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肯吉先生的办公室，他便对我们说，我们应该到杰利比太太家里去过夜，接着又转过身来对我说，他认为我一定知道杰利比太太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先生，”我答道。“也许卡斯顿先生——或是克莱尔小姐——”
可是，不，他们根本不晓得杰利比太太是个什么人。
“真一的!”肯吉先生说话的时候，正背靠炉火站着，瞅着那块满是尘土的炉边地毯，好象能从那上头看出杰利比太太一生的经历似的，“杰利比太太是一位性格非常坚强的女士，完全献身给社会了。她在不同时期，热心研究过种种不同的公共问题，目前(在没有别的事情引起她注意之前)正致力于非洲问题}她的目的是为了普遍种植咖啡豆—一也是为了栽培当地的土着一为了使本国过剩人口在非洲河流两岸得以安居乐业。我想，贾迪斯先生是非常看重杰利比太太的，因为，凡是大家认为是有利于公益的事情，他都乐意帮忙，慈善家们也常去找他。
肯吉先生整了整领带，然后又望着我们。
“那么杰利比先生又是个什么人呢，先生?”理查德问道。
“啊!”肯吉先生说，“杰利比先生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我只能说他是杰利比太太的丈夫。”
“那就是说，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喽，先生?”理查德说着，做了一个鬼脸。
“我不想这样说，”肯吉先生一本正经地答道。“当然，我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我对杰利比先生一点不了解。据我所知，我从来也没有机会认识杰利比先生。他可能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可是他，简直可以说是被他太太的更出色的才气盖罩了。”接着，肯吉先生又告诉我们说，在这样一个晚上到荒凉山庄去，路途很远，天色很黑，一路上也很无聊，尤其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因此贾迪斯先生才作出这个安排。明天一早就有马车到杰利比太太家，接我们出城。
他摇了摇小铃，那位年轻先生就进来了。肯吉先生管他叫格皮，问他萨默森小姐的箱子和其他行李“送到”了没有。格皮先生说，已经送到了，而且还准备好一辆马车，随时可以送我们走。
“那么，”肯吉先生边说边和我们握手，“最后让我来表示，我对今天法院所作的安排(再见，克莱尔小姐!)感到非常满意，我非常希望(再见，萨默森小姐!)这个安排在各方面都能给每一个当事人(卡斯顿先生，有缘和你相见，十分荣幸)带来快乐、幸福和好处。格皮，你送他们平平安安地到那里去吧。”
“格皮先生，‘那里’是指什么地方呀?”我们下楼的时候，理查德问道。
“不远，”格皮先生说，“你知道不，就在泰维斯法学院附近……
“我不知道在哪里，因为我刚从温彻斯特来，对伦敦不熟悉。”
“就在那拐角的地方，”格皮先生说。“我们只要拐过法院小街，顺着荷尔蓬大街往前走上四分钟就到了。小姐，你瞧，这不就是伦敦的特色吗?”他好象是因为我的缘故而喜欢这一特色似的。
“这雾确实很大!”我说。
“不过，我相信，这对你没什么影响，”格皮先生一边说，一边把踏板收起来。“从你的神情看来，小姐，这雾似乎反而对你有好处呢。”
我知道，他恭维我是出于好意，因此，当他关上车门，爬上赶车人的座位时，我就觉得，刚才自己脸红实在可笑，于是我们三个人都笑起来，都说我们是那样没有阅历，而伦敦又是那样奇怪；最后，我们穿过一个拱道，来到了目的地。那是一条窄窄的、两旁都是高大楼房的街道，看起来好象一个长方形的水槽，里面装满了雾。一小群慌慌张张的人——其中主要是小孩——聚集在我们停车的那个房子前面，那房子的门上有一块变了色的铜牌，上面刻着“杰利比”的姓氏。
“别害怕!”格皮先生向车窗里望着说。“杰利比家的一个小孩，把脑袋夹在地下室前边的栏杆中间了!”
“噢，可怜的孩子，”我说，“请开开¨，让我下车!”
