚心求贤，固无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猎遇太公，亦岂非诚心相感？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盖天佑国家，必生贤哲为之辅翊。高宗思道之心，盖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后可以梦言；有傅说之贤，然后可以为相。若汉文以梦得邓通，光武以谶用王梁，岂不误哉！”
宣德间，兵部尚书张本奏：“驿马之设，本以飞报军机重务，今在外，凡有符验官司及镇守官，每以常事泛滥给驿，皆宜禁止，请令年终各具一岁给驿起数、及所干事务、所差人员，造册奏闻，以凭稽考。”从之。
德州民奏，本州路当冲要，每遇军物，官船经过，例给丁夫，而督运者多不守法，威逼有司，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后者踵至。本处丁夫不敷，有司无计，或执商贩行道贫人补足其数。督运者中路逼取其赀，无赀者至解其衣而纵者，有为所逼迫不胜而赴水死者。在船军士，本用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载私货多于官物，沿路发卖，率以为常。乞敕所司禁约。奏下行在兵部，兵部奏：“请自今运物船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预置木牌一，大书本船军夫数目姓名，有急运应增者，上水不过七人。所司给与印信帖子，大书所增贴于牌上，以牌竖于船头，所过有司如牌所增给之。下水不给，违者许被害之人及有司指实以闻。仍遣内外官不时沿路搜检私载物货究治其罪，庶使小人知所警惧。”从之。
宣宗因言者言近来风宪多怀顾忌，少有敢言，请降敕勉励，以开言路，因谓右都御史顾佐等曰：“朝廷立法，凡诸司官员及百工技艺之人，皆许言事，况风宪官职当言路，朕所倚信者，岂可有所顾忌？尔宜以其职喻之，若当言不言，以失职论。”
宣宗与儒臣论汉、唐诸君曰：“汉武好大喜功，海内费耗，末年能惩前过；玄宗初政，有贞观之风，久而恣欲，疏忠任邪，遂致祸乱，窜身失国。武帝犹为彼善于此。”又曰：“善心生则明，欲心生则暗。武帝以田千秋为贤，玄宗以李林甫为贤，此治乱所由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