“请你当心点儿，小姐。杰利比家的小孩可淘气啦，”格皮先生说。
我向那个可怜的孩子走去。我从来也没见过这样脏的一个小可怜；我发现他的脖子卡在两根铁栏杆中间，他又着急叉害怕，在那里大声哭着。这时候，一个送牛奶的和一个地保，好心好意地揪住他的两条腿，打算把他拉出来，因为他们两个都认为，这样一来他的脑袋就可以压缩一些。我安慰了他一番以后，发现他是个很小的孩子，天生一个大脑袋。我想，他的脑袋能过去，他的身子也许就能过去；于是我跟他们说，要搭救他，最好还是把他的身子向前推。送牛奶的和地保非常赞成这个办法，便使劲地推，当时要不是我揪住那孩子的围涎——理查德和格皮先生这时也从厨房跑到下面地下室门前那个地方，准备他掉下来时接住他——他很可能被推到下面去呢。最后，他平安无事地脱了险，但紧接着，他又疯也似地用一根滚铁环的钩子打起格皮先生来。
除了那个穿木套鞋的女人，看来没有这个房子的人；那女人刚才一直在下面用笤帚揍那孩子，我不知道她那样做是为了什么，我想，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吧。因此，我以为杰利比太太准不在家；可是，等到那个已经脱掉了木套鞋的女人在过道上出现，领着婀达和我上了二楼，来到背街那边的一间屋子通报说，“杰利比太太，有两位小姐找你!”我这时实在觉得奇怪。我们上楼的时候，又碰见了儿个小孩，在黑暗的地方免不了要踩着他们。当我们来到杰利比太太面前的时候，有一个可怜的小东西，正轰隆轰隆地滚下楼梯——听起来，好象是一直滚到楼底下了。
那个可怜的孩子每滚下一级，就磕一个响头，记录下自己的行程。后来，理查德说，除了着地那一下不算，他一共数了七下。这时我们不禁流露出不安的神色，可是杰利比太太却毫无反应，泰然自若地接待了我们。她的个子很小，但是长得丰满、标致；大约有四五十岁，眼睛很漂亮，尽管有一种奇怪的习惯，似乎老是望着遥远的地方，好象——我又要引用理查德的话了——那双眼睛看不见比非洲更近的东西似的
“有机会接待你们，”杰利比太太用一种动听的声调说，“实在荣幸。我非常尊敬贾迪斯先生；凡是和他有关系的人，我都竭诚相待。”
我们表示了谢意，随后就在门后一张瘸了腿的破沙发上坐下来。杰利比太太长着一头秀发，但因为过分操心非洲的事务，所以没有工夫去梳理它。刚才她起来迎接我们的时候，她那条随手披在肩上的披巾，就掉在椅子上了。她转过身重新就座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她的衣服在后背上合不拢，开口的地方用紧身褡的带子交叉地穿起来，很象凉亭上的格子。
房间里到处都是乱纸，一张大写字台占去了大半个房间，写字台上也撒满了纸。我必须说，这屋子不但很乱，而且很脏。我们的眼睛不得不注意到这些，尽管我们的耳朵当时还得倾听着那个滚下楼梯去的孩子；我想，大概是滚到后面的厨房里去了，那里似乎有人在堵着他的嘴，不让他哭。
但最使我们惊奇的是，一个面带倦容和病态而又相当标致的姑娘坐在写字台旁，咬着鹅毛笔的羽毛，目不转睛地瞅着我们。我想，从来没有人会象她那样弄得浑身都是墨水的。而且，从她那乱蓬蓬的头发到她那双小巧的脚——那双脚由于穿着一双已经磨掉了后跟的破烂的缎面拖鞋而显得难看了——她身上不论穿的戴的，从别针数起，好象没有一件象个样子，穿戴得是地方。
“亲爱的，你们看见我，”杰利比太太说着，把两个锡烛台上的办公室用的大蜡烛的烛花剪了剪；蜡烛在屋子里散发着蜡油燃烧的强烈气味(炉火已经熄灭了，炉子里只有一堆炉灰、一捆劈柴和一根捅条)，“亲爱的，你们看见我和平常一样，忙得不可开交；可是你们一定会原谅的。目前，非洲的规划占了我的全部时间。我必须和全国各地那些关心自己同胞的公众团体和个人通信。我可以高兴地说，这项规划已经有了进展。我们希望，到了明年这个时候，会有一百五到二百个人丁兴旺的家庭，从事咖啡种植，从事教育尼日尔河左岸伯里奥布拉格的土着。